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在王孙满看来，国家的真正力量“在德不在鼎”。他以夏商周的历史来作出说明，指出：“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没有崇高的德行，鼎是保不住的，江山必定异姓。因此，治国必须有明德才能确保天下太平。吴起曾对魏武侯以山河之固为“魏国之宝”也说了一段类似于王孙满对楚子说的话，强调国家最可宝贵的财富“在德”而不在“山河之险”。吴起用历史事实加以说明：“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商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资治通鉴·周纪一》）儒家孟子在总结三代兴亡教训时指出：“三代之所以得天下也以仁，之所以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兴废存亡者亦然。”这种认识强化了道德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历史进化发展中的作用，凸显了修身立德的内在意义和社会价值。
这种贵德的价值观落实到德与才的关系上即认为“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也”。视“德”为第一位的或主导性的，“才”是第二位的或从属性的。正可谓“聪明用于正路，愈聪明愈好，而文学功名益成其美；聪明用于邪路，愈聪明愈谬，而文学功名适济其奸”。司马光把人划分为“才德全尽”的“圣人”、“德胜才”的“君子”、“才德兼亡”的“愚人”和“才胜德”的“小人”四类，认为最理想的人才是德才兼备，其次是德高于才，最坏的是才高于德或有才无德。他说：“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小人”何以不如“愚人”呢？因为小人与愚人为恶的程度和社会影响不同。“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其危害自然不可能很大；而小人则不同，“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资治通鉴·周纪一》）司马光的才德关系论，突出强调了道德之于才能的统帅支配作用，把道德提升到才能之上，表现了德才兼备德为重，才德结合德为先的价值取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这种尊道贵德的伦理价值观被纳入共产主义道德的体系内得到了极大的活化和提升。在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共产主义的先锋战士，他们胸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亦如方志敏烈士所说：“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52]在方志敏烈士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是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同时也有着传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血脉之延续。正是由于中华民族赴汤蹈火、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才使得“帝国主义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不仅如此，中华民族还能够以这种精神在和平的年代创造奇迹，推动中国社会和历史不断前进。
四、天下为公与仁民爱物的伦理价值情怀
西方伦理文化以个人为本位，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个人权益的实现，并且认为它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与生既来的，是天赋的。趋利避苦是个体的本能，事功求利是生存的目的，故此，功利主义始终在西方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起主导作用。西方道德生活，肯定并强调个体的自由，注重个体的奋斗，个人的权利，私人的权利与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成为道德生活的主旋律。尽管西方也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整体主义的伦理思想，但即便是这些理论最后也不得不向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靠拢，并以补充和完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旨归。
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在处理人我己群关系问题上总的趋向是崇尚人我和谐、己群诸重。在群己合一的基础上，中国思想家更注重群体的利益和尊严，要求人们以群体为最高价值取向，竞相提出了“天下为公”、“贵和乐群”、“大公无私”等理论，使群体的价值在中国社会道德生活中获得了高度的认同。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凸显出一种整体或群体主义的价值导向。中国人的行为注重的是以大局为重，不以自我的私利去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强调集体至上的原则，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牺牲个人利益而维护国家、集体的利益。
儒家《礼记·礼运》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目标，并主张人不能只爱自己的亲人和孩子，而且也要关爱别人的亲人和孩子。法家管子也十分强调“明于公私之分”，提出“社稷先于亲戚”的道德价值目标，主张“爱民无私”，要求君主“不以禄爵私所爱”，“不为亲戚故旧易其法”（《管子·禁藏》）。墨家倡导“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主张“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把“国家人民之利”当作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准。这种道德价值取向也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中国道德观的发展和走向。宋代思想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写下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壮志豪言，深刻揭示了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公忠体国精神。中国人特别欣赏与众人同乐，强调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与民同快乐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宋代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观点，指出：“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上》）天地是人和万物的父母，人与万物浑然共处于天地之间。充满于天地之间的气体构成了我的身体，统帅天地之间的自然之性，构成了我的本性。人民是我的同胞兄弟，万物是我的同伴侪辈，“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正蒙·乾称上》）。因此，我应当爱一切的人民和世间的万物，培养起一种仁民爱物的伦理情怀。
在中国历史上，“虽也不乏功利主义，但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53]作为支配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其基本主张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以义制利”，当义利发生矛盾时，坚持“先义后利”，“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和“公者重，私者轻”的原则，自觉地使个人利益服从于社会公共利益。从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到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胡锦涛的“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乃是大公无私和先公后私。在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上，绝大多数的庶民百姓基本上都能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能够顾全大局，“舍小家为大家”。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的主脉“就是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整体主义思想”[54]及其所生发的道德实践。这种整体主义思想陶铸了中国人的道德心灵，形成着中华民族的道德性格，不断提升着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造就“连续性道德文化”的动力源泉。
五、广大精微与中庸之道的实践智慧
“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是《中庸》一书的经典名言，也反映了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基本特点。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强调立乎其大而不忘其小，崇尚高明而落脚在平凡生活的中庸之道。它是一种将伟大的目标与点滴的行为联系起来的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努力的伦理智慧。中国人的道德生活与中庸之道有着一种内在的确证关系，中庸之道是中国道德文化的一以贯之之道和中华民族道德智慧的核心。林语堂在《中国人》一著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人如此看重中庸之道以至于把自己的国家也叫‘中国’。这不仅是指地理而言，中国人的处世方式亦然。这是执中的，正常的，基本符合人之常情的方式。”[55]中庸之道强调在做人和道德生活方面把握中正适度的原则并力求在行为上一以贯之，避免过激的行为和不及的行为。中国人厌恶做人和道德生活方面的“过与不及”两种极端，欣赏处世中正平和适宜合度。“被称之为‘中国人’的这一族群，在其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特有的生活方式，不是由‘存在’（being，Sein）、由‘上帝’、由‘自由’，而是由‘中庸’来规定的，这是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天命。”[56]中国人的道德生活是在中庸之道的指导和追求中展现出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的，中庸之道向人们“打开了一个生存的视域：天下或天地之间——它构成了中国人生存世界的境域总体。”[57]中庸之道所确立的这样一个生活境域“教导人们如何在天地之间堂堂正正、顶天立地地做人。人生天地间，也就意味着人的存在的可能性，就位于天、地、人的贯通的可能性之中。与此相应，本真的生活也就是与天地相配、相参，开启‘天地之间’的‘之间’维度，这个‘之间’的维度只是在人的生活中才得以可能。”[58]本真意义上的生活表现为命、性、道、教四者之间的相互贯通，而中庸恰恰就以命、性、道、教四者之间的相互贯通为使命，引导人们“在衣食住行、出处进退、视听言动、举手投足、辞气容貌等这些最最日常的基本事物中，打开文化的生命。而所谓文化生命，它形成于个体以自己的身体及其活动来书写‘文’，并通过此‘文’来化育自己与他人，参赞世界”。[59]人的文化生命其实就是人的精神生命或道德慧命，是同人的精神担当和理想追求以及人格完善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激励人通过体认天命、修养自己的性情、接受社会的教化来达到与道德合一的境界，过一种真正的人的生活。
从历史上看，中正平和与行为适度的思想在孔子之前就有人提倡了，尧在让位于舜时就对其提出治理社会要公正、执中，千万不要走极端。舜时皋陶在谈论统治者应该具有的美德时肯定了九种美德，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尚书·皋陶谟》），这九种美德无疑具有中庸之道的蕴涵。西周初年箕子向武王进言，要求统治者以不偏不党为行为的美德。他说：“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尚书·洪范》）王道是不偏不党，无过无不及的，它正直、平坦而又恰到好处，所以是统治者必须努力践行的。孔子对中庸作了高度的肯定，并认为中庸是一种“至德”，它要求人们从内外诸方面深刻地把握道德的本质和特性，努力去达到无过无不及的道德生活境界。孔子向往的道德生活是符合中庸之道的，并认为避免了狂狷（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两个极端的君子总是能够做到恰到好处，“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在孔子看来，中庸不仅是道德生活应当追求的目标和境界，而且也是实行道德生活的最好方法。中庸之道，以“过犹不及”为核心，做人处世追求适量、守度、得当，不偏不倚为宜，越位和缺位都不合适。即便是各种道德品质，也有一个相互调适相互补充的问题。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