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王火文集·第一卷:战争和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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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孤岛岁月,黄浦江,水滔滔(1939年7月—1939年8月)(1)

和平不是一种政治策略,被利用来帮助和掩盖侵略,被利用来调解冲突和应付谈判,或作为一种赢得喘息和时间的工具,以准备新的战争。和平是人生哲学,是一种人生态度,是每一代人对自己和后代前途所负的历史责任。

——摘自创作手记

一九三九年七月,人们在已经早成为“孤岛”的上海汉口路上,常能见到一个形貌可怕的年轻女疯子。她蓬头垢面,两眼发直,穿得肮脏破烂,上身几乎赤裸,忽笑忽哭,整日嘴里叽叽咕咕自言自语,夜里就在弄堂里或路边找个地方一躺。有人说她家原在浦东,“八一三”后家人都在战争中给日本兵杀了,她沦落为妓女最后终于成了疯子;也有人说她男人是抗日分子,被沪西“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抓去活埋了,她就疯了……童家霆每次看到女疯子,心里总很难过,有时塞点钱给她,有时递个面包或馒头给她。今晚,没有月亮,童家霆和程心如、余伯良一起出仁安里朝东向文化街[1]走,去秘密散发传单。恰巧,又看到了女疯子。但这是最后一面了!一辆“普善山庄”的收尸车停在路边,一群人捂着鼻子围着看。女疯子躺在路边已经死了。据说她上吐下泻好几天了。两个收尸的抬着女疯子的尸体“乒”地往车上一摔,车子就发动了马达。童家霆和两个好朋友见了,心里充满了同情和压抑,谁都不说话,可是脚步都很沉重。

晚上八点光景,上海人一般都在家吃饭。天黑了,路上行人稀少,街面显得深邃幽寂。天气特别炎热,一家坐满顾客的小酒店里飘出绍兴花雕的香味。路边那幢五层楼的仁安大楼里,有人咿咿呀呀地拉胡琴唱京戏:“……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琴声和戏声里好像蕴含着说不尽的凄凉情绪。昏黄的街灯下看远处的行人仿佛鬼影憧憧。撒传单是危险的。三个人走得匆忙,心里又急,担心碰到巡捕房“抄靶子”[2],都满头大汗。

童家霆精力充沛,浑身好像会发光发电。他充满了彩色的梦幻,胸怀诚挚,坚强意志和爱国热血支配一切,再可怕的事也不畏缩。他跟着父亲童霜威去年十一月从香港到上海公共租界上来,住在汉口路仁安里二十一号他继母方丽清的家里,瞬忽八个多月了。年初,家霆插班进了东吴中学初三,程心如、余伯良是同班同学,碰巧也都住在仁安里。三个人校内校外常在一起,成了知心好友。胖胖的程心如同家霆一样十七岁,瘦弱的余伯良比他俩小一岁。程心如热情老练,书看得多,见闻广,知识丰富,家霆很佩服他。余伯良的父亲是中西大药房的职员,他是独生子,从小娇惯,优点是天真诚恳。上海沦陷,租界成了“孤岛”,三个人对环境不满,由程心如提议,偷偷组织了个“爱国党”抗日,常常买些彩纸,裁成绿色、黄色、粉红的纸条,写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必胜”一类口号,做成传单。有时,到先施公司屋顶花园偷偷往下撒;有时晚上到跑马厅附近悄悄朝墙上贴。这种活动,冒险、刺激,心里能得到一种抗日的满足。但春天以来,“孤岛”形势渐渐恶化:大汉奸汪精卫在五月间从河内潜来上海躲在虹口日军卵翼下进行“和平运动”,沪西“越界筑路”一带,在日寇支持下,“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成立了汉奸“特工总部”,不断进行恐怖活动。租界巡捕房加强了巡逻警戒活动。他们撒传单的活动只得减少。今夜,是本月第一次。这时候,文化街上行人不多,离汉口路仁安里不算远,岔道多,万一有事便于逃跑。那里有些报馆,是报贩集中地,把传单往路边一撒,第二天清晨,报贩们就能看到。

几百张传单都由程心如独自用报纸包了拿在手里。程心如的父亲在美商《大美晚报》做编辑。心如同家霆和伯良约定:文化街上有他父亲工作的报馆,里面他熟人多,万一碰上“抄靶子”,家霆和伯良掩护,他就设法迅速在路边阴暗处扔掉那包传单,或闪身逃进报馆躲避。

三人都是刚跨上生活之路的少年,战争使他们老练起来。即使是在暗夜中干这种惊险事,他们也不十分惶恐。他们匆匆走着,沿街一些人家的阳台上都晾着些汗衫、短裤一类的衣物。一家叫作“朵云轩”的笺扇装池店和一家发售痧气丸、辟瘟丹的“保和堂”广东中药店都已打烊。一家卖文具、仪器的商店和一家出卖英文尺牍、会话书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叫作“群众书局”的小书店,也上了排门。天热,一些店面、里弄门口,有人扇蒲扇赤膊乘凉。无线电里在唱江淮戏。街边有年轻人在聊天、吹口哨。挑担卖冰冻地梨糕和玫瑰白糖伦教糕的小贩喊出悠扬的叫卖声,点缀着夏夜。大步流星,三人已经快走到《时事新报》附设的《大晚报》馆了。

近旁有个小烟纸店,亮着电灯,代售每张一元、一条十张的赛马香槟票。香槟票挂满在门首绳索上,大红纸上写着广招徕的大字:“头彩二十五万元在此”。穿着香云纱背心白胖白胖的老板娘靠在柜台上嗑瓜子。烟纸店的灯光雪亮,衬得附近黑黝黝的。

童家霆眼快,忽然看到前边《大晚报》馆门口影影绰绰一些人影。他拽拽程心如的衣裳说:“在这里把传单撒了吧,前边有人!”

程心如瞥见前边远处有些人正在跑,路边还停着小汽车,点头说:“对!撒了走吧!”他撕碎报纸,掏出传单分递给家霆和余伯良,说:“快匀匀开,撒在路边!一路撒过去!”

就在这时,忽见远处跑着的那伙人,冲进路边《大晚报》馆的排字房里去了。人声鼎沸,只听到一种砸打吵嚷的声音。有人尖声叫喊:“救命!……救命!……”似是发生了殴打。

家霆疑疑惑惑地吃了一惊,说:“强盗?”

程心如说:“管他!撒完马上走!回去!”他警觉性高,不愿多管闲事。

三人正转身要走,警车声呜呜响了,两辆黑色警车风驰电掣般从南边驶来,转瞬停在了《大晚报》馆门口。巡捕纷纷跳下车来,警笛尖厉地“嘀——嘀——”吹响。“啪!”“啪!”枪声响了。一会儿,枪弹横飞,马路上展开了一场吓人的恶战。

家霆和程心如架着两腿发软的余伯良飞跑。跑到黑黝黝的汉口路附近,还听到枪声在响,警车声和警笛声在空中鞭挞。三人气喘吁吁放慢了脚步,浑身都汗湿了,一同走回仁安里。

家霆自言自语:“天老爷!不知是怎么回事?”

余伯良说:“准是抓强盗!”

程心如皱眉思索着说:“不一定!你们不知道吗,东洋人和汉奸,对租界上持抗日态度的报馆恨之入骨。我爸爸的好朋友、《大美晚报》副刊《夜光》的编辑朱惺公上个月收到恐吓信,警告:不改变抗日态度,就请他吃子弹!今夜《大晚报》的事,我看像是敌伪行凶!”

朱惺公编的副刊,常有表露抗日思想的文章。家霆平时最爱看,同学们也都爱看。六月里,朱惺公接到“特工总部”汉奸的恐吓信,马上在《夜光》发表了题为“将被‘国法’判处‘死刑’者之自供——复所谓‘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书”公开答复说:“这年头,到死能挺直脊梁,是难能可贵的。贵‘部’即能杀余一人,其如中国尚有四万万五千万人何?……”当天报纸一出,抢购一空,市民纷纷传观。朱惺公表现的中国人的民族气节,使家霆和同学们,特别是程心如、余伯良都得到鼓舞。现在,程心如这样一说,家霆不禁点头:“是呀,敌伪什么坏事做不出来呀!刚才那伙人冲进《大晚报》时,我看到他们有手枪,进去后听到‘乒乒乓乓’,有人叫救命,后来就开枪了!但不知巡捕抓到这些坏蛋没有。”

余伯良气愤地说:“抓到了还不是马上放掉!听说沪西极司斐尔路七十六号的汉奸特工厉害得很,巡捕房怕他们。心如,是不是?”

程心如拭着汗点头,说:“怎么不是!七十六号的特工如果在租界被捕,只要说‘是日本宪兵队的人’,捕房就不敢过问了。他们怕得罪东洋人!”

谈到这些,三人心里气愤懊丧。“七十六号”的事,家霆平时听程心如说过不少。提起“七十六号”,他仿佛闻到了血腥味。“七十六号”设有监狱、刑具,一批无耻的汉奸亡命徒,专干凶杀、绑票等血淋淋的罪恶勾当。他们用恐怖手段打击租界上的抗日分子,起到了日本宪兵队不能起的作用,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赞赏。

三人默默回到了仁安里,分手回家。传单撒了,由于看到了刚才那件枪战的事,又谈起了“七十六号”,三人都没有以前撒传单后那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了。童家霆更绝对想不到,这个魔窟“七十六号”以后竟会同自己的命运有了密切的关系。

汉口路仁安里二十一号方家,是个三代人的大家庭。六十多岁的方老太太名义上仍是一家之主。家霆的两个舅舅——继母方丽清的大哥方雨荪是银行买办,小哥方立荪是绸缎庄老板,各自带着一家大小合住一幢三楼三底的洋房。

上海一般人住家都习惯关了大门只走后门。家霆踏进仁安里二十一号的后门时,烧饭的厨师傅胖子阿福正在厨房里拾掇碗盏,盛菜准备往楼下客堂间里开饭。

厨房里弥漫着鸭肉、鳗鱼、葱油明虾等菜肴的香味。打扫房间、洗衣的娘姨阿金在阿福身边帮厨。阿福嘴里嘻嘻哈哈正同阿金在打情骂俏。二楼上的麻将牌声海潮似的哗啦哗啦响。方丽清爱打小麻将,几乎每天都要打上十六圈到二十圈才过瘾。有时外边也来些女客打牌。由于童霜威不喜欢生人来打牌,所以一般总是方老太太和大舅妈“小翠红”、二舅妈“老虎头”陪着她玩牌。都是自己家里人,输赢限在二十块钱以内,赢家就拿出钱来让胖子阿福办菜、买票看筱文滨、石筱英[3]的申曲,剩余的钱有时拿去买跑马票,有时用来买“逸园”的跑狗票,有时到亚尔培路霞飞路口的回力球场里买彩票。尽管每次都中不了奖,但有发财的希望,几个人都乐此不倦。正因为打麻将,每天晚饭总要迟到八点以后近九点钟才吃。

家霆回来了,迈步上了二楼。二楼上除了洗澡间外,一共四间房。最大的一间是方雨荪和“小翠红”的卧室。最小的一间是方雨荪的前妻生的儿子、在读私立光沪大学的方传经的住房,现在家霆加了一只小铁床同表兄传经合住。另一间大客堂间本是方老太太的住房,方丽清回来时,母女同住。童霜威从香港回来后,方老太太叫住在二楼另一间小房里的阿金搬到三楼上去住,她自己住在阿金原来住的小房间里。每天打麻将就在这间房里。原先她住的那间宽敞明亮的客堂间,让给童霜威和方丽清住了。

家霆上二楼时,麻将牌声音更响,“啪!”“啪!”夹着方丽清嘀嘀咕咕埋怨手气不好的语声和方老太太开心的笑声。大舅妈“小翠红”养的一只波斯种白猫懒洋洋地拦住了路,家霆“嘘”地赶走了白猫。他在楼梯口正要朝爸爸住的房间走去,见剃着光头的小娘舅方立荪像尊弥勒佛似的敞着中式纺绸小褂,挺着个大肚子,摇着芭蕉扇懒洋洋地从三楼上趿着拖鞋下楼来了。方立荪有大小两个老婆。大老婆姓高,有一双“改组派的脚”——裹过小脚又放大的,走起路来扭屁股,因为脸长得像老虎,又龇着两只虎牙,大家叫她“老虎头”。当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了这对婚姻。新婚之夜,方立荪揭开新娘脸上的红绸巾一看,吓了一跳,坚决不肯同房,以后就拼命在外面跑舞场、逛堂子。眼看他这副发昏章第十一的模样,为了要“收收他的心”,做老子和娘的答应给他娶个小老婆。这就娶了个舞女吴巧云。“老虎头”万般无奈,答应让小老婆入门,唯一条件是要方立荪答应单日归她,双日才可与巧云同房。事就这么定了。“老虎头”现在带了个七岁的女儿传文住在楼下客堂间旁的大厢房里;巧云带了个七岁的女儿传宝住在三楼的大厢房里。今天是双日,“老虎头”又在打麻将,所以方立荪白天也在巧云房里,现在才下楼来。

家霆机械地叫了一声:“小娘舅!”

方立荪“呣”地应了一声,用两只酒色过度的大眼斜睨着他,说:“我还以为你同传经一起看堂会去了呢,你没有去?”

表兄传经是个京戏迷,住房里用一只只雕花镜框挂着梅、程、荀、尚[4]四大名旦的戏装照,平日几乎每晚都要去戏院前台后台打转转。今夜,海上闻人丁啸林给娘做阴寿[5],让上海滩上的京戏名角都去丁公馆唱堂会。方立荪是丁啸林的门生,进过香堂拜丁啸林做老头子,参加了丁啸林组织的“忠义社”的。“老太爷”给娘做阴寿,他当然早早送了厚礼孝敬,也在下午就去丁宅叩了头,晚上堂会是他让侄子传经去的。家霆心里明白:方立荪并不喜欢我!他是存心让自己的侄子去看堂会,根本不想让我这个假外甥去。这样假惺惺地问一问,不外是心里明白装糊涂,敷衍一下,心想:我宁可在家看点书,也不去看那京戏,便随口回答道:“我不爱看京戏!”说着,就往爸爸房里走去。

房里一百支光的电灯泡雪亮。通往阳台的落地玻璃门敞开着,窗户也全敞开着,但没有一丝凉风,非常闷热。童霜威穿一套白夏布中式短衫裤,正站在一张红木八仙桌前挥毫写字。这一向,为了消遣,他听听无线电,看看书,有时治印,有时作诗,有时写毛笔字,从中撷取乐趣,解闷消愁。一副他自认为写得出色的草书对联用图钉钉在墙上:“惊回萧飒三更梦,并入江湖万里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