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反映公民意愿的“纳税人反叛”具有正义的性质。布坎南研究的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一个洲的情况，但是他阐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纳税人反叛，实际上就是西方的“公民不服从”的文化传统。这是一种我们中国人还不熟悉、目前还无法接受的理念。
我们的宪政之路几乎是从零开始走，我们和100年前梁启超之类的学者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任务甚至更艰巨。我们有的地方比100年前的人们幸运，比如我们现在有互联网，在启蒙上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但有的地方，我们的条件未必比100年前的立宪派们更优越。
关于中国皇权专制制度及赋税的法理基础问题，我写了很多文章，我的体会可以归并为以下几点：
一是在专制制度下，皇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限制。总是有一个最高的权力，拥有一切，主宰一切，恰恰这个权力又不是宪法，它只是世俗的权力。这就和西方的文化有着很大的区别。在西方，国王只是一个世俗的权力，在他之上还有上帝。你错了我可以不服从你，因为上帝没有这么说，宙斯没这么说，我可以反对你。中国人没有这个概念，只要是领导说的，那就是对的，平头百姓就得服从，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一直到现在，我没看出来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所以西方人怕上帝，中国人怕皇上。中国人头脑当中居最高位置的不是什么神，而是皇上。在中国人头脑当中栽种宪政的种子，虽然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努力，到现在还是若有若无的状态。
二是国民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权和人身自由权，如严复所说“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该有必不可夺之权利”。在中国，争民权之难，可比难于上青天。这个，先驱们早有体会，现在轮到我们这一代了。
三是统治者有权任意对国民征税，却不必承担向国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它的“法理基础”，没有一种行之有效的法律来约束或者规定统治者只能做什么、必须做什么、为社会提供什么，完全没有，最多在道德上有一些民本思想，还没有用法律确定下来。作为统治者，他可做可不做，所以中国的贪官层出不穷，就是没有从制度上解决问题造成的。
四是统治者征税具有强烈的随意性，无需提供什么法理依据，也无人敢去置疑他征税的合法性，此为朝野共识，即使那些鼓吹“民本”的学者也不怀疑它的正确性。在中国，财产法律只存在于“子民”之间，而绝不可能存在于“子民”与统治者之间。中国也曾经有过财产的法律，比如说均田制，但是只存在于子民之间，绝不可能存在于子民和统治者之间，你和官府分配财产权，哪一块地是你的，哪一块地是我的，完全没有这个东西。
征税权无制约的后果，就是无法解决“监督监督者”的问题，导致腐败的不可抑制。最近文强被注射，整个过程的报道我看了，感觉有点难过，因为失去了权力的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为什么一定要剥夺他的生命？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他的罪责不可饶恕，但比他本人责任一点不小甚至更大的制度问题，也完全由个人承担了，这公平么？作为个人，文强一旦被剥夺了权力，他也就根本无法为自己申辩了。哪些问题是因制度欠缺所导致的，也就无法也无须去分辨清楚了，他根本没有办法保护自己。
治税权得不到制约的第二个后果，是赋税负担不断加重，各种非法加派强制合法化，导致周期性政治危机，这就是所谓“黄宗羲定律”。我们还没有大规模进行“费改税”，这个过程实际在慢慢进行，各种新税增加，老税又没有减，逐渐地，税收规模还是在加大的。我们现在又实行预算外进入预算内，这个过程要防范很多非法的征收变成合法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层出不穷的。
治税权得不到制约的第三个后果，是官民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说什么阶级矛盾、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中国历史上何曾发生一场贫苦农民和地主之间像样的武装斗争？还真没有，都是民反官，事情闹大了，干脆直接把皇上的座位抢过来自己坐。到现在也还是这样，官民矛盾缓和了，社会就和谐稳定了。皇权肆虐导致人民绝望，山河失色，国家民族无前途可言，这是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道理。
由于以上原因，无论中国大陆学术界对历史上那些改革的评价有多高，其促进文明进步的价值终究十分有限。
100年前，中国发生过一场规模浩大的、有翻天覆地之力的立宪运动，下面是我收集的一些资料。梁启超有句名言：“国中无论何人，其有违宪者，尽人得而诛之也。”他还指出：“国会之职权，一曰议决法律，二曰监督财政。法律非经国会赞成不能颁布，预算非经国会画诺不能实行。国会有立法权，监督政府之权……是故无国会不得为立宪，有国会而非由民选，不得为立宪；虽有民选国会，而此两种权力不圆满具足，仍不得为立宪。”他把对国会的职权规定得非常简单，同时又非常到位。国家的财政预算和税收法律，都是由议会来决定、来监督的。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现在的立法机关，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它的权力行使得怎么样？
任公还指出：“无论何种政务，行之必需政费。而立宪国之所以有预算者，则除预算表岁入项下遵依法律所收诸税则外，行政官不得滥有所征索；除预算表岁出项下所列诸款目外，行政官不得滥有所支销，此立宪国之通义也。”看他说得有多好，做不到这一点就不是一个立宪国，很符合宪政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100年前，立宪与革命赛跑，立宪的进程加快了，革命也在加快速度，最后成功的却是革命。在那个紧要的历史关头，立宪实际上已经成功了，但是只差半步，国人没有享受到它的成果。我在《南方周末》上写过一篇文章，介绍百年中国预算变革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议会——中国叫国会，对清政府的预算已经有了一定的决定作用。1910年国会审议1911年的预算，把清政府提交的预算砍了五分之一下去，而且对当时清政府的很多开支是有一些限制和监督的。所以我说政治改革即刻延伸到了财政领域。学者一般认为清政府改革步伐过慢是它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其实这还是清政府自己的改革，是慈禧太后革自己命，叫我看那已经不算慢了。九年预备立宪，后来又缩短到五年立宪，对于一个有着两千年皇权专制的古老国度来说怎么能说慢？我们现在的改革能快多少？清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了很多事情，1908年颁布《清理财政章程》，1909年全面清理各省财政收支，为财政立宪做准备，1911年1月，度支部拟定《预算册式及例言》等等，这些都是财政立宪非常重要的步骤，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1908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中已包含了财政立宪的内容：“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得侵扰”，说的是国民的私人财产权；“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是不彻底的税收法定原则的确立；1911年11月3日公布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简称《十九信条》）中也有财政立宪的内容，如第十四条规定：“预算案内，不得有既定之岁出；预算案外，不得为非常财政之处分。”第十五条规定：“本年度预算，未经国会议决者，不得照前年度预算开支。”说得很清楚，预算外的收支行为是不允许的，皇室的经费开支也由国会议决，中国的皇帝开始把部分权力让渡给议会了，你来决定我花多少钱。几千年来头一回，我本人觉得很了不起。当然有些东西是空话，最后没有实现，但是空话能说也是一个进步，这个东西能写进国家的法律，对于中国来说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自己的文明那时候达到了这个高度，我们自己却拒不承认，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现在能接受这种宪政精神吗？执掌权力的人愿意让别人决定自己怎么花钱吗？我们中的某些人，别看他生活在21世纪，所想的、所做的，距离财政与财政宪政原则其实很远，甚至远低于清代的水准。
我在前年的一篇文章中说过：“中国的财政宪政改革至今仍未上路”，现在我仍坚持这个观点。人大是立法机构，是最高的国家权力机构，这句话写在我们的《宪法》当中。但人大本身的改革直到现在还很不到位，治税权实际上还掌握在政府的手里，预算的审议还在走过场，人大“橡皮图章”的形象还未改观。预算工委、财经委的委员，不是原来的空军司令，就是国企老总，或者某个省的退休省长，基本上是一些退休的官员来担任，这些人真正理解税收宪政的人能有几人？财税方面的专门人才有几人？指望这些人完成国家的财政宪政改革，期望值太高了吧？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宪政改革难以推进的原因。行政机关对税收、预算事务仍可独断专行，财政资源继续被粗疏的管理和分利集团巨量耗费。如此，民生在资源配置格局中也就不可能不处于次要的地位。
中国应当继续百年前的伟业，重走宪政之路。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应当各自归位，开征任何新税都必须经国家的正式立法程序，否则应视为违宪；既有税种中已较为完善者，应完成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任何法外课征均应禁止；政府的财政行为应当公开透明；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和具体权利都应该明文写在我们国家的法律中，并且把它们变为现实。
我们的学者、经济学家应当以促全体公民纳税人权利意识的觉醒为己任，做一个启蒙者而不是歌功颂德者，以此来维护我们宪法的尊严；应当把自己的目光移向现行的预算和税收法律规定之外，以“规则的规则”，即宪政，为切入点，重新思考中国财政税收的制度病和中国人大脑中的专制因子，探索制定当代中国财政宪政制度的“元规则”，认真地回答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后我们仍然难以回答及格的“邓小平之问”。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以“管束权力”为宗旨的财政宪政改革都不容延宕，特别是征税权力的来源及合法性问题，必须向人民交待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否则，征税、用税权力的妄用和扩张，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更大的祸患。这是我最后要说的话。
时间关系，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2010年7月13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制度与政策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