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种就是对我倾吐心声的那位女明星的状况。她的名字非常响亮，然而就连我遇上她，在惊慕她的大名之余，一下子也谈不出来她究竟有什么代表作，塑造出了哪几个令人难以忘怀的银幕形象……我印象中更深的是各种电影杂志刊登过她的便装照，以及关于她家庭生活和银幕外爱好的种种花絮新闻。她很有名，然而她的名字有点空虚——当然，就电影这门艺术的特殊性而言，主要怪不得她，她总没遇上最适合她的剧本，最善挖掘她潜力的导演、合作者总把她当作“美人”展示而未给她塑造活生生艺术形象的机会，她运气不好……
年轻的朋友，在某场合，当人们把一位电影明星介绍给你时，倘介绍人用了下列几种不同的语气，你当可以悟出那被介绍明星属于上述哪种情况了吧——
“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啊！”（你可能立即脱口而出：“您演的那个……早就看过不知多少遍啊！”）
“这位是……怎么，你没看过那部……吗？对啦！当然是他（或）她主演的啦！”（你可能立即一拍手：“是呀！把您认出来啦！演得太棒啦！”）
“这位是……你看过那部……吗？很有名的片子哇！”（你想起了片子里由他或她饰演的角色，然而因为介绍者话说得太快你还是弄不清他或她叫什么名字，不过你立即乖巧地用那角色的名字称呼他或她：“……太棒啦！认识您真高兴啊！”）
“这位都不认识吗？”（你早忍不住叫出了他或她的名字，然而你一时想不出他或她在银幕上的样子，你只记得电影杂志封面上他或她的大头像，你大概没谈上几句话就会问他或她：“您最满意自己演过的哪部片子啊？”）
电影明星的知名度可分上述几档，推而广之，其他许多领域的名人的知名度也可作如是观——倘人们往往只是记住你一个名字，而对你事业上的主要成就梦梦然，你会像那些女电影明星一样，酒后扪心，眼含泪光吗？
“您谈的那位女明星，她是出了名以后还痛苦；我却为现在还未成名而痛苦；我要像她那样出名，我就满足了。”年轻的朋友对我说。
他那后半句话，显然说得太早了。不过我们先来讨论他的前半句话。
他想出名，他为还未成名而痛苦。
他这个想法如何？
也许，我们该批判他的这一想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顺手可取的标签。但仔细想来，出名现象，西方有，东方也有。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种意识形态下都有。各行各业都有。从儿童到老人都有。各阶级各阶层都有。既然有，它就必然要反映到社会人的脑海中，反映的结果，便会出现种种反应：有的反应是“出名不好，我不要出名”；有的反应是“出名虽好，可我不必出名”；有的反应是“出不出名无所谓，出名这件事很无聊，但遇上也不必回避”；有的反应则是“出名好，我要出名”。那位青年朋友，他见社会上有人出名，而且社会也未禁绝出名，我们国家眼下就有许多政府褒奖的名人，还几乎年年、月月乃至周周都有种种评奖活动在举办，报纸杂志电视电影广播讲座书刊磁带展览演出新闻广告……种种传播媒体上都在不断重复某些名字，夸赞某些名字，渲染某些名字，乃至于出题考你知不知道那个名字，用一个谜语让你猜出那个名字……因此，那青年朋友萌生了“出名”的愿望，并日渐强烈，我认为是正常的。
“文化大革命”当中，许多“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曾经非常真诚、非常激烈、非常彻底地扫荡除了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及“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以外的几乎所有“名人”的“名”，他们在那些名字上打上大黑叉，把“名人”们揪出来，给他们戴高帽子、剃阴阳头，批判他们，斗争他们，乃至于消灭了一些“名人”的肉体——“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是那时最响亮的誓言之一。然而他们终究也还是抹不掉出了名的人在社会心理中刻下的符号。据说当时上海有位年轻的姑娘，她不是“造反派”也不是被造反的对象，她就每天不远数里路地跑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去观看批斗名演员，以往她是没有机会见到银幕下的名演员的，“文化大革命”的批斗黑浪倒使她获得了这千载难逢的良机；无论那台上的名演员如何被丑化被批判，尤其是其中一位她所心仪的男明星，她仍心中崇拜眼睛发亮嘴中不由地叹息。再一个例子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几位参与“造反”的工人师傅，突然得到了看管“黑帮分子”——昔日大导演崔嵬、谢铁骊等人的“革命任务”，他们激动不已，甚至事过很久之后，提起来他们仍有一种自豪感：“我们看管过崔嵬、谢铁骊！”他们觉得同出名者的这样一种关系，也提升着他们在世的价值。这就说明，“出名”现象在这个世界上是消灭不了的，而“名人”在未出名的人心理中划下的痕迹，用强制的办法倒置的办法都是难以抹杀的。
“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在放映经过检查后放行的“旧电影”时，一律剪去片头的演职员表，但当银幕上一出现角色时，观众们还是不免要想到某些演员的名字；“文化大革命”中新拍了一些电影，演职员表尽量从简，目的大概是为了贯彻“革命不为名”的原则，但越从简，那剩下的几个名字便越刺眼，因而便越出名，有一些人就恰恰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名的——因为成千上万的名字都消失了，他或她的名字却“水落石出”，俨然是新的名人。
“文化大革命”也许确是一次人类文明史上力图将个人净化到彻底忘我的至高道德境界的巨大而超常的努力吧，然而，“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个人无论如何不可能完全失掉他的个体特性、他的个体符号。只要社会中仍有符号价值超出他人的个体即“名人”存在，就一定会有想出名的社会心理存在，也就一定会有为达到此一目的而做出努力的人存在。
“你想怎样去出名？”我问那位青年朋友。
他微笑了：“当然是走正道出名，而不是走邪道出名！”
想走正道出名，我觉得可予鼓励。当然，倘若一个人走正道而并不想出名，也很好，甚至或许更好。
走正道出名，就是用自己为社会为群体为他人做出的有价值的贡献，去换取社会、群体和他人对代表自己的那个符号的承认、揄扬与流布。
比如一个人想当名诗人，那他就应拿出自己呕心沥血写成的诗作，去赢得社会群体的赞赏。
走邪道出名，一种是想投机取巧、走捷径，虽然也想向社会提供有益的东西，但或模仿乃至抄袭，或“走后门”“攀高枝”，即“七分活动三分工作”乃至“八分宣传两分实际”，华而不实，浮躁虚夸，当然就不免赶时髦，凑热闹，看风向，测气候，墙头草两边倒，甚至于不惜通过踩踏他人的办法抬高自己，有人就如此这般地果然出了名；另一种走邪道的就邪到底了，在那种人心目中，出名既是目的也是出发点，不能流芳百世，遗臭万年也在所不惜，坑、蒙、拐、骗，为出名可以出卖自我灵魂，当然更不惜出卖朋友、家庭乃至民族，他们为“人血染红顶子”而沾沾自喜，当狼狗、疯狗、癞皮狗、巴儿狗都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所谓欺世盗名，说的就是此辈丑类。
想走正道的青年朋友啊，出名不应是你的出发点，也不应是你单一的目的。你的出发点还是应当定为向社会、群体、他人提供有价值的创造性劳动，以及完善你自身，发挥你自身；你的目的是努力使你创造的价值超出寻常的标准之上，发出特有的光彩；在这个目的之中，可包含着这样的因素——你希望社会、群体、他人通过对你名字的重视，来体现对你创造性劳动的价值的肯定。
名是一个人的符号。不管你的名“出”没“出”，你的这一符号首先体现着你为人的责任。你要为你说的话做的事造成的后果负责任，所以即使是没有“出名”的人，也免不了要签许多的名——最低限度要在领工资的表格上签名，在考卷上签名，在一封信的末尾签名，在结婚或离婚的手续中签名，在挂号信或汇款单送达时签名……
人的出名，他的个体符号便被放大了，因而责任也就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出名可不是一桩轻松愉快的事。一个普通的不出名的个体商贩偷税漏税，事发后即使被罚了款登了报，除了最接近他的人，谁也不会记住那桩事，然而倘若一个歌星、笑星哪怕是少缴了、迟缴了并不一定比那个体商贩为多的税款，不等登报，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去，就很可能使社会舆论为之沸沸扬扬，使得他或她承受着沉重的精神压力。在公共场合，一个不出名的人与别人接触时态度粗暴了一点，举止轻浮了一点，或乱扔了果皮，或随地吐了口痰，事情一过也就随风而散，连他自己都不会再记起。倘是一位名人，不然了，报纸上会有报道，评论家会出来评论，社会上的人们会对此议论纷纷、久久不忘，而名人固有的形象，也便会受到损害。一个普通的不出名的人，他的事业蒸蒸日上，固然得不到全社会的关注和赞赏，但他的事业波动、下落、衰败，也引不出除他周围那一点人以外的社会的注意，因此他也就遭不到许多的白眼，不会有很多的手指戳他的脊梁骨，更不会引出种种舆论上的连锁反应，倘要是一位名人，那就不同了，他的事业一出现危机，马上便有铺天盖地的反应袭向他，倘他在事业上失败，那么，他就准备着承受疾风暴雨般的指责、讥讽、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吧！谁让他那么有名呢！
所以，有的“名人”慨叹说：“人生出名忧患始。”“出名是痛苦的别称。”
一位女强人更说：“当名人难，在中国当名人更难，而一个女人在中国当名女人更难。”
在中国当名人，比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更难吗？
不好笼统地这样说。
不过，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确实是不提倡“出名”的。
中国自己的宗教是道教。道教是主张清静无为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要“和光同尘”才好，以“不敢为天下先”为美德，所以，与人竞争，敢作敢为，使名声显突，当然都是不对的。
从印度那边传来的佛教，在中国发展成为禅宗，与道教异趣而同样摒弃对名的追求，著名的慧能和尚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便体现着一种既超越实体也摒弃符号的空无精神。
至于比佛、道在中国文化中根植得更深的中国儒学，也是主张“克己复礼”的，个体需忠诚地认定自己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既定秩序之中的位置，“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当然大大限制了个体符号的突出显明；但儒学与佛、道不同之处，在于它毕竟是主张“入世”的，因而孔子本人也就比较重视人生在世的名声问题。《论语》中就记载着他说过“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的话——那就是说，类似曹雪芹那样生前“举家食粥酒常赊”，除了几个相好的朋友邻居，整个社会全然不知道他的存在，直到死后才渐渐为人所知，以至一二百年后才名声大噪的这种遭际，倘孔夫子地下有知，是绝对受不了的，他要求“现世报”——现世做的事，应博得现世的名。
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一般是儒、道、释三教的思想都接受，并尽量加以融合，而又以儒教思想为主体的，因而对于“功名”，总有一种羞羞答答的情态，也总有一种强烈而执着的追求。他们一会儿说“喜名者必多怨，好与者必多取”“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不汲汲于荣名，不戚戚于卑位”“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缠其身”……一会儿却又大肆鼓吹“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长”“虚死不如立节，苟殒不如成名”“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死无所留，不如无生”“功略盖天地，名已青云上”……
在中国世俗社会里，“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光宗耀祖，青史留名”一类的心理倾向，也是源远流长的，所以，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中国既有名人，也有没出名的人想出名，也有名人崇拜。
这样看来，在中国当名人，也还是有一定社会文化传统为依恃的。
有人说，中国人嫉妒心特强，又缺乏竞争心理，看见别人出名，不是想办法通过自身努力，在事业上与人家合理竞争，以赢得盖过人家的名声，而是用“我出不了名，你也别想享那个名”的心理，支配自己干出造谣中伤、诽谤诬陷乃至拆台置障、破坏伤害的事，一旦出名者失势，或果然身败名裂，则不但拍手称快，还要落井下石——其结果，并不是自己取而代之成为名人，倒是获得一种“怎么样，你出名有什么好下场？我没出名，我可比你安全”的心理满足。
上述情况，确实存在。不过，是否仅中国人中才有、才突出，却也未必。
我们只要读过几本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也就可以发现，在西方，在基督教文化传统熏染下，一些人的心理中也仍有嫉妒之恶、“我好不了你也甭好”之恶、“拽人下马”之恶与落井下石之恶。对名人的这种嫉妒与毁辱之心，大约是人类人性中恶之一种，具有普遍性。
与其反对想“出名”的思想，不如反对“反正我也出了名，那么，谁也别想出名”的人性恶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