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个人一样，很多民族国家都认为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在对外交往中往往蔑视别的国家。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1)
2001年9月11日遭遇恐怖主义袭击的时候，美国国内长期形成的民族主义已经同其他发达国家的理念拉开了距离。(2)在小布什当政时期，美国同一些最亲密的欧洲及其他地区的盟国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美式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美式民族主义同欧洲人认同的（由欧洲中心论思维方式影响的）战后现代性的理念分道扬镳，这个理念的中心模式是要用“现代”文明来克服嗜好战争的民族主义，并以国际多边合作来取代单边的民族主义。美国和欧洲在政策上的分歧，也反映了它们之间深层次的文化差异。
“9·11”事件加强了在美国国内长期流行的根深蒂固但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民族主义思潮。这种民族主义被小布什政府中的一小部分人加以利用，试图借此推动其国际和国内的计划和目标。国际上，他们主张大幅度扩张美国的帝国势力范围；在国内，他们的目标是巩固其势力，即迈克尔·林德所称的美国“上层社会”（overclass）的财富和权力(3)。据皮尤民调中心在2011年所做的调查，在过去22年里的13次民调显示，美国人自称为“爱国者”的人数不过在4个百分点之内变化，即在87%到91%的区间。(4)
与此相关联的是无处不在的展示美国国家象征和语言的大众文化。每个超市的收银处都能看到最具特色的国家象征——星条旗，还有介绍爱国庆典和节日的小册子。这种景象同1904年的欧洲十分相似，但与2004年的欧洲则大相径庭。在美国人的生活中，还有数不清的小规模的、非官方的种种爱国活动，与1914年以前的欧洲十分相似。
造访美国的外国人常常对美国人公开展示的民族主义情感和各种象征物印象深刻。在大人们的教导下，孩子们经常向国旗敬礼，私人住宅也会悬挂国旗，以示爱国情怀。“美国人的”(American)这个词有很多含义：既可以是自称，也可以是一种习俗，还可以是某种体制。总之，它是用来代表一整套正能量的价值观。“典型的美国小伙”现在常常被当作笑话，但是家长们还是以他为榜样，塑造自己的儿子。反之，一个“非美国化”的人不仅仅是外国人，而且是集危险、不道德、捣蛋和精神不正常于一体的人。每年7月4日，在公开场合发表国庆演讲的形式是爱国主义的经典表现。其重要性超出演讲的内容和表现，因为这是对美国人的特殊个性和命运的公开宣示。(5)
这段话是威廉·布罗克于1974年写的，但在经过一代人以后，仍然很有说服力。直到2012年，没有证据表明，美国经历的经济衰退，包括由著名公司房地美所引爆的房地产市场的崩盘，对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结有任何影响。
在我家附近的超市，我曾买到一本《庆贺美国：告诉你美国为什么伟大》的指南，属于“美化你的家庭”系列丛书之一。(6)2003年秋，华盛顿的联邦火车站道尔顿书店的儿童图书架子上有“庆贺美国”的专柜。上面摆放的有《美国爱国者》《上帝保佑美国》《美国的承诺》，还有《美国第一夫人》这类吹捧劳拉·布什的伪传记，以及副总统迪克·切尼的夫人琳恩·切尼写的《爱国手册》，对象是具有4～8级阅读能力的读者。这本书从A到Z排序，“A代表美国，我们热爱的土地”，“Z是最后一个英文字母，但不是美国故事的大结局，美国强大、自由，将继续是全世界的精神动力”。(7)
同欧洲过去的时代一样，美国主流媒体对美国军队的情感支撑无处不在（尽管不一定对某个具体军事行动都表示支持）。2003年，《时代周刊》将“美国大兵”作为年度封面人物。《华盛顿邮报》周日版的《大游行》专栏经常刊登军事和爱国题材的文章或图片。最具有代表性的是2003年最后一期《华盛顿邮报》刊登的一张照片，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叔模样的美军医生怀里抱着一个受伤的伊拉克儿童。
有一期《大游行》专栏还刊登了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的女战俘杰西卡·林奇的照片，并引用她的话：“对我来说，效忠祖国的誓言从来就不是挂在嘴上的。”几个月之后，当她两次被俘的细节被披露之后，《华盛顿邮报》不得不承认之前的报道对林奇的事迹大大夸张了，这仅仅是出于狂热的爱国情结。(8)报纸上的专栏作家，例如“亲爱的艾比”的作者常常给读者指点如何支持美国在海外的军队。这种媒体现象在今日的法国和英国是难以想象的，尽管这两个国家都是军事大国，曾经也十分流行这种宣传方式。(9)
同往日的欧洲一样，美国也有传统的宣示国家主权的各种典型的仪式。比如学生每天要宣誓效忠国家，每个小镇都举行国殇节仪式。“这些神圣的仪式都是为了表达一个主题，美国具有上帝赋予的特殊使命。”(10)当然，欧洲国家也有自己的仪式和庆典，但很少有美国那样的举国体制或对国家如此强烈的情感。
马克斯·勒纳是在俄罗斯出生的著名美国研究专家，他曾这样说：“对国家的崇拜是贯穿整个美国历史的一条主线。”(11)法国学者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民主体制给它的人民提供了一种对国家和对自己的高尚情结。”（当然，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也说过：“无法想象，世界上还有这种令人讨厌、烦琐无聊的爱国主义。”(12)）在托克维尔的年代，法国农民对法国和国家认同感毫无概念，他们只是对本地的文化有认同感和效忠意识。(13)
美国公民民族主义的产生与美国“例外论”的其他方面也有关联。北美殖民地从英国继承了很多文化遗产，特别是相对清晰的民族文化特征，主要是基督教新教教义和崇尚法治、自由和代议政治信念的一个混合体。(14)这个混合体最终反映在美国创立的体制和宪法框架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在新大陆生活的殖民者，他们确实是“生而平等”。从托克维尔开始，这个理论被很多学者推崇为美欧之间政治传统和文化的最基本的差异。美国没有封建体制，也没有世袭贵族，从而避免了社会暴力革命和社会主义。所以，暴力冲突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的政治形式和传统在美国并不存在。
当然，政治争斗是存在的，但在政治争执泛起的泡沫之下，美国具有一种同质的、有连续性的、基本没有实质变化的大众意识形态，这是一种公民民族主义。正如赫伯特·克罗利在1909年所言，这种“绝对的美国主义的历史观同美国历史本身是共生关系”(15)。
美国人对国家的信念是宗教式的。就算没有宗教信仰那么强烈，这个信念也几乎是一种绝对的、普世的观念权威。我们在空气中可以闻到它。在孩提时代，我们总能听到老人们对这个信念的明示或暗示的谈话。在受教育的每个阶段，我们都要接受新的信息，以证实这个信念的正确性。报刊专栏作家、小说家、演说家和剧作家，不管他们对社会有没有价值，至少都是鼓吹这个信念的布道者。对于怀疑论者，社会并不与其争辩，而是选择视而不见。这个信念是一种寓意，而不是被思考的对象，所以常常以潜移默化的形式成为每个人成长过程中的生存要素。(16)
这种倾向在保守派的美国人中间尤为明显。近年来，美国经济衰退，中产阶级的衰落进入常态化，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也相对下降。保守派的反应特别强烈。他们要求回到过去的时代，因为他们不愿质疑历史传统，笃信美国的宪法是完美的、不可更改的。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愿深度思考美国存在的问题，所以他们容易被一些财富精英利用，为其短期利益服务，即阻挠对现行体制采取任何改革措施。自2011年的经济衰退以来，美国本应当借此契机对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进行反思，从而启动大规模的，诸如“罗斯福新政”式的改革，但财富精英们反对改革的观点占了上风。
民粹主义和共和党人口中对美国“例外论”顶礼膜拜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毫无掩饰的美国优越论。相对其他所有国家的优越感必然导致对美国衰落观点的强烈批评，向其他国家学习更是不可思议。以医疗卫生体制的公开辩论为例，支持改革的那一方，只要将美国的体制与欧洲国家的相比，高下立见，因为美国人负担的医疗开支太多。但这种与外国的比较并不能加强改革派的观点，因为很多美国人自然而然地会认为与他国比较是一种不爱国的行为。
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正如在本书前言中所说的，小布什政府和它的智囊团——这批人2012年还在主导共和党的外交和防务政策的思路——也曾利用美国的民族主义来积极推进一种实质上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当然，我们不能仅凭此就指责他们处心积虑地、冷血地操纵美国民众，尽管这种事情确实时有发生。我要强调的一点是，与历史上的欧洲精英们一样，美国的右翼势力绝对真诚地把自己与国家等同起来。由任何其他群体主导的政府均被视为篡权，是没有合法性的“非美国”现象，而不是由于自己在政治上的失败。他们对美国的认同感与德国皇帝、容克地主对德意志帝国的认同感相似，与沙皇和沙俄贵族对俄国的认同感也可相媲美。
在欧洲历史上，精英对国家的认同感与他们利用民族主义来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行为密切相关。帝国主义政策被认为是国家高层次的公共产品，老百姓不可能理解，所以只能被精英在背后推动，如果必要，也可以对民众加以欺骗。英国诗人作家路德亚·吉卜林对欧洲国家的普通民众不屑一顾，因为他们生活状况可悲，没有远大理想，对帝国主义事业必然无动于衷，也不愿意为帝国利益捐躯。
从本质上讲，小布什政府对美国民众的看法也大同小异。很多观察家都指出这一点。历史学家安德鲁·巴塞维奇和幽默作者比尔·马赫都指出，“9·11”事件的第二天，小布什政府就开始规劝民众不要中断正常的消费习惯，绝口不提要求民众准备奉献。“在紧急状态下，每个公民的职责是保持和平时期的生活规律：成为消费的引擎。”言下之意，对国家做奉献只是军队的责任。(17)
尽管小布什政府和一些媒体，比如福克斯新闻频道毫无证据地声称，萨达姆与“9·11”事件有关联，从而证明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是正义的防御性战争，但美国民众对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日益不满，更不愿为此付出金钱和鲜血。(18)美国民众对直接由美国接管的帝国事业并无胃口。2004年的一份哈里斯民调显示，74%的被调查者认为在伊拉克战争之前，伊拉克和基地组织有关联或有这种可能性存在。美国国家广播电视台（NBC）在2004年的一份民调也显示，57%的被调查者相信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19)
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外交和防务政策基本不在竞选辩论中。民调也显示民众对此不感兴趣，甚至小布什的支持者在民调时也把外交和防务放在他们所关心问题的第七位。只有6%的人说，总统候选人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对他们的投票取向很重要。高居选民榜首的是两大问题：税收和堕胎，各占22%。阿尔·戈尔的支持者几乎都不把防务问题看作优先关切的问题。竞选双方的选民都不提外交政策。(20)
《纽约时报》当时对小布什忽视外交和防务政策的现象评论道：“小布什也许认定，多谈外交事务得不偿失。他常与朋友和熟人们说，他父亲8年前输给比尔·克林顿，就是因为过于强调外交政策，而阿肯色州的那个臭小子则专注经济问题。”(21)
美国民众不愿为帝国事业做奉献由来已久。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大英帝国的殖民地都是由当地的合作者帮助征服和管理的，英国政府的开销不大（同2001年以后美国管理阿富汗的情形相似）。历史上其他的帝国也大多如此。英帝国的海军需要高额的费用来维持，但为了保卫英国本土的需要，也不得已而为之，否则难以御敌于国门之外，或者打破对手的经济封锁。今天和过去一样，拥有优越军事实力的西方能够征服大量的土地，费用不高而且风险很小。不过当欧洲的帝国遭遇到必须付出高昂代价才能征服和维持的地区时——比如大英帝国在阿富汗，或者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它们就会撤出。据英国皇家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观点，英国在南非布尔战争中遭受的巨大伤亡是英国民众对帝国事业失望的开端。(22)
欧洲各国的军事参谋部和保守派精英对民众不愿为帝国事业做奉献的现实了然于胸。他们不但研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熟谙警察部门对欧洲无产阶级的态度的调查报告，也深知民众的支持对任何战争的重要性，更明白利用帝国事业来动员民众的局限性。因此，任何一个有头脑的政府都会使用志愿者或雇佣军来完成征服殖民地的战争，而不会在本国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