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强点头：“如果去，什么时候走？”
“很快就走！但这一切都要保守秘密。你是个机智的人，跟报馆里也只说你是自费设法回下江就是。以后千万不要使人觉得你进步。最好像个自由主义者，不左不右不偏不倚，那样就是写了倾向进步的文章出了问题也有个辩护和退路，你觉得对吗？”
夏强点头。同东方约定两天后原地再见。
夏强实在想早点回到南京、上海和江南一带，除了想念母亲和小妹以外，也想念丹丹和雷老伯。丹丹随家已早到了南京，前不久写信说，雷伯母的灵柩托人由重庆用木船包运到南京，不幸在过滟堆时翻了船，船上的灵柩全部沉入江中。丹丹很伤心，来信说雷老伯也十分伤心。雷伯母是抗战中期因心脏病去世的。她是个贤惠和善的人……知道这事后，夏强也难过，写信安慰了丹丹，但心中更思念丹丹想早点回去了。
胜利后，报界竞争激烈。有些报馆早派了优秀记者回下江，发回的特写、报道、电讯都吸引了读者，增加了销路，扩大了影响。渴望复员的下江人在四川都想知道下江近况，关心接收、关心和谈、关心审判汉奸和日本战犯。民营的《时事日报》舍不得钱，几个老记者不是下江人，派去怕打不开局面，派夏强去论资排辈轮不着。现在，夏强毛遂自荐，说可以自己筹款回下江，白胖的总编辑丁一凡一口就答应了，皮里都泛着笑说：“哈哈，很好，这事就这么定！夏强，给你个‘本报上海、南京特派员’的名义，发表稿子时就标上这头衔。你的薪水之外，在沪、宁一带的活动费，主要当然是车马费、邮电费及必要的少量交际费，可以报销，但一定要节省了用，不要狮子大开口，那样有人要闲话的。”又说：“哈哈，我知道，你丈人雷香山雷老是党国元老，全家已回南京。你嫂子的父亲白南史是中央委员，听说快去上海履新任市党部主任委员。你回下江大有可为，要多写些引起注意的稿件。”接着更叮嘱：“收复区新闻检查办法虽然一月里取消了，但那是做给美国人和老百姓看的。写稿分寸你好好掌握，别去太岁头上动土。你去后，我们直接联系。哈哈，稿子寄我处理。专电太花钱，多发航空快信吧，一切拜托了！……”
没等他说完，夏强急着更正解释说：“雷香山雷老不是我岳父，我只是与他女儿同过学。”
丁一凡善意笑着说：“别谦虚了！哈哈，反正我看八九不离十了。我情报是灵通的。哈哈！”他绰号叫“麻辣蹄膀”，说话却喜欢打哈哈。夏强既达到了目的，也就不多计较了。但他的话却引起了夏强对雷丹的思念。丹丹回南京后曾说要设法调夏强回南京，现在夏强自己回去了，岂不更好。多想尽快见到她呀！
两天后，夏强与东方又在茶馆见面。东方说：“抓紧安排，三天后正是月底，我们启程，先到上海再到南京。我们坐美军运输机去上海。”这三天真是紧张，夏强将书籍全部送给同事，轻装上阵。启程那天，夏强随东方和另外一些人午后在市中心的美军A.T.C.办公楼前上了一辆大型吉普车，到白市驿机场坐C-54飞机起飞。“机票”像一张英文的信件，有一个美军上校的签字。夏强会英文，一看票上说明乘机的是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人员。这使夏强对东方的身份更清楚，只是大家仍心照不宣罢了。
飞抵上海江湾机场已经天黑。一辆美军大吉普将他们由机场送到市内停在外滩，夏强带着东方雇了一辆三轮车回家。上海那些布满灯光和霓虹灯的嘈杂繁荣的马路，栉比鳞次的住房，稠密的人海，狭小的里弄，处处都可见到的石库门房子仍存在，但一种历经沧桑和萧条的气氛也同时存在。夏强心里像惊涛拍岸：日思夜想的妈妈和小妹哟！我看到你们将多么快乐，你们突然见到我将多么惊喜！……
终于陪着东方带着箱子和提包站在成都南路霞飞巷五号的门口了。
黑漆斑驳的大门上两只磨亮了的铜环依然未变，弄堂里亮着街灯。夏强敲响了门上的铜环，高声叫着：“妈妈！小妹！开门！……”
然后，看到了双鬓银白瘦弱的妈妈和已经出落得十分美丽的小妹夏盛出现在眼前……
成都南路口就是繁华的霞飞路。这条路在1901年由法国人兴建，最初叫宝昌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改名霞飞路。太平洋战争后，叫泰山路，如今改名叫林森中路。路名也有一番沧桑历史了。霞飞巷里都是双开间的石库门房子，夏家住的是三楼的客堂间、厢房间以及楼下的厢房间。二房东邵家住的是楼下客堂间和整个二楼。
弄堂口那家小烟纸店仍是老样子，出售日用杂货、针线、零食，甚至邮票和信纸信封，常有弄堂里的人——烫着头发拖着拖鞋的女人、戴着礼帽的男人、挽着菜篮的老太太来买东西。弄口的皮匠摊也在，只是姓陈的老皮匠头发全白了，背也驼得更凶了。
夏强知心知意地替东方将户口报在家里。户长就是母亲龚梦兰，东方算是夏强的一个表兄，过继给母亲做干儿子。
由于接收成了“劫收”，沦陷区百姓厌恶地把重庆来的给他们带来极大灾难的接收人员叫作“重庆人”，说他们是“天上来，地下来，老百姓活不出来”，说他们是“五子登科”[1]、“三洋开泰”[2]。可见百姓的仇恨了。但正因如此，保甲办公室不敢得罪重庆来的人，东方和夏强去办手续，第二天就拿到了身份证。
夏强告诉母亲和小妹：“东方是我的好朋友，做生意的。”东方是个活络人，亲热地跟着夏强叫母亲“妈妈”，也跟着夏强叫夏盛“小妹”。他勤快，抢着干家务。夏强发现，母亲和小妹很快就喜欢上他了。东方很忙，在夏强家落下脚，就外出忙“生意”去了。他历来就是个“独行侠”似的人物。说要三四天后再回来住。
夏强同母亲和小妹沉浸在团聚的悲欢交集中。母亲说：“你大哥牺牲后，我们更加想念你二哥和你。你二哥夫妇回南京已到上海看望过我们。剩下你一人在四川，我就更不放心。现在你突然回来了，就算大团圆了！”说着，流下泪来。小妹是高三毕业班的学生，她已不是那个在微风细雨的七月清晨，哭泣着与母亲一同在外白渡桥边目送着哥哥带着行李坐黄包车去北火车站离沪赴大后方的小妹了。她秀气朴素，眼睛明亮，神情宁静，美在于天然，没有任何粉饰，自然卷曲的齐耳黑发，使她显得高傲圣洁。乱世使人早熟。东方似有意又似无意地说：“抗战胜利了，受尽战争苦难的中国人都希望和平，好休养生息重建家园。我们生意人更希望别打内战。可是现在关外大打，关内小打。抗战的胜利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打败日本得来的。现在却又要打仗，让老百姓受罪，真叫人痛心！”小妹眼里燃着火焰马上说：“强盗般的掠夺、凶手般的打内战！反民主！***！”
当时夏强看看母亲，说：“妈妈，你看小妹好成熟呀！”他发现小妹有思想也有个性。东方也欣赏地看着小妹。母亲的脸上带着赞许，眼神带着自豪，叹气说：“唉，这些年的日子有时像在水里火里，有时像压在石磨底下，有时像断了线的风筝虚飘飘的，锻炼人哪！”这个同她相依为命的小女儿，是她的心肝宝贝。母女之间是息息相通的呀！
母亲和儿子见面后，谈呀谈呀谈不完。夏强抓紧时间，到《新闻报》《申报》《大公报》等结识新闻界的朋友，为以后开展工作打下基础。亲戚朋友们知道夏强归来，都跑来看望，谈话和打听的不外是：时局会怎样发展？内战停不停得住？贪官怎么这样多？物价和金价会飞涨下去吗？鬼子和汉奸怎么办？……二房东邵师母和丈夫邵先生来看望，问这问那；表哥杨之造和表嫂顾青也来看望，问这问那……仿佛从重庆回来的人这些都能回答似的。母亲对夏强说：“小妹到方先生家去过了。方先生也许会来看你的。他是个好生意人。我们承了人家情，他现在倒霉落魄了，我应该带你去看看他。”母亲是个受人恩惠必报的人，夏强当然点头说好。
方先生名叫方国华。夏强对他印象很深。那时，父亲还未遭难，夏家住在马立斯新马安里三号二楼，方先生夫妇住在楼下。方先生那时还未发大财，他四十岁光景，高高胖胖的，脸上常带笑容，待人和气。方太太张佩华比方先生年轻十来岁，白净而娇弱文静，打扮入时，对外交际和对内持家都挺能干。两家来往机会多，方先生常来向夏澄教授请教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方太太喜欢小妹，方先生外出做生意，她常要小妹夜里去陪她睡。夏澄被七十六号秘密逮捕后，方先生到处托人打听消息设法营救。当时慷慨地对母亲说：“夏师母，需要钞票，我可以拿，你不要客气。”夏澄被杀害的消息也是他花钱找门路探听来的。夏澄死后，夏家搬离新马安里来到这房屋较小房价较廉的霞飞巷居住。方先生后来发了大财，在环龙路买了大花园洋房居住，方太太生了两个儿子，却仍喜欢小妹。临近胜利那两年，母亲带了小妹生活更加艰难。方先生知道母亲为人清高不喜欢受人布施，采用的接济方式是：过年，给小妹压岁钱说是作学费用；有时事先征求母亲的意见说：“夏师母，有笔生意好做，我想替你搭一成股子，本钱你就先别拿，亏了以后你还我，赚了钱我就把你的一份送来。”他既给人面子又给人实惠非常诚恳，自然使母亲和小妹感激。回来知道这情况后，夏强在报仇之外，又有“报恩”的想法了。夏强觉得：二哥夏国有书呆子气，天生沉默寡言待人冷淡，做了白南史的女婿，住在南京丈人家里，二嫂白丽莎是个娇滴滴任性的小姐，从母亲和小妹的话中，夏强察觉由于二嫂的原因，二哥根本不大顾这个家。那么，夏强想：我作为母亲膝下现在这种地位的儿子，该怎么呢？我当然应该担负起复仇和报恩的责任来喽！
发了大财的方国华是怎么落魄了的呢？
母亲和小妹说不清楚，只说：方先生在环龙路的大花园洋房被军统接收了，方先生夫妇带了两个小孩秘密藏在南昌路一个弄堂里。听说有仇家敲诈未遂诬告了他，军统占了房还要抓他。
事情复杂，夏强思忖着说：“好吧！妈妈，你带我去看他一趟。”心中却不禁嘀咕：方先生会不会唯利是图做了汉奸或同敌伪有什么勾结呢？如果他是汉奸，我怎么能帮助汉奸呢？……
南昌路离成都南路不远。夜间，夏强随母亲到光明里。弄堂很干净，是西式单开间三层楼的居家住宅。在六号后门母亲敲门，先敲三下，又敲三下，方国华开了门热情将夏强和母亲迎了进去。
空气里弥漫着煮中药的药味又有檀香木焚烧的芳香。方国华剃着平顶头，挺着肚子，长得像个弥勒佛，笑容可掬，将客人请入客堂间坐下。那里有一尊佛龛，供着观音瓷像。坛前一只瓷钵烧着檀香，香烟缭绕。客堂间里有一套配着茶几的小沙发外加小圆桌和两把椅子。方先生眉心间多了条深刻的皱纹，眼露疲乏和不安，亲自用热水瓶的开水泡茶，说：“啊呀，几年不见，小阿哥越发长得一表人才了！听说小阿哥从重庆回来了，我和佩华都特别高兴。想去看望又怕不方便。你们来了，真不敢当！”接着，就对母亲说：“佩华病了，在楼上躺着，两个孩子也都在楼上。老太太您要不要上楼坐坐？”方国华这人能干，论辈分他是该同母亲一辈的人，是夏强的长辈，但却有时叫母亲“夏师母”，有时叫“老太太”，以示尊重，就像他跟着小妹叫夏强“小阿哥”一样。上海社会上人们是常常注意用这种混淆辈分的称呼以示对人尊重的。方太太人长得漂亮，但是个长年累月病恹恹、软绵绵的人，大病没有，小病不断，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至少有二百天要喝中药。母亲听说方太太又病了，说：“那好，夏强，你陪方家伯伯谈谈，我上楼去看看。”
夏强觉察出这是方先生有意安排一个单独深谈的机会，母亲走后，立刻表达了谢意，谢谢他在家里最艰难的时期给予的帮助，并且单刀直入问起他现在的处境，问他怎么会陷入这种困境的。
方先生弥勒佛似的脸上竟落泪了，说：“小阿哥，我是在做一个噩梦啊！我明白你和夏师母来看我是关怀我、想救我。你是新闻记者，从重庆来的，交游广阔，有站得住脚的亲戚和朋友可以帮忙。我从心里感激，我现在确实是倒霉透顶、走投无路了。但我向你保证，也向菩萨发誓，我不是汉奸！我这人对日本人和汉奸是恨得咬牙切齿的。抗战时期，我常烧香要菩萨保佑中国胜利。天亮了，胜利了，消息传来，我让用人放了八挂炮仗。谁想到重庆人来了，军统马上劫收了我的花园洋房，赶我全家人出门，东西全霸占了，楼上保险箱里的一百多根金条也全部拿走了，后来还要逮捕我，我只得狼狈躲在这里。幸亏放在银行保险箱里的一点条子还在，能维持今天的生活。听说害我的那个姓徐的仇家，向军统检举了我，又向高院告了我，罪名是‘通敌资匪’，好狠毒啊！我如今是死路一条了！……”说着，竟像个小孩似的呜呜哭了起来，不断拭泪。
夏强听得一知半解糊里糊涂，说：“怎么能扣你一个‘通敌资匪’的罪名呢？”
方国华停止哭泣，说：“对小阿哥你，我是什么话都可以老实说的。我是苏北南通人，年轻时，在苏北靖江、泰兴、如皋等地都做过生意。五年前，有个同乡徐光扬牵线介绍我认识了一个名叫柳明的朋友。柳明说愿同我合作做生意。他豪爽、讲义气、守信用，做中间生意也不拿佣金，倒是宁可把佣金让给常做掮客生意的徐光扬。后来我才知道，柳明是共产党，新四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