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寓批判于“志怪”之中——《聊斋志异》的思想艺术特色之一
鲁迅之所以把《聊斋志异》列为清代小说的“拟古派”的代表作，一方面当然因为它是文言体，而当时口语体的平话、章回小说早已十分流行；一方面它在体裁上用的是“志怪”、“传奇”，而这两种体裁都还是中国小说早期发展的形式。所谓“六朝志怪”、“唐宋传奇”。何况“《聊斋志异》问世后，风行约一百年，这期间模仿和赞颂它的非常之多”。因此：谓之“拟古派”，是非常恰当地说明了它的特点。
“志怪书”本源于“巫多说鬼”。鲁迅说：“秦汉以来，其风日盛，到六朝并没有息，所以志怪之书特多。”（《中国小说史略》）自然，到了蒲松龄的时代和蒲松龄的笔下，那人与鬼的“交通”，却是更密切地联系着现实的社会与人生。蒲松龄在《同毕怡庵绰然堂谈狐》一诗中就有过这样的透露：“人生大半不如意，放言岂必皆游戏。”这同前面引用过的《聊斋自志》的那段话，意思是一样的。即他的谈鬼说狐，大不同于早期的志怪书，他是借“放言”——志怪以寄托他对现实的“孤愤”和“不如意”的。
在《聊斋志异》中，作者寓无情鞭挞与批判于志怪艺术，其矛头所向，首先是封建官场的黑暗与罪恶——即“官虎”、“吏狼”们的贪吝、残酷、昏庸、媚上的丑恶世相。其佳作有《梦狼》、《梅女》、《续黄粱》、《促织》等。
《梦狼》写的是白翁长子白甲在外为官，做父亲的放心不下，忽得一梦，梦见到了儿子的衙门，“窥其门，见一巨狼之道”，“又入一门，见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又视墀中，白骨如山”。父子相见后，白甲“唤侍者治肴”，则又是一巨狼衔死人入，“聊充庖厨”。白翁梦醒很担心他儿子的所为，就打发小儿子去告诫。不想白甲反而嘲笑他弟弟不通仕途之道，竟厚颜无耻地教训他弟弟说：“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遂不听告诫，第二年也确实应了他的预言，果然因贿赂上台而升官了。不料“甫离境，即遭寇”。白甲虽然想“倾装”献寇以买命，诸寇却道：“我等来，为一邑之民泄冤愤耳。”不为钱，“遂决其首”。“一冥冥中宰官过”，不忍心让他善良的爸爸“见此凶残”，遂令“前驱者”“续其头”；续头者却以为，“邪人不宜使正，以肩承颜可也”。于是，“甲虽更生，而因能自顾其背，不更齿人类矣！”这虽是志怪的画面，却富有极深刻的象征意蕴，生动而形象地揭露了封建官吏的豺狼本性。
最为惨烈而又凝注着作者大力歌赞之情的，当属《席方平》。故事写的是席父受害于财主，阳间官吏受贿，将他活活搒死。席方平冤抑难伸，魂入地狱代父伸冤。先向城隍告状，城隍因为受了财主贿赂，判他状无实据，将他逐出。席方平不服，仍然魂留阴间，逐级上告，一直告到冥王那里，不料连冥王也受了贿，根本不加审问，就先痛打了他一顿。而且为了不使席方平继续上告，这冥王就凶狠地连用火刑、锯刑，逼他屈服。席方平忍着分体之刑的剧痛，严辞拒绝，连鬼卒都不得不感叹地说：“壮哉此汉！”冥王见用刑不起作用，就欺骗利诱，表示只要他不再告状，就送他还阳，并“予以千金之产，期颐之寿”。席方平伪为允诺，脱身后仍逃出鬼卒的押送，到二郎神那里告了状，连冥王在内一干受贿的阴间官吏都被治了罪，席方平父子的大冤终于得伸。尽管这篇作品的结局，也还是把希望寄托在神明公道上，但却把历来轮回迷信中伸张正义公道的阎罗世界，写得同人间封建官场一样的贪赃枉法、黑暗腐败、滥施酷刑、荼毒百姓，这却又打破了人间对阴间的迷信。
在这类题材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一篇写得含蓄隽永、笔力深邃的小故事《促织》。《促织》的取材，是有真实历史根据的。在小说一开头，作者就交代了真实的时代背景。“宣德（明宣宗年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当时曾有流传谚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皇帝有此嗜好，自然要引得大小官吏献殷勤，为进贡促织搜刮天下，此事甚至给历史上一位有名的“清官”留下了一块黑斑。据《万历野获编》载：“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促织》开门见山地揭示了这促织之戏给人民造成了多么深重的灾难：“市中游侠儿，得佳者笼养之，昂其值，居为奇货。里胥黠，假此科敛丁口，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不过，蒲松龄笔下的这位主人公成名，却是一位老实的里正，不善“科”人，只苦自己。因贡不出一只善斗的促织，被官吏追责得“两股脓血流离”。后来好容易找到了一只，视如珍宝，“举家庆贺”，“留待限期，以塞官责”。不料这促织又被儿子不小心弄死了。孩子知道闯下大祸，投井自尽了。成名夫妇先是对孩子气极，后来发现孩子尸首，又“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夫妻向隅，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赖”。作者娓娓道来，但在这朴实的叙述中，却使人谛听到对封建统治的荒淫无道、虐害百姓怎样深沉的控诉呵！
《促织》虽有一个怪异的喜剧的结尾，死儿魂化为善斗的促织，使成名得以完贡。于是，成名贡县宰，县宰贡抚军，抚军贡皇帝，最后，这只促织斗遍天下贡织无敌手，还能“每闻琴瑟之声，则应节起舞”。这自然给皇帝带来了很大欢乐——“上大嘉悦，诏赐抚臣名马衣缎”，县宰也受到了“卓异”的嘉奖。这小小促织的故事蕴藏着多么深沉的血泪悲愤呵！蒲松龄的“异史氏曰”，不无感慨地讽刺说：“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闻之：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信夫！”
“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梦狼·异史氏曰》）生活在贫苦农村的蒲松龄，正因为亲眼目睹或感同身受，胥吏为害乡里，才能使他的“志怪”艺术，那么血肉融合在鞭挞现实的愤激呐喊里。《聊斋志异》许多小故事的取材，也是来自这种“官宰半强寇”的现实，如《公孙夏》、《韩方》、《一员官》、《潞令》、《石清虚》、《博兴女》等，往往只是几百字的篇幅，经过他的妙手点染、匠心营构，而能产生很强烈的感染力和控诉力。寓批判于志怪，在《聊斋志异》里，“志怪”主要已经是艺术的批判的形式，它不同于古代的志怪书，而是在“志怪”中曲尽现实世态的揭露。自然，蒲松龄的批判的笔锋，不只对着官吏，也对着土豪劣绅，如《成仙》、《红玉》、《商官》等，都把官绅勾结威虐百姓，也同样揭露得很有深度。
醉心科举，虽使蒲松龄对八股取士制度难有剥露本质的认识，但久困场屋，却又使他对考场弊端以及在科举制度钳制下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有着洞察入微和感同身受的观察与了解，再加上它又出之以“志怪”的艺术表现形式，因而，这部分作品往往都写得嬉笑怒骂、夸张揶揄、笔墨酣畅，作者的幽愤和深恶溢于言表。昏聩的考试官，是蒲松龄口诛笔伐的主要对象。在蒲松龄笔下，科举场上的试官，也同于一般的虎官狼吏，他们打着“清流”的招牌，干的同样是营私舞弊、贪污纳贿的勾当。在他们主持下的科场，只能是“黜佳才而进凡庸”。《考弊司》是用象征的手法写了阴间主考官“虚肚鬼王”的“考制”。这鬼王虽在衙门口高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招牌，但“生员初见”，却“例应割髀肉”，“若丰于贿者可赎”。这象征的阴森的气象，活画出考场的黑暗。《素秋》中的试官是“糊涂主司”，《于去恶》中则是一批“游神野鬼”，如瞎眼的师旷和爱钱成癖的和峤都被网罗进试官的行列滥竽充数。也正因为人间太多了这些不学无术的试官，才有“文章词赋，冠绝一时”的叶生（《叶生》）郁郁死后才得中举的悲剧；又使才名冠绝的贾奉雉（《贾奉雉》）屡试不中，一怒之下，把落卷中最次的文句拼凑一篇不通的文章去应考，却得高中的荒谬事件。在《司文郎》中，蒲松龄以“志怪”的奇想，写了一位盲僧居然能在被焚文章的纸灰中用鼻子嗅出文章的好坏，并产生生理上的反应。自命不凡的余杭生，当众焚了自己的文章，盲僧“逆咳数声”，急忙说：“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鬲；再焚，则作恶矣！”可经过科场，这位余杭生居然高中了。他趾高气扬地来找盲僧算账，盲僧只得感叹地说：“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于是，他叫余杭生拿各试官的文章来烧烧，他声言一定能辨别出谁是余杭生的老师。“生焚之，每一首，都言非是，至第六篇，忽向壁大呕，下气如雷，众皆粲然。僧拭目向生曰：‘此真汝师也，初不知而骤嗅，刺于鼻，棘于腹，膀胱所不能容，直自下部出矣！’”
这讽刺何等辛辣，却又包孕着怎样的郁愤和悲哀！总之，蒲松龄的寓批判于志怪，以鞭挞官场与世相，由于作者经历丰富、观察细致、功力深厚，既能浮想联翩，涉笔成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又蕴藉深沉，含蓄隽永，余韵无穷。有的同志说，蒲松龄的“志怪”艺术，已达到了“把神话现实化”和“把现实神话化”的奇妙境界，当非过誉。
（三）借花妖狐魅以歌颂真挚的爱情
在中国小说史中从源流上来分期，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一般的说法和概括是：魏晋南北朝的“志怪”与“志人”，唐宋传奇，宋元平话，明清章回，虽不间断，却每个时代有它发展的主流。所以到了清代，尽管志怪与传奇，又出现了蒲松龄这样的达到了高峰的伟大作家，鲁迅却称之为“拟古派”。只不过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拟古”而不“泥古”，他的小说创作虽拟志怪与传奇，却又适应时代的需要，无论思想与艺术，都有独创新意的发展。在唐传奇中也有借志怪以抒写爱情的故事，如沈既济的《任氏传》、李朝威的《柳毅传》等，但它们怎及得《聊斋志异》中所抒写的花妖狐魅的爱情那样大胆真挚，动人心弦！《聊斋志异》的诸多名篇，以描写“佳鬼佳狐”的优美爱情故事最多。如《婴宁》、《小翠》、《小谢》、《翩翩》、《晚霞》、《娇娜》、《香玉》、《葛巾》、《莲香》、《连琐》、《宦娘》、《辛十四娘》、《白秋练》、《聂小倩》、《绿衣女》、《荷花三娘子》、《巧娘》、《鲁公女》、《公孙九娘》、《鸦头》、《花姑子》、《西湖主》、《阿英》、《阿绣》、《吕无病》、《小梅》、《神女》、《素秋》、《黄英》、《竹青》、《锦瑟》等，也包括我们上面已经提到的《梅女》、《红玉》诸篇。
从明中叶以来已出现的向传统挑战反程朱理学的启蒙思潮，它们在文艺上表现出来的一个很突出的方面，就是激烈地反对封建礼教，热情歌赞青年男女相互自由选择的爱情与婚姻。姑且不说市民文艺的崛起，在平话中对封建礼教的冲击，尽管“三言”、“二拍”这两部“话本”总集里的作品，思想十分复杂，但它们对男女情爱的露骨的描写，对贞操观念所持的轻蔑态度，确实是表现了封建伦理道德正面临黄宗羲所说的“天崩地解”的时代。“情”与“礼”的冲突，构成了文艺的非常突出的主题。冯梦龙在《序山歌》中曾说：“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这在当时，也是文坛的时尚。就以明代文学的浪漫思潮的代表人物汤显祖对“情”的观点来看：“情不知何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题词》）不也鲜明地道出了至情与理学是绝难相容的命题么！而这一思潮在小说创作中结出的累累硕果，却是延续到清代小说表现得更为绚丽多彩。《聊斋志异》可以说是文言小说的代表。虽名之以“拟传奇”，但它所展现的情的境界，却是唐宋传奇难于与之比拟的。在一定意义上说，蒲松龄的写情之笔，真可称之为文言体的“人情小说”。鲁迅称赞它“多言狐鬼，款款多情”，特别是由于它的故事情节和艺术描写都洋溢着浓郁的人情味，而使“款款多情”的花妖狐魅，不只具有美艳多姿的外形，还给人以“和易可亲，忘为异类”的迷人的魅力。所以，《聊斋志异》虽借托“志怪”，却写出了血肉人生的真情至性，而并没有象征主义文学的那种神秘色彩。花妖狐魅和人恋爱，虽也有奇异曲折，但她们在爱情和精神上却表现了大胆热烈的追求，而且蒲松龄的浪漫主义的创作艺术，也有助于他写那些花妖狐魅的女主人公们，可以无拘束地打破封建礼教的规范，不受封建伦理的束缚，而显示出更真更美的人情与爱情，升华出诗一样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