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也成了“同案不同判”的重要因素。记者随机查看北京法院网公布的60份轻微刑事判决书后发现，30名京籍被告人中27人获缓刑，而30名外地籍仅有5人获缓刑。从事多年刑事审判的陈法官称“一般不会判外地籍被告人缓刑”，他将此归咎于现行制度的滞后，因为外地籍缓刑犯多数处于脱管状态。（2月20日《北京青年报》）
的确，上面的这个问题，不仅在北京存在，我估计在全国都是存在的，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不判外地籍被告人缓刑”已成了公开的潜规则，即便外地籍被告人符合缓刑条件，法官通常也会判其实刑。
《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很明显，法律对判处犯罪分子缓刑的条件只有三个：一是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二是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三是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而犯罪分子是不是在本地不是适用缓刑的条件，而既然有这样明确的规定，还为什么存在着“户籍歧视”的问题呢？我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对法官不合理的考评机制，如果被判缓刑的犯罪分子重新犯罪，有的地方是要追究判案法官的责任；二是缓刑考验的制度缺陷也是法官担心的一个重要方面，《刑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子以配合。”如此一来，缓刑考验的落实就遇到了问题，外地的怎么办？法律的规定不够具体，没有明确在不同情况下的考验落实问题，造成实践层面的操作难；三是刑法规定的量刑标准不够明确，量刑尺度完全掌握在法官手中，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权力寻租和户籍歧视、身份歧视等现象。
其实，“户籍歧视”的问题，不仅在人民法院的法官审判案件时存在，而且在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案件时也普遍存在，在使用侦查强制措施中，如在采取逮捕还是取保候审时，在审查是否有逮捕必要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户口问题，如果是本地的犯罪嫌疑人，只要够取保候审的条件，一般不会存在什么问题；如果是外地的，一般不会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众所周知，户口不是法律规定的考虑因素，但办案机关还是在考虑，这样做从办案的角度来讲是有利于办案的，但最大的问题是人权保障。因此，不论从制度层面，还是在执法的操作层面，都要设法避免产生“户籍歧视”的问题，维护司法公正！
记于2010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