这时，二姐在电话局，已跟着她的老班长调到了西局，西局在西单北大街，老西单商场斜对面。二姐从南城搬到西城，在丰盛胡同中间北面小巷里（现今全国政协礼堂东面），租了一间西厢小房，不足10米，那是一座狭长的三合院。房主人家似是人口不少，每逢假日热闹非凡，出入总有十几个人。常见的有一位管家的老奶奶，一个外甥女，男主人的衣着外貌，则出我意外。先说外表，他中等个儿，一张狭长的脸、蒜头鼻子、招风耳、雷公嘴、大背头，右额上有个铜钱大的伤疤，左眼睛是个假玻璃珠，右眼总是瞪着瞧人，让人觉得既诡谲，又凶狠。那时我武侠小说看多了，总把这个房主人和那些邪恶人物，如“独眼龙”之类联系在一起。我对他没有好感，他对我印象也不佳。二姐嘴甜，出来进去，叔叔、姑姑（因为老奶奶是男主人的姐姐）不离口，“独眼龙”对她还能假以辞色，对我则永远是阴沉着脸。回到这个院子里来我真是发憷，因为二姐如不在家，开门的总是他，那冷脸子实在让人心烦。有时我只好推着我那辆破自行车在门口等，或者二姐回来，或者有人叫门或开门，我“乘机”而入。这所大院子早晚都是“独眼龙”和他外甥女的天下。这外甥女是他妹妹的女儿，父母双亡，来投奔舅舅和大姑的。胖胖的、白白的，比我大几岁，但比我矮多了。一脸的傲气，凡人不理。我看假日相聚的那些表哥表姐们，也不大喜欢她。可他舅舅喜欢她，可能还超过那些子女。他早晚教这外甥女练掌、练剑，欢声笑语，旁若无人。这一家的子女，不跟父亲一块生活，平素也不来。常住的这三口人也无所事事。在那黑暗的年代，这样的人家是少有的。我总怀疑他是所谓“黑道”上的人，发了横财，隐居在北平的。这是我的遐想，而二姐却看出，这“独眼龙”和外甥女的关系不大正常。嘱咐我要小心，不要招惹他们，是那位姑姑答应租给我们房的，我看住不长，能凑乎一天就是一天。这里离电话局近，二姐上下班只10分钟路就走到了。可白纸坊印刷厂离这“独眼龙居”实在太远了，我拼命骑快车，也得一个钟头。我那辆破车，是表哥让给我的，很便宜，却不耐用。正像一位相声艺术家所描绘的那样，除去铃不响，没有不响的地方。更使我无可奈何的是，我骑它三天，去工厂刚到陶然亭后车胎就爆了。里带可补，外带就只能加一块旧外带卡上，这样，其实也维持不了多久。为此，我经常因为坏车耽误了上班时间，而白纸坊却是上班时间迟到五分钟，厂门就已关闭，这一天的工就算泡汤了。一个月我总有三四天这样误工了，车间工头不高兴，连顾师傅都皱眉头了。我只好冒着“招惹”“独眼龙”的危险，早晨五点钟就让二姐开门送我走。果然，“独眼龙”怪我们吵了他的早觉，让我们搬家了……
在白纸坊上班，这学徒工虽挣不到多少钱，但也像二姐一样，每月可以领到半袋白面，去了我一个吃口，又有了这样的收入，家里的生活是有了改善了。妈妈心疼我们，不肯把白面全拿走，总是放下10来斤留给我们吃。二姐吃得很少，又尽着我吃，说我在长身体，活儿又累。其实，她哪知道，就她烙的那张大饼，三张我也吃得下。生活虽然过得很苦，我总觉得，比起白纸坊的大多数工友们，我算是吃得上饭的，多少人面有菜色，靠白纸坊的这份工不能养家糊口，还得靠超时地卖苦力。就是这样，还是时常听到，哪个工友的孩子没钱看病，死在家里了；哪个工人倒在路上再也没起来。白纸坊虽是“现代化”的机器，但机器都是小日本的破烂狗剩儿，弄到中国来折磨工人的。我想，这是工友们太恨日本鬼子的想象，像我们电机车间的破烂货，顾师傅就说：鬼子才舍不得漂洋过海运它呢，这还是过去留下的旧机器，他们凑乎用罢了。机器常坏，而每天工作量不能完成，工人们只能加班。名为八小时，实际上哪天都得加班、加点超过10个小时。有一次，这破机器的钢印板真跳出了一块，把工作台都砸碎了一角，大家都及时跳开了，顾师傅的脸煞白。我当时正去领纸，不在机器上。顾师傅警告我，上机时一定要有准备，谁知道这修不好的破玩艺儿什么时候出毛病，它若砸在脚上，那一辈子就完了。
经济上的残酷剥削是明显的。工人们是在半饥饿的状态下替他们印钞票，而印出来的钞票，又是用作掠夺人民财富和果实的“代用券”。1956年，我申请入党时，我的一位领导看了我的自传，曾说过，他受过那么多苦，还做过产业工人，怎么觉悟得那么迟！我当时是很同意这个看法的。只不过，那时我只有15岁，而且，只受了小学教育，还是沦陷区的奴化教育，不仅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共产党，就连八路军的名号也没听说过。白纸坊是否有党的活动，我也不清楚。只记得，厂里出过一件事，使得门卫加紧了盘查和搜身，显得非常紧张。工人们私下里议论，有人说，是有人偷了印票，被搜出来了，也有人说是那边有人潜入了工厂，准备搞“破坏”，不过，这里所说的那边，也指的是国民党那边。我想，就是有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日本鬼子也不敢声张。
白纸坊八个月的工人经历，使我结交了几位称兄道弟的好友，虽非真的结拜，却友谊长存。特别是验收车间的吴世斌大哥。我说过，同电机车间联系比较密切的，一个是发纸的车间，一个是验收的车间。电机车间的小徒工，没上机前，就先干这领与送的活儿，上机以后也要轮流干这个活儿。世斌大哥就在验收车间工作。他们的工作比较轻松，大都外有“兼职”，来自市井九流，未免多了一些油滑乖戾之气。有些人对电机车间送来的印钞成品，时作刁难，尤其是小徒弟，常有恶作剧。他们花样儿又多，骂人不吐脏字，直到弄哭了我们，他们才开怀大笑。本来送验纸钞成品，已经本车间查验，定质定量，按程序进行，一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有人看你不顺眼，故意找茬儿，就耽误了你的时间，你除去忍气吞声，说好话哀求，一点辙都没有。我初去时就碰见这样的“哥儿们”，看我长得像杆竹竿儿，说话又有点腼腆，合了他们的口味，碰上他们来收你送来的“成品”，又不在他们忙的时候，你就甭打算轻易离开了。而要是到了世斌大哥这一组，他就会出面解围。或者是说两句，这孩子刚来，还不熟悉，别难为他了。或是看见我来了，老远就打招呼让我到他那里去验收。一来二去，很自然地产生了好感，休息时也愿意去找他，和他比较接近，还有一位刘兄、杨兄，还有一位验收车间刚来的比我还小的小徒工名高宝珍，日子一长，就彼此称兄道弟起来，吴兄为长，大家都叫他世斌大哥。刘二哥为人和气，整天笑嘻嘻，很招人喜欢。他是外乡人，可惜相处不久，他就生病回家，再也没有能回来，我离开白纸坊，才听说他已去世。杨兄则是北平市郊人，居住在管庄和定福庄之间的小村里。在我们中间他可能是个富裕户，村旁有土地，家有父母妻儿，只在农忙时请几天事假。家庭生活美满。我不知他在土地改革中间，划的什么成份，可能不是地主。1953年我从山东回北京时曾见过他一面。他牢骚满腹，已离开白纸坊，说是为了经营菜园子，土改时被人分走了一亩菜园，生活大不如前了。我没好意思问他定的什么成份。但据我估计，最大也不过是个富裕中农，那也是因为他父亲的缘故，因为他十几岁就在白纸坊做工人，到那时也有十几年了。小弟高宝珍，后来可能去了电机车间，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劳动积极分子，50年代初，曾因工伤残，消息登在全国性报纸上，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曾亲自去医院慰问，我那时正在山东大学中文系上学，很为他感到自豪。改革开放的80年代末，我由人民日报社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正是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的部下，宝珍也已退休，对花卉种植很有心得，做了一家花卉公司的董事，而高部长也是白纸坊出身，我们有了联系，我曾应邀参观过他主持的花卉展览。
自然，这段时间给我影响最大的是世斌大哥，他的忠厚为人，正直做事，都是我们这些小兄弟的榜样。不过，他的祖传“世业”和专门手艺，并不在白纸坊，而是扎搭红白喜事的大棚。只是传到他这一代，日本鬼子来了，他这“世业”倒变成了副业。那原因恐怕是大办红白喜事的人家少了，一般人家门口有一大班吹吹打打，已是奢侈了，谁还能有搭大棚的排场。世斌曾和我谈过，这祖业败在他手里了。他不善经营，除去熟人，他揽不到活儿，现在竹席又贵，每次扎搭，总得坏不少，干赔本，不如把这套家伙让给别人（即卖出），也省心，可直到我离开时，他还没有卖。世斌没有多高文化，大概中学也没毕业，但他有自己的“道德文章”，时常和我讲：要正直为人，认真做事，就不怕邪鬼上门。还说：小日本鬼子尾巴长不了，我不信他那个大和民族能消灭得了我们大汉民族。宋哲元会打回来的。其实，这不只是世斌个人的糊涂认识，就连我当时也不知道蒋介石的名字，以及他是干什么的。我佩服的是世斌的身体力行，说到做到。不过，在那做亡国奴的时代，正直为人，也阻挡不住邪鬼上门。在我离开北平以后，世斌和我那位大嫂，就受到伪官僚的欺辱，使得他们不得不躲起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世斌的正直为人，认真做事，才真正得到了发扬——50年代末，他已是清河毛纺厂的党委书记了！
“独眼龙”屡次逼迫搬家，终于二姐也一筹莫展了。租房租不到，我上班又太远，电机车间跳板事件又给妈妈留下了“恐怖”。这时二姐恰好接到了石家庄朋友哈墨农的邀请函，说石家庄市要成立市教育馆（即图书馆），聘他做馆长，他一时找不到助手帮他管理，想请二姐去帮一二年忙。并说工作不紧张，有利于她的业余写作（那时二姐喜欢业余写点小说、散文），她曾去石家庄电话局帮助工作，在《石家庄日报》上发表过作品，墨农就是那时认识的文友。二姐实在舍不得她的“铁饭碗”，也不情愿离开北平，就以我说事，说有个小弟在工厂工作，他一个人在北平不能生活。不料墨农兄回信说，如果小弟愿意，他可以一同来，教育馆正缺个图书管理员。妈妈听说这件事，当然力促成行。二姐无奈，只能恋恋不舍地辞去了她的话务员的职务，我不知道这异地会给我带来什么，也难舍顾师傅和世斌大哥的友情，但他们却都为我的新工作而高兴，尤其是顾师傅，他像是特别高兴，还请我吃了一顿饭，临别时说：“小伙子，好好干，也许那里更适合你呢！”我则觉得告别“独眼龙”那张诡谲的冷脸子，却是幸甚、幸甚的事！
八个月的所谓“产业工人”的生活，因为以上的经历种种，确实没有给我形成“阶级觉悟”，白纸坊也不受哪个资本家的“剥削”，这里只有日本鬼子的压迫和奴役。
五、流落石家庄
石家庄，当时被改名为石门市，日本侵略者正在把它“开放”成一个新的城市。它是正太和京汉铁路交会的通道，也该是日本鬼子延伸它侵略魔爪的咽喉和枢纽。他们很重视它的位置，在这里开设了不少纺织厂，有重兵把守。但到了1944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如冀中平原、晋察冀、晋冀鲁豫，已遍布它的周围，是抗日战火燃烧得最为猛烈和辉煌的地区。徐光耀的名作《平原烈火》、梁斌的《烽烟图》，以及冯志的《敌后武工队》所描绘和歌颂的根据地人民在惨烈抗争中的英雄业绩，就都发生在这块土地上。1944年春天我们到了石家庄，其时已是日本鬼子苟延残喘的末日。我们虽然并不知晓周围的变化，却也能感受到一点他们统治的无力。市区已少见鬼子兵的踪影，据说他们都龟缩在周边的军营，很少出来活动。
这个石门教育馆，在我的记忆里，是在二马路南一个小胡同尽头的一座院落里。那气派简直连通州教育馆都比不上。它是一个狭长的两进的院子。前院是没隔扇开的相当于五间的大屋，即教育馆的图书阅读室，室内设置虽是新的，却很简陋。四周都是书柜，中间是三张条桌连接起的书案，铺着白桌布，两边条桌上摆着几份报纸，周围排列着十几把木椅。屋子东北角摆着一张隔案和一把椅子，算是借阅台。前院还有东西六间房，东面有一间馆长办公室，那两间原是空房，后来变成业余话剧团团长郑哀伶的宿舍，西面三间，一间是二姐的办公室，一间是我们两个的宿舍，一间是仓库。后院南房与北房对称，挂着臭名昭著的“新民会”的招牌，不见有人来往，只有一个姓张的东北人“常驻”。想来，这所谓“石门教育馆”，不过是伪市政府的一个“摆设”，馆里无任何管理教育的设施，只有一个图书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