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夜里有点冷……”
“冷？”哥哥将一只手放在他额头上。他并未发烧。
……
那单调的持续不止的使人欲眠的嗡嗡声有一天中断了。当哥哥放下课本，弟弟从那种概念化的幻想中抬起头来时，他们才发现母亲已倒在纺车旁。母亲脸上、头发上和衣服上，落着一层灰色的毛茸茸的石棉絮。那种嗡嗡之声首先将母亲催眠了，再也没醒……他们毕竟是爱母亲的，母亲毕竟是他们唯一的相依为命的亲人。他们认为母亲是一个不幸的女人，而不是一个有罪过的女人。他们心中因为母亲的死而充满了悲哀，他们为母亲也为自己默默地流了许多泪，但是他们都没有放声哭。
他们没有请来任何一位邻人帮助料理母亲的后事。他们用温水轻轻地给母亲洗了几遍脸，洗了几遍头发，洗了几遍手，洗了几遍脚。他们给母亲脱去了落满石棉絮的外衣、破旧的衬衣，翻出母亲生前舍不得穿的一套新衣服和干净衬衣，互相配合着给母亲换上了。
当母亲那瘦得可怜的、枯槁的、皮肉松弛的身体赤裸地呈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都不由得慢慢屈下双膝，虔诚地在母亲身体两旁跪下了。
母亲的两只乳房干瘪地塌在条条肋廓清晰可见的胸上，像被婴儿吮扁了的胶皮奶嘴。他忽然产生了一种本能的冲动，他想含住母亲那变成黑色了的乳头，从母亲的乳房中再吸吮到什么，无论是奶汁还是别的什么。
他一下子扑在母亲身上，紧紧抱住了母亲的身体，从心底里叫出了两个字：“妈妈！”过了许久许久，哥哥才轻轻将他从母亲身上拽起。给母亲换好衣服后，哥哥跪在炕上给母亲磕了三个头，他也跪在炕上给母亲磕头。磕了多少，自己也不清楚。兄弟俩将母亲用家中最好的一床被子包住，放在一辆手推车上，推着经过半个城市，推到了远在市郊的火葬场……不久，哥哥拿起了那被父亲敲过的油光的木梆。这是经过哥哥请求，区民政局批准才获得的权利。哥哥挑起了养活自己也养活弟弟的担子。
一天早晨，哥哥没按时醒。弟弟却醒了，悄悄爬起，悄悄穿好衣服，悄悄溜出了家门。他要替哥哥赶一次脏水车。那匹老马刚拐进一条小胡同，一蹄踏在冰上，猝然跪倒。沉重的车辕压断了他的一条腿。不负责任的医生，将他的断腿接得过于草率。石膏拆掉后，他成了一个“踮脚”。又过了不久，哥哥不得不撇下他，到北大荒去了。他从哥哥手里接过了木梆，每天清晨踮着一只脚，敲着梆子，一步一倾地跟随在拉脏水车的老马旁。每天夜晚，当他熄了灯，孤独地躺在炕上后，想到自己将可能一生都成为那辆脏水车的一部分，他就对人生陷入了绝望。他开始抽烟了。二十四元的工资，一半吃到了胃里，一半吸到了肺里。每次将脏水车赶近下水道总口，他都要蹦到车辕上半坐着，一手紧紧扳住车闸。那是一段很陡的下坡路。冬天，路面的雪被一天往返两次的脏水车轮碾压得很实很滑。路尽头有一排七倒八歪的木栅，越过木栅是十几米高的石垒的断壁。脏水车在木栅前调转，脏水就从那里像瀑布般泻下，与全市下水道的脏水汇在一起，形成一条污秽的浊流，缓缓地淌向远处。脏水结成的黑色的、浑黄的、深褐的或浅紫色的冰，相间相衬地悬挂在石垒的断壁上，如同人工合成的水乳石。
一天，当他又像往常一样蹦上了车辕，控制着脏水车向下滑时，他心里骤然萌生了一个念头，要与脏水车与那匹苟延残喘而又不堪重负的老马一块儿报销。
他放开了紧扳车闸的那只手，闭上了眼睛。他觉得自己好像坐在一辆雪橇上，耳畔风声呼呼……完全是人的希望生存的本能拯救了他。他猛地睁开眼睛，俯下身去扳车闸，却一头从车辕上栽了下去。他抬头看见了脏水车怎样疾速地推着那匹老马，撞断木栅，从他眼中隐去了，他也听到了一种破碎的声音……他站起来，一步步走到了木栅前，但见车厢已摔为几片铁皮，浊流中露出半个马头和一条马腿……
他自己制造的这场惨剧，使他失业了。
于是某些街道干部们觉得有义不容辞的职责动员他“上山下乡”。
他说：“我算病残青年你们不知道吗？”
他们回答：“贫下中农照样会欢迎你的！你如果都上山下乡了，对那些泡在城市的青年不是更能起带头作用吗？”
他拒绝起这种带头作用。他并不怕艰苦，只想要与什么东西对抗。他能够对抗的唯“上山下乡运动”而已。
城市，你还记得当年那个闻名全市，绰号“半导体”的踮足青年吗？“半导体”不广播革命歌曲，也不广播“最高指示”，“它”只充满血腥的传布斗殴新闻。“它”对那些以争雄斗狠为常事的流氓，具有不可轻视的威胁性。在一般青年中，“它”是传奇式的可畏的一方悍霸；在普通市民中，“它”造成恐惧。
这踮足的青年，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中，终于自以为寻找到了体现自己尊严和回击别人欺辱的方式——暴力手段。
他用一株小榆树制作了一根手杖，不是为了助行，而是当成武器。与人打架时，出其不意地倒挥起手杖，钩住对手的脖子，猛力将对手钩倒，然后用手杖痛打。
他不怕死。不怕打死对手，不怕被对手打死。他是个亡命徒。只有每个月收到哥哥从北大荒寄来的汇款单那一天，理智和人性才归复，像鸟儿归巢。
但归复是短暂的。有时延续一整天或几天，有时仅仅是片刻的忏悔，瞬间的灵魂不安，又会被新的挑衅和报复的欲念所燃烧。他所进行的种种挑衅和报复，体现着对生活本身、对整个社会的盲目的挑衅与报复。他在种种挑衅和报复之中，获得心理上精神上的快感，获得超乎正常人的非正常的病态体验。
他像一颗火药充足但无定时器的炸弹，随时预备自我爆炸，同时炸死他人。
在哥哥每年探家的日子里，他才是安宁的、温良的、本分的，判若两人。
甚至不出门，整日呆在家里，变着样给哥哥做好吃的。并且预先警告他的兄弟们，在那些日子里，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许登门去找他。邻居们惧怕他，谁也不愿多事向他的哥哥讲他什么。
有一年哥哥回家探亲，他却被押在监狱里。
哥哥带着母亲的骨灰盒去探监。
隔着铁栏，哥哥给他跪下了，举着母亲的骨灰盒，盯着他，对他说：“咱们老郭家，在城市里的人，只有你一个了。谁提到了你，就是提到了咱们老郭家。难道父亲给咱们家造成的耻辱，你还嫌不够吗？你今天对着我，也对着死去的母亲发誓，出狱后要改邪归正！否则，我以后永远不再回到城市里来了……”
望着哥哥，他耳边仿佛又听到了木梆声，又听到了纺车转动的嗡嗡声……
跪着的哥哥，脸上没有苦口婆心的表情，没有哀哀劝导的神情，没有乞求，没有愤怒，没有悲伤。甚至，也没有希望。任何一种表情都没有，一张“空白”的脸。
他完全看得出来，哥哥心里是有准备不再回到这座城市里来了。
一阵痉挛滚过他的心头。
他说：“我什么誓也不发，你两年后再回来一次吧！”
出狱后，他跟兄弟们绝交了。他放弃了一方“首领”的地位。他知道为此他将可能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也许是以生命为代价，偿还那些结下的仇恨。他将手杖剁为三截，烧了。他受到了数次报复。每一次都被打得很惨，身上处处是伤。有次被一刀捅进腹部，切断了小肠。路人将他送进医院，他这条命才活了下来……
这个昔日可怕的报复者，在被冷酷无情甚而欲置之死地的报复中，重新赎回了他自己。
……
今天，他又要实行报复了。
他终于停止磨那把尖刀，用手指拭了拭刀锋，自信它可以毫不费力地捅入人身体的任何部位，才插入刀鞘，别在腰间。之后，他坐在沙发上抽烟。
边抽，边环视着屋内。
所有家具，都是他为哥哥做的。由于他在狱中表现较好，出狱后被介绍到家具厂去当临时工，学成了一个出色的木匠，转正了。虽然是最后一批，单独一个，但意味着人们承认他的确是改邪归正了。
生活却依然是孤独的，灵魂却依然是寂寞的，精神却依然是空虚的。内心里摈除了进行报复和提防被报复的刺激，反而更容易骚动了。
他害怕孤独，害怕寂寞，害怕空虚。更准确地说，他害怕孤独、寂寞、空虚，会像三条毒蛇，有一天又将他逼回到兄弟们之间。他无法熬受每天下班后回到家中，睡觉前没个人说话那段时间，连他的梦境都是孤独的寂寞的空虚的。他是那么的需要与人交谈，那么的需要向人倾述，那么的需要有人对他表示，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对那个人是很重要的。
他终于明白，他所需要所渴望的这一切，都能够用两个字包括：哥哥。
他是在思念自己的哥哥。
他要自己的哥哥在自己的生活中！他要每天都看到他唯一的最亲的人！
只有哥哥才是在他感到活得太累了的情况之下，能够随时让他依靠一会儿的人。
他发誓，要与这个社会再进行一次非暴力的较量。要在社会的强大控制下将哥哥争夺到自己身边来。要给哥哥弄到一张城市户口卡。
那一张硬纸片，当时在城市不公开的浮动的价码，是一千五百元至两千元，或许更高些。
那是不在市场进行的买卖。
他开始为各种各样的人做家具，做各种各样的家具。那都是些可能与一张硬纸片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他每天下班后，胡乱吃点东西，就又开始比在厂里还紧张的劳作。天天干到后半夜。究竟做了多少家具，自己也记不清，但完全可以摆满一个大家具商店是毫无疑问的。大立柜、高低柜、酒柜、床头柜、单人床、双人床、梳妆台、写字台、沙发、茶几、圆桌、方桌、八仙桌、高椅、矮椅、太师椅……从大到小，什么他没做过？
那个区知青办专管往病返申请书上盖章的贪得无厌的家伙，费尽心机才被他钓上钩。他首先暗暗打听到那家伙的姓名，然后伺守在知青办门口，注意每一个上下班的人，按照别人对他描述的特征，单方面地认识了那张似乎是个正人君子的故作庄重的脸。他曾听人讲过，起码有一个班的下了乡的姑娘，为了在她们的“病返申请书”上盖上掌握在这人手中的那颗图章，为这个人而“献身”。
这人是一个掠夺美丽的“海盗”。
容貌不美丽而又确实有病不适应在农村“脱胎换骨”的姑娘，在他那里是不会获得任何同情的。这人不怜悯眼泪，而容貌美丽的下了乡的姑娘，只要被他看上，就绝不会轻易放过。掌握在他手中的那颗图章，对她们是诱惑力无比的。落入他猎套的姑娘，犹如贪吃的猩猩寻找到的甜蜜的果子。
然而他却没有被一个姑娘控告过。因为某个姑娘一旦对他进行控告，那么她返城的希望将会永远落空，她付出的将会白白付出，而且意味着她失去的将不仅仅是贞操和名誉。企图“偷渡”者是没有勇气控告“海盗”船的大副的。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美丽”可悲地成为贬值的通货。它能够交易到的最合算的东西是一张“船”票！
家具厂的颠足的青年木匠，在区“知青办”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第一次看到那家伙时，真恨不得奔过马路去，直奔到那家伙跟前，对那家伙大声说：“为了姑娘们！”然后用尖刀在那家伙脸上划个十字。
但是他已许久身上不带尖刀一类的凶器了。即使带了，他也不会那么做。
他必须与那家伙结识，他得利用掌握在那家伙手中的那颗图章。为了哥哥，也为他自己。
他用三个早晨的时间学会了骑自行车。在第四天的傍晚，当那家伙下了班走出“知青办”不远，正欲跨过马路时，他骑着自行车将那家伙撞倒了。
那家伙被撞得不算特别重，但也不算轻。他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结果令他颇觉满意。那家伙从路上爬起后，先是大骂了他一通，接着抓住他的车把不放，装出昏眩欲倒的脑震荡的症状……这正中他下怀。一幕动乱年代的卓别林风格的小小喜剧就这样开始。他惶恐不安地拦了一辆汽车，将那家伙送到了医院。那家伙非要住院不可，这也正中他下怀，他不逃过失地留下了自己的工作证。重要“情节”发展自然，增强了他对“结尾”的信心。第二天他拎着很可观的诸样食品去看望。第三天如此。第四天如此。第五天如此。
次次诚惶诚恐，好像契诃夫笔下那个不幸的往将军靴子上啐了口痰的小官吏。
第六天，医生强迫“脑震荡”患者出院了。
他租了一辆小汽车，陪送回家。隔几天，他登门探望。依然是诚惶诚恐，依然拎着很可观的诸样食品。他像个食品推销员似的，接连不断地往对方家里送食品。木匠手艺就是印钱的机器。好吃的东西也能治疗“脑震荡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