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歌舞之邦，作为歌诗、民谣、古体词、新歌词等音乐文学，有着悠久的传统，深厚的根基，具有其独立的文学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中国西部音乐文学是中国音乐文学的一部分，它以高原的雄宏、大山的粗犷、长河的豪放、清泉的婉转引人注目，称著于世，它以悲怆为原料酿出狂劲，以灵趣为经纬织就缠绵，以土色土香为品质飘溢高亢，令人迷恋，令人向往。
一、西部音乐文学及其音乐在中国现代与当代音乐中的发展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大西北曾是革命文艺的摇篮。一大批曾经在这里诞生的革命音乐作品，以它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浓郁的民族特色，凝聚着民族的仇恨，呼啸着民族的呐喊，歌唱着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著名的《黄河大合唱》就是这一时期富有代表性的作品。
特别令人感奋的是1942年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不久，一个以陕北民间秧歌舞为发端、以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为序幕的新秧歌运动，席卷革命根据地，波及全国，影响广远。上述两剧在音乐文学的创作上，大都采用了陕北民歌体；在内容上，比较深刻地反映了革命现实，创造了人民群众真实生动的正面形象，充满了革命理想与革命激情；在音乐的创作上，也取材于流行于陕北一带的民歌、信天游、眉户等，并吸收和借鉴西洋歌剧的某些表现形式和手法，深得群众喜爱。在此基础上，很快产生了一批卓有影响的新歌剧，如《白毛女》《刘胡兰》《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等，形成了中国歌剧史上一个奇峰突起的时期。
富有西北特色的新歌剧的诞生，成为中国歌剧发展的开路先锋，不仅打破了音乐文学限于歌诗、民谣、古体词、新歌词的传统格局，为自身的发展拓宽了道路，而且使歌剧、歌舞剧等作为音乐文学，以前所未有的形象树立了自己的丰碑。
时至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全国。这一态势既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也为艺术的繁荣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当淤积多年的冰雪豁然消融之时，人们内心世界长年封冻的生命热泉便蓦然喷射而出。一旦久负重压的心理和闭锁的闸门得以启开，人们才感到这个世界上充满了阳光和温馨，充满了情和爱。于是传统民族文化在时代的感召与驱使下，在外来音乐文化的影响与冲击下，迅速生长繁衍，并寻找着新的突破和超越。音乐文学及音乐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批勇于开拓的的词作家，经过反复比较，认真思辨，又都不约而同地把创作视角伸向了祖国的西部，一场铺天盖地的西北风在全国呼呼啦啦、沸沸扬扬地刮了起来。一时间《一无所有》《信天游》《我热恋的故乡》《黄土高坡》《心中的太阳》《妹妹曲》《酒曲》等西部歌曲风靡全国，成为歌坛舞厅的抢手货。那散发着浓烈泥土气息的曲调，勾起了人们对美好大自然的眷恋；那不留修饰情意朴素的歌词，导发了当代人心灵深层的共振；那粗犷率真的演唱，激起了人们内心情感的共鸣……西部音乐以其阳刚之美摇撼人心，形成了举世倾往的“黄土热”“西部热”，既体现了当代音乐的主导流向，也体现了民族主体意识的升华。这近于疯狂的热恋，使“西部”之称经常见诸报刊笔端，闻于群众言谈之中，至此，“西部”名闻遐迩。“西北风”在当代人心中树起了一座丰碑。
经济的发展繁荣必然促进艺术的发展繁荣，艺术的发展繁荣也必然会更好地反映时代的特征。基于这一规律，陕、甘、宁、青、新西北五省、区从1982年以来，每隔两年一次，相继举行了西北音乐周。音乐会本着推动西北地区音乐事业的发展，促进音乐文化的交流合作，繁荣音乐创作，弘扬民族文化，提高演唱演奏水平，尽快地出作品、出人才，活跃各族人民的音乐生活，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宗旨，演出了47台内容丰富、风格各异、体裁多样的音乐节目，其中“长安音乐会”12台、“塞上音乐会”7台、“兰州音乐会”10台、“西海音乐会”7台、“天山音乐会”11台。在这47台节（剧）目里，自创节（剧）目及涉及音乐文学创作的作品，约占70%。
这届西北音乐周是西北五省区音乐艺术的大汇展，是西北各族人民独具风采的音乐艺术大交流，也是西北五省区文艺队伍的大检阅。它以全新的面貌和丰硕的成果，在西部音乐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金色的丰碑。可以想到，有相当一批音乐艺术精品，将当之无愧地载入西部音乐史册和中国音乐史册。充分显示了西部音乐文学及其音乐在当代中国音乐发展中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显示了它们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在这里，音乐文学的地位与作用是确定无疑的。
在当代西部音乐的发展中，音乐文学作为文学的支脉，以其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表情达意的语言功能，参与歌唱音乐，并以主导地位支配、规定、制约、影响着作品的风格和特色，决定着歌唱音乐发展的主体走向，积极推进了西部音乐的发展，从而使西部音乐形成了以民族风格、地区特色为特征的民族主体意识和以民族旋律为音乐精魂的音乐体系，并展示了各民族异彩纷呈的气质和韵味。
二、民族意识在西部音乐文学及其音乐中的延伸与拓展西北地区地域辽阔，山高水长。长江之头，黄河之源，皆发于此，这里生活着近20个勤劳智慧的民族，有着灿烂辉煌的古代音乐文化遗产。绵延数千里的丝绸之路，曾经融会着中外优秀文化和西北各民族独放异彩的音韵乐律，滋润了大西北丰厚的文化沃土，为后人留下了无比丰富、得天独厚的音乐艺术资源。这些内容丰富、风格绚丽多彩的文化遗产和资源，是西北各族人民长期创造、传播和积累的结果，是他们音乐智慧的结晶，也是他们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它构成了维系民族成员心理的纽带，是民族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深刻的社会变革中，用各民族的文化艺术包括音乐艺术，弘扬民族文化传统，拓展民族主体意识，巩固民族的社会心理，清除和净化音乐文化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以及“全盘西化”的迷雾，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并转化为一种民族的凝聚力，是当代西部音乐文学及其音乐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西部音乐文化伴随着整个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而发展。它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稳定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来都起着巨大的作用，产生过超越时代、超越国界的影响。从古丝绸之路与东西方音乐文化的对接与交流到盛唐之音的融各民族音乐为一体的海纳百川之势；从宋词元曲大兴歌唱文学之时风到五四时期新音乐民族民主意识的升腾；从新秧歌剧运动的波及全国到“西北风”的铺天盖地，无一不说明西部音乐文化与中华民族音乐文化是一脉相承、融为一体的。西部音乐文化既是生长于黄土地上的西北各族人民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宝库的一部分。所谓西部音乐文化的民族主体意识，也就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所体现的民族主体意识。这种民族主体意识的内涵是中华民族热爱祖国、刻苦耐劳、自强不息、酷爱自由、不畏强暴、英勇奋斗、从不屈服于外来压迫的民族精神。表现形式上则是各民族人民独具异彩的民族风格与地方特色。
从西北音乐周歌唱音乐所呈现的态势来看，体现了民族主体意识的延伸与拓展。讴歌祖国建设、歌颂改革开放、表现时代新风、描写祖国山川、开拓建设西北等成为音乐周五轮音乐会的壮丽主题，尽管其中也不乏一批古典、历史、民间题材的作品，但也都给予了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提炼加工、改造制作，注入了新的血液，赋予了新的内容，体现了民族魂魄所依，展示了民族精神所寄，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当代民族意识，而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则成为飘溢在音乐周上空的主旋律，也是各省、区音乐会所刻意追求的艺术思维原则和审美原则。
三、西部音乐文学及其音乐的复归与升华
罗曼·罗兰说：“艺术正如生活那样，它是无穷无尽的，因此……也不可能有什么能使我们认为：还有比本身就是时代的海洋的音乐更美好的东西。”
祖国的大西北正是一望无垠的音乐的时代海洋。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从古至今，生长繁衍了难以数计的民歌和民族民间音乐，这里面积淀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广阔而深厚的精神矿藏，是我们民族“魂魄”的依托。在这些民族民间音乐中，流淌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它是最普遍、最土气，却也是最特殊、最完美、最富有生命力的艺术，浸透着人民的理想、智慧、愿望、感情。这是一个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艺术珍宝的音乐世界，也是一批巨大的、珍贵的精神财富。民间艺术是“一切艺术的母亲”，是我们研究民族文化传统、创造新的民族音乐文化的最好参考和借鉴。
黄土地是西部民族音乐文化生命的根，黄河是西部民族音乐文化长流的源，而勤劳、智慧的西北各族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则是西部民族民间音乐的丰厚内涵。
新时期改革开放大潮的迅涨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掀起，犹如万马齐喑中的一声惊雷，唤醒了炎黄子孙处在朦胧状态中的民族主体意识，人们一旦获得宜人的政治环境和经济条件之后，处在自然状态并运动已久的地火岩浆，终于冲破僵硬的地壳喷涌而出，呼啸奔流。人性复归的强烈呼唤，不仅赋予当代音乐文化以真实人性的本质力量，而且造就了一批新“人性文化”形态的崛起。人性的复归，导致人们崇尚真实美、原始美、古朴美、自然美，于是一度时期文学艺术界出现了“寻根”文学，一些“朦胧派”诗人和“印象派”画师，也纷纷沿黄河逆流而上，寻觅人类初始状态的足迹，而音乐文化领域则出现了向民族民间音乐高层次的复归。如前所述，“西北风”音乐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但是，这种音乐文化的复归，绝不是简单的轮回，也不是意味着要人们回到初始状态。倘若不及时提出升华任务，过久地满足于或停留在复归阶段不思进取，势必产生返祖现象，食古不化。因此音乐文化向民族民间音乐的复归，一方面体现了民族主体意识的觉醒，但另一方面必须积极寻求民族音乐的突破和超越，否则，音乐文化就会坠入个人际遇的小天地里作茧自缚，而我们的西部音乐文学及音乐，也难以走向更深厚、更广阔的天地。
民族音乐文化的复归与升华，说到底是一个继承与发展的问题。这种复归，使我们从民族民间音乐的肥沃土地中，找到了民族音乐文化的根，找到了民族音乐文化的魂，找到了民族音乐文化的精神支柱；这种升华，是在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借鉴外来进步文化基础上的升华。它将大大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音乐文化。
继承是艺术发展的桥梁。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必须充分利用以往一切音乐文化中的积极成果，必须继承民族民间音乐文化遗产。这种继承和利用既不是良莠不分的兼收并蓄，也不是闭目塞听的民族虚无主义，应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扬弃与继承的过程中求发展。没有扬弃，一切效法前人，亦步亦趋、抱残守缺的发展必然停滞。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批判和吸收、否定和肯定、决裂和联系的对立统一、互相渗透的过程，其根本目的归根到底还是为发展中华民族音乐文化，丰富群众音乐文化生活，提供日益增多的精神食粮。
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音乐文化，绝不意味着排斥外来音乐文化。尤其是在国际间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排斥外来文化，实质上是文化上的关门主义，只会延缓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进程。既是弘扬，就不应当故步自封。事实上，任何民族音乐文化都不可能靠着自我封闭来保持自身的完整性。有抱负的民族总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营养的同时，加固自己民族文化的躯干，延伸和拓展自己民族文化的大树。所以，积极地借鉴和吸收中外文化中一切有用的东西，是促进西部音乐文化及其音乐沿着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方向发展的重要途径。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凡是人类创造的积极的精神财富，凡属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成果，凡属世界各民族创造的优秀艺术表现形式，我们都应当积极了解、介绍、学习和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这个借鉴不一样，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
在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吸收和借鉴外来音乐文化的目的不是用以取代本民族的音乐文化，而是为了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借鉴外来音乐文化必须立足于本民族音乐文化的实践，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要根据我们民族音乐文化的需要加以检验和考察，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鉴别、选择和改造，真正做到“洋为中用”。“西北风”音乐其所以异峰突起，风靡全国，正是因为它在创作实践中达到了继承和借鉴的较高层次、较高境界，做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从整体上把握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心态情感、审美意识、思维方式等。在旋律的构成上主要以西部地区具有民族民间乡土气息的初始音调为素材，吸收融化外来音乐表现手法，采用了与当代人的心理节奏相适应的较开放的变幻跳动的音乐节奏型，使之具有在中西文化交汇中现代西方摇滚乐与中国西部民间音乐相融合的流行音乐的特点；在内容上则更多体现出对大自然的皈依，对黄土地的依恋，对自然人格的呼唤，对真实人性的追求。这些作品既源于民歌，又不拘泥于民歌，既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又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并且以其“非常贴近人的感性的生命活动以表现人的强烈情感和欲望为主要内容”，完全可以在西部民歌中找出其复归的轨迹。
众所周知，陕西民歌和信天游在全国颇有影响。在1982年长安音乐会上，陕西演出团曾经演出了不少这方面的“土特产”。从节目单上反映，这类节目在陕西演出团的7台节目中，所占比重甚大。其中还有一台民间音乐专场，几乎都是驰名全国的“土特产”，诸如陕北民歌《兰花花》《赶牲灵》《卖菜》《送郎》，陕北二人台《走西口》《赶集》等，这些节目土色土香，品质淳朴，体现了西部音乐文化向民族民间音乐复归的趋势。但时过六年，到1988年的西海音乐会上，陕西演出团却献上了一台轻音乐歌舞晚会，把视角和思路集中到“西北风”“黄土情”上来。他们把全音乐会分成三大块，即《陕北组曲》《红高粱组曲》《黄土地组曲》，并以此构成通台音乐的支点，然后让其他创作曲目像线一样穿插其间，形成了“块线”结合的总体结构。于是，三秦之声、西部风韵跃然观众耳目。整台晚会突出了一个轻字，有“风”有色，有歌有舞，民歌轻唱，声情并茂，体现了当代歌坛真、新、轻、美的欣赏要求，听之有情，品之有味，既显示了民歌初始状态的纯朴，也展示了经过改编、创作之后民族民间音乐得到升华后的艺术魅力，使陕北民歌那抒情、优美、高亢、淳厚的曲调与现代摇滚乐的狂放节奏相融合，形成了崭新的演唱形式，取得了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
新疆演出团在西海音乐会上演出的大型古典民族歌舞《且比亚特木卡姆》，是新疆维吾尔族人民的艺术珍宝——《十二木卡姆》中的第二套。这套大曲和其他十一套一样，是维吾尔族人民聪明智慧的结晶。它长期在天山南北传唱，深受维吾尔族人民的喜爱。这台节目是在发掘、收集、整理、研究《十二木卡姆》的基础上，赋予时代精神，重新编排的，演出中曾以美妙的唱词、独特的风韵，引爆了一次又一次掌声，成为西海音乐会上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具有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审美价值，为民族音乐歌舞的突破与创新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宁夏演出团参加兰州音乐会和西海音乐会的《西部之声》等歌唱音乐作品，在继承民族音乐传统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国外十二音体系作曲技法，从音响效果出发，进行可贵的探索和创新。作者力图把自己的创作个性、真挚的情感、民间音乐的精髓以及西方现代作曲技巧有机地结合起来，用民乐和人声抒发对祖国西部发自心灵深处的挚爱之情。
但是，在整个西北音乐周的五轮演出中，虽说有相当一批音乐作品具有较强的探索创新意识，重于借鉴和形式美，然而却没有更多地从民族音乐本身线性化的艺术思维和人民的审美原则去考虑，没有沉下去捕捉那些跳动在民族民间音乐基座上的富有活力的音乐“精魂”，因而，缺乏更大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没有给听众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没有在全国产生更为广远的影响。因此，如何寻求西部音乐文学及其音乐的复归与升华、继承与借鉴、突破与超越的正确途径，并体现于创作实践中，有待于音乐文化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共同探索。
参考资料：
1.西北音乐周历次音乐会会刊、简报、节目单。
2.刘健《现代人的生命呐喊》，《人民音乐》1990年第2期。
3.冯光钰《传统是一条河》，《人民音乐》1990年第3期。
4.张东辉《对西南边寨歌词的思考》，《词刊》1988年第1期。
5.宋斌廷《试论歌词的主体走向》，《词刊》1988年第4期。
6.居其宏《真实人性的复归与升华》，《词刊》1989年第4期。
本文曾在1990年8月于乌鲁木齐举行的西北音乐周——天山音乐会期间“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研讨会”上宣读，并先后载于《新疆艺术》1990年第6期，《牧笛》1991年第2期，《宁夏教育学院·银川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