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二次到香港，是在父亲因为抗日在船上突然失踪后，与哥哥宏济同到的香港。香港离我上次离开仅仅一年零几个月，表面上没什么变化。但父亲谜一样的去世，使我的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处境大不相同。杜月笙安排我们住在德辅道附近的一家“海陆空”旅馆，虽不豪华，也算洁净舒适，但周围环境比较热闹嘈杂。确实有人安排了我们的生活。本来，“芝沙连加号”上有父亲和我们的箱子衣物，荷兰轮船公司在父亲出事后，不肯将箱子等物品发还我们。这时，全部由杜月笙的人给我们领取送来了，也有人叮嘱我们外出要小心等。但我们当时不太了解特工工作的险恶，并不警惕，幸亏也未出事。我们经常就去街边的排档摊吃点炼乳、面包或者云吞、牛丸等当饭。父亲不在了，在香港就感到有一种漂泊、穷困的心态，逗留的日子不长，对世态人情却懂了许多，对人生况味也知道不少。
在香港，我总是会想起与父亲第一次同在香港时的那些事，在杜月笙处同杨老伯分别时，他告诉我：“蔡元培先生身体很不好。”又问我：“你还记得我陪你父亲带你去看蔡先生的事吗？”接着，个把月后我就在报上见到了蔡先生在香港病故的消息。记得后来读高中时，我曾找了他写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阅读，增加了对他的了解，并对北京大学有了憧憬，只是以后考大学时，选了复旦大学新闻系，未圆北大之梦。
这第二次到香港，巧的是见到了许地山先生。我那时熟悉他写的那篇短小而朴素无华的佳作《落花生》，也知道他的笔名就叫“落花生”。并读过他的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那时，在香港皇后道上的“宁波同乡会”楼上，正举办着一个有关支援抗战的摄影展览。我们有个本家哥哥名叫王琪的在那里帮助工作。我和哥哥去找他时，看到一个相貌堂堂，黑发、八字胡下留一绺黑须、戴黑边眼镜的人，穿灰长袍，由人陪同在看展览，边看边同人谈话。他被几个人簇拥着，给我一种典雅温文、学者气质的印象。王琪说：“这就是许地山，‘落花生’。”许地山那时是香港大学主任教授，碰巧见他一面，也是一种缘分。他在我见到他的第二年就因心脏病突发在香港逝世，葬在薄扶林道的中华基督教坟场，好像还不满五十岁。
哥哥和我从香港回上海后，他取道浙江去了大后方重庆。我1942年也绕道经苏、皖、豫、陕入川，历经种种艰险去到大后方。
光阴流转，父亲当年在香港的那些朋友早已失散，我再见到过的只有杨老伯。他后来很快离开杜月笙到了重庆。可能由于对当时大后方的种种不满，他宣布脱离政界。抗战胜利后，他思想倾向进步，营小屋在上海及苏州颐养天年。他有亲戚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我在20世纪50年代初由上海去苏州专程看望过他一次。他生活简朴，居处小而雅洁，身体瘦弱，人已更老，使我有沧桑之感。我带了水果、点心之类表示敬意，他握住我的手就像第二次我到香港在杜月笙高罗士打行办公处他攥住我手一样。谈起当年香港往事，他莞尔笑笑摇头，未曾明说什么。他不信佛，但桌上有尊佛像，似早已看破红尘。我后来调往北京。他1958年安然病逝于苏州。我以未能去见最后一面为歉。但他脱离政治对人生的那种超脱，使我想起就会感到一种禅意。
关于父亲，当时《大公报》有评论曰：“他摆脱敌伪囚禁，冒险逃出魔窟，用行动表示抗日决心拆穿了敌伪想盗用他名义装饰门面的可能手段。当时，汪精卫正在筹建伪政府要演出还都南京的丑剧。王开疆先生以他壮烈的死，给日寇和汉奸们一个巨大的打击。”
失去父亲后，想起父亲，我就会想起香港；想起香港，我又总会想起父亲。1999年春，我已是白发苍苍七十五岁，率大陆作家代表团一行十六人到台湾访问并参加两岸文化交流。来回都路经香港，但行色匆匆，不能多停留。这是我第三次到香港。这时的香港，回归祖国已经快要两年。它是一个“特别行政区”。我在香港会展中心金紫荆广场前飘扬着国旗和区旗及金色大紫荆花雕塑旁摄影留念。忆及往事，面目似有点熟悉而又非常陌生的香港，使我百感交集，香港较当年更繁华了，香港变大了！香港的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般地矗立着。而中国的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再加上150多年的英国殖民历史，使整个城市呈现出千姿百态、生生不息的时代动感。人和车，那么多；购物的商场，那么多；餐厅酒店和大宾馆又那么多……中环一带，成了“香港的曼哈顿”，气派最大，它既是港府和立法机关的所在地，又是商业金融中心。湾仔和铜锣湾成了“全天候”的商业繁华区……连过去那么熟悉的维多利亚湾我都似乎生疏了！湾水也不像当年那么翡翠似的蓝净了！我们从漂亮的新国际机场出来，是坐汽车经过海底隧道到香港的，并不需要坐海轮过渡了！往事并不消失，想起当年少年时在香港的种种，想起随父亲见过的那些人和事，我说不清自己胸中翻动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复杂感情。忽然想到韩愈的一首感怀诗：“忆作儿童随伯氏，南来今只一身存。目前百口还相逐，旧事无人可共论。”不禁有怆然涕下之感。
我后来在由台湾回来途经香港时，傍晚时分挤时间独自雇了一辆“的士”直奔香港仔，目的是寻找当年那次难忘的送别宴时的回忆。但到了那里，一切均已陌生，找不到旧时痕迹，水天茫茫，留下的只是我心中在作祟的伤心感觉。那夜的绍兴酒香，那夜的歌声激昂，那夜父亲的慷慨讲话和表情以及他伟岸的身影……都跟着光阴远远流逝了！
时间真是一个可怕的杀手呀！
它会使一个时代消失，使一个地方巨变，使人的记忆随着人的老化和死亡变为乌有。从那时开始，我就决心用文字把我对香港的回忆记录下来！哪怕是支离破碎的也好……
（本文于2007年春至2008年秋在香港《海岸线》杂志上连载，后又连载于2012年《山花》杂志第11-12期）
走过中原“人间地狱”
——1942年的一段回忆
有些深深镌刻在脑中的记忆是不会磨灭的！只要回想，情景仍会新鲜地出现在眼前。我年岁大了，记忆力正在逐渐衰退，但1942年夏走过中原大地那段“人间地狱”的往事，却总是清晰难忘。这些天，电影院正在放映冯小刚导演根据刘震云作品改编的影片《一九四二》，我没能去看，但我相信这会是一个撼动人心、温故而知新的题材。我愿意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如实写下当年的见闻。我的心情是激动的！
1942年，抗日战争进行到第五个年头了，大片国土已经沦丧。那年夏天，我在上海英租界上东吴大学附属中学，读完高一要进高二了。自从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有英、法租界尚可容身，但租界之外全被日寇侵占，上海租界成了“孤岛”。1941年12月，日寇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时轰炸马尼拉、新加坡及香港等地英美军队，上海的租界也落入日寇之手。于是，我决定离开上海去到大后方抗日，在重庆继续求学。
本来，从上海去大后方四川，是可以经浙赣路走的，但春天开始，规模宏大的浙赣战役开始，日寇三路进攻，战况激烈，只能另找路途。母亲为我找到一个同行者，名叫夏家连，三十几岁，是甘肃省教育厅的工作人员，由兰州来上海租界，任务是带一些显微镜等仪器到兰州去。他老家是安徽合肥东乡大安集附近的夏家村，由于他从兰州到上海是由兰州到陕西经河南到安徽，然后从安徽合肥到南京来上海的，回去仍走这条路，我可以跟他同到陕西宝鸡然后分手，他去兰州，我去四川。他同我见面后，见我十八岁了，身体比较健康，人比较灵活，同意带我走，但说，这一路要经过敌占区、游击区、重灾区，由于战局，路线常会变动，常要靠步行，十分艰难，要我有思想准备。
母亲为准备我走，费尽心力。比如为了要给我带上一笔够用的旅费，她就四处找人筹措帮忙。当时，上海日寇已禁用“法币”，用的是伪中央储备银行发的伪钞。但出沦陷区后，就不能使用伪钞，要使用法币了。而且，身边带的伪钞如果被发现，说不定会给加上一顶“汉奸”的帽子招来麻烦。因此，带的伪钞不能多，只能用到过封锁线前就用完最好，而“法币”这时已经被日伪禁止在市面流通了，母亲只好到各个熟人家里一家家去收集，用伪钞向人兑换“法币”。更因为“法币”收集得不多，母亲又向人购来多个金戒指、一块金锁片外加几十元美金让我缝在贴身衬裤上，以备不时之需。母亲为我想得十分周到，除给我准备了衣服外，还给我带了条被褥，带了点日用品，更有一包药品，说：“药品是可以救命用的！万一将来用不着，卖掉也可以值点钱。听说那边药品是奇缺的！”她又不知从哪儿买到一小包钢笔尖和一小包钢笔里的橡皮管给我，说：“大后方艰苦，人家钢笔坏了总要配笔尖和皮管的，万不得已，你就是给人修钢笔也能赚点钱谋生。”万里迢迢，母亲是知道我年纪轻轻独自远行，既怕我路上缺少盘缠，又怕我到了大后方少人接济，才想尽办法千方百计想使我囊中能尽量丰富而不拮据……这样，我就在7月初随家连哥离开了上海，先坐沪宁路火车到南京，再由南京坐宁芜路火车到芜湖，在芜湖渡江后，我们俩到裕溪口坐淮南路的火车前往合肥。
当时，铁路名义上是日寇和汪精卫伪府“合办”，实际是日军军管，到处是日本兵，到处可以看到毁于战火的断垣残壁和凄凉的敌占区场景。在日寇占领区下那种带着恐惧和仇恨的滋味唯有身临其境才体会得到。途经安徽巢县时，日本宪兵指着我的帆布袋说帆布是军用品，马上让打开检查。我说：这种帆布袋上海租界上到处买得到。检查后，挑不出毛病，又问我去合肥干什么，为什么要离开上海。我按事先同家连哥商量好的说：“上海疏散人口，让人回乡，我有肺病，回乡养病。”听说肺病，鬼子兵才挥手让我走。
合肥的农村这时已有不少人在日伪推广下种植鸦片，远远就可以闻到收获罂粟、熬鸦片的气味，使人看到日寇和汉奸毒化中国的恶毒行径。我随家连哥到他父亲家里，他家是中农，不种鸦片，父亲参加田间劳动，家境不富裕，但待我热情。这时，合肥突然发生战事，我们无法过封锁线，担惊受怕地在家连哥的村庄里住了二十多天，有时枪炮声一响，就赶快朝没有枪炮声的方向逃。7月底战事停了，家连哥才同我换上农民的衣服，由他的亲戚挑了我们的行囊，趁夜色绕路一百二十多里，过了日寇的封锁线，一路遇到不少虚惊，在翌日上午到达了广西正规军驻扎的上排河。这里血迹斑斑、负伤的士兵很多。我们逃出沦陷区，终于踏上了抗日的土地。
在上排河找了小客店住下，我心情激动，不禁热泪迸出。
曲曲弯弯“起旱”到界首
在地图上看，由上排河往西到河南、安徽两省交界处的界首并不远，就只有四百公里光景吧！可是我们要远远避开日军和战区，得走安全的地带，就必须绕圈子走才行。
我们由上排河出发，步行走到六安，由六安又到金寨，由金寨突然不入河南，又返回安徽北上到颍上，从颍上西北行，经阜阳到界首再入河南。这样弯弯曲曲一折腾，路程马上就起码多了一倍以上。
步行赶旱路，这里叫作“起旱”。我和家连哥租用了一辆高架车装载了行李物件，早起夜宿，步行向前赶路。每天步行多则百把里，少则三五十里。盛夏赶路真是辛苦。我的脚上全起了水泡，那是第一天夜晚绕过封锁线时造成的。但上排河可能战争又会发生，我们又急于赶路，脚上起了好几个泡，再疼也得走。小客栈里的老板，告诉我们一个办法：买些黄表纸卷成“媒子”（吸水烟的人都用这种“媒子”点烟），扎成一捆，点火后吹掉火焰，用它的火及烟来熏脚，将脚皮熏老，将水泡里的水分熏干，照样可以继续步行，不会太痛。家连哥去纸店买了黄表纸来搓成“媒子”，如法炮制，果然我能继续“起旱”了！我们花三天时间，走到了六安，这是一个干净古朴的小城，有名的“六安瓜片”茶叶就是这里出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