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高中毕业，差七分未能考上大学。在学校大操场边上哭了一场后，我去火车站售票处买了一张第二天开往广州的火车票，晚上把决定去深圳的事告诉母亲。当时父亲出差远在东北，母亲说你一个小女孩去那么远的地方怎么能行，我说不试怎么知道不行。
没有等到父亲回来我就出发了，母亲因为生气哭红了眼，赌气没去车站送我。我一个人拿着嫂子给的2000块钱与几件换洗衣服一路没说一句话就到了广州。
在广州到深圳的南头关外，我因为没有边境证在入口处被截住。还没等我醒过神来，边上就有人扯我的衣角，说边境证80块钱一张你要不要。我问保证能进去吗。对方说能，那神情诡秘得让我害怕。我不想第一次就用一张假证进入深圳，于是又坐车返回广州，从广州又回到家里，去办边境证。
半个月后，我拿着办好的真边境证再次出发，经广州到深圳，找住处、找工作、找街头遇到的看上去与我同龄的女孩，我强烈地想有一个伴，哪怕不认识的也好。
伴没找到，工作先找到了，在布吉一家手袋厂做文员。到了工厂后才知道，原来全厂十分之九的人全是伴——清一色的20岁左右的女孩子。
两个月后，我找经理要求换入生产车间做车工。经理是个五十多岁的胖阿姨，她一边将手抚在我的肩上一边柔声细语地说，做车工比你做文员辛苦多了，你看阿敏不已经做了快三年文员了嘛。我仍坚持，说阿敏是阿敏我是我，每个人认为的辛苦不一样。经理的好脾气马上就没了，她板起脸说不行，你又不懂用车。我说没试你怎么知道我不懂用车。
虽说不欢而散，但一周后我还是下到了车间。平时没事时我经常在车上练习，慢慢地基本上会了，并且不比一些常年在车间的车工差，再加上我特别喜欢琢磨这些，琢磨机车的功能构造，琢磨手袋的不同款式、用料、工艺要求以及外包装样子，所以，我不仅做了车工，并且很快完成了工作量，冲到了前头。
大约又过了两个月，工厂厂庆，通知说晚上在公司食堂会餐庆祝。有同伴说要是能在小梅沙海边厂庆就好了。她的话很快得到一片赞同声，这些女孩子大都没去过小梅沙，有的来厂两年了还没见过小梅沙海滩，当然我也没去过。
我说我们去找经理，把我们的愿望告诉她，争取能去小梅沙。所有的人这时都开始反对，包括最初提出去小梅沙的人，她们说每年厂庆都是在厂里搞的，去找经理也是白找，肯定不会同意。我大叫一声没试怎么知道，然后就去找经理了。这一年的厂庆移到了小梅沙海边，联欢会结束返回厂里的路上，经理说明年厂庆想去哪里一定提前一周告诉她。大家都快乐地笑了，我说小梅沙效果不错吧，如果改变传统能让事情变得更好，为什么不改变呢。经理又拍拍我的肩，眼睛里的神情慈祥快乐。
年底，公司的两位报关员扔下了大堆事情突然双双不辞而别。经理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得团团转，最后把我从车间叫出来，说你做报关员吧，现在就去把车间的事情交代一下。
我不懂报关，并且天生就对数字不敏感，我连叫不行不行不行。这次轮到经理说话了，她生气地说市里还有定期的报关员培训，你又没试怎么知道不行？
那个冬天，在冷飕飕的风中，我像猴子一样在海关过往的大货柜车上爬上爬下为公司寻找那两位报关员没及时收回的清单，看见司机就问你有没有给我们公司出过货，手头有没有没收回的清单。好心的司机还认真听我的话，一些不耐烦的司机还不等听清我问什么就摆手说不知道不知道。
那段时日，我常常急得哭出声来，晚上做梦都梦到找清单。
现在我是一家贸易公司的部门经理，我姓刘，大家不叫我刘经理，而叫小经理，因为我的手下全比我大。有时我还经常回原来的工厂去看看，经理还是原来的经理，阿敏还在做她的文员，两年前报表做什么样现在还做什么样，我不知道五年后或十年后会是什么样。
我喜欢试，“不试怎么知道”已经成了现在公司里人人皆知的我的口头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