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为了讨好日本主子，实现“吸引中国一半高级知识分子拥护其政权”的妄想，便使用恐吓、逼迫、绑架、欺骗等卑劣手段，盗用了一些有声望者的名字，制成一张比较漂亮的名单以装门面。1939年，他们在召开伪中央全会时，背着父亲，把父亲的名字列入了汪伪中委之列。父亲对被盗用名义痛心疾首，无比愤恨。有一天，我在园子里玩耍（因为我被视为孩子，所以比较自由），不经意间，竟渐渐走到汪精卫住的那幢房子跟前去了。我看到房子前面有一群人在摄影，汪精卫也在里面，拿摄影机的是褚民谊。我转身想走，汪精卫却看到了我，就命一个副官叫我过去。汪精卫问我是谁，边上有一个人告诉了他。这时候褚民谊等人进屋去了。汪又问我：“你爸爸呢？”我没有回答，他突然摸摸我的头也进屋去了。我感到有点气愤也有点受侮辱，立刻跑回了楼上。过了一会儿，一个副官送来一张两千元的支票，说是汪主席叫给小弟弟买糖吃的。父亲愤怒地把支票退了回去。我便把白天在花园中的事告诉了父亲，我们都感到无比气愤。那时候两千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而“76号”特工总部的开支，每月竟达二百几十万元，我们房间里地毯都是丝绒的，其奢侈可以想见。
大年初一秘密潜逃
其实，父亲和家中的大人们早已在策划着我们父子三人的出逃，只因我和哥哥年纪小，父亲不可能对我们说。以后我才知道，对外接洽统由我的堂兄王洪治包办。他选择了除夕夜汉奸们狂欢后，在黑甜乡里高卧未起之际，买通了佣人，而大门口的卫兵，向来对里面出来的衣冠楚楚者是只敢敬礼不敢过问的。
真得感谢上帝，1940年2月姗姗降临后，我们的时机终于来到了。这一段时间内，堂兄和外界取得了联系（这儿所指的外界，是国民党青岛市党部主任委员葛覃以及吴开先的部下们）。2月7日除夕晚上，知道了次日有荷兰邮船“芝沙连加号”到香港，堂兄就去买了船票。大年初一前后，敌伪防卫果然松懈，确实是一个脱逃的好机会。天方拂晓，父亲就已起身，片刻后堂兄来了，唤起哥哥和我，就叫我们穿上大衣，并悄悄说：“我们今天出去，不要多说话。”我们有点诧异也有点惊恐，但未敢多问。父亲开了门，戴上呢帽，我们跟在后面，下了楼，没见一个人，便迅速地走过了花园和日本宪兵队部，出门时卫兵果然还向我们敬了礼。我们快步走到了静安寺，坐上了预停在那儿的黑色轿车，这段路是有人保护着我们的。汽车开到了东方饭店，又绕到了新关码头附近的一家姓汪的亲戚处，见到继母早已等在那里。进屋后，父亲换上蓝布长衫，戴上平光眼镜，我们也改穿了朴素的衣服。中午十二时，小火轮把我们送到浦东蓝烟囱码头登船。堂兄因为职务在身，就陪伴我继母回去。临别时，父亲只是频频地吩咐堂兄怎样帮助继母搬家，以免敌伪迁怒泄恨。
当日下午二时“芝沙连加号”起碇。出吴淞口时，敌伪的宪兵和特务还上邮船检查，因为我们化了装，又在四等舱里，所以顺利地便溜过了鬼门关似的吴淞口。我记得后来我们在甲板上，父亲望着那滔滔的海浪、碧蓝的天空，抱着我和哥哥快乐得直想流泪。
因四等舱脏得厉害，船出了吴淞口，我们就想补票到三等舱去，而三等舱又只有一张票，我们便决意让父亲搬过去住。当晚，在三等舱内吃饭时，平常不喝酒的父亲还喝了点酒。可是谁又料到第二天清晨竟会发生那么不幸的事呢！
父亲“跳海”难解之谜
第二天是2月9日，我起得很早，哥哥还沉沉地睡着。我就到三等舱内去找父亲，他神态如昔地在舱里散步，先告诉我晚上曾替我去盖过被，接着又问我：“你看父亲好不好？”我带着稚气回答他说：“好！”他又对我说：“你到重庆后要努力读书才行。”我也答应了一声。因为我在中学里念书是相当不用心的，当时父亲的话令我很惭愧，但我竟一点也没有觉察到他有什么异样。那时约莫是七点钟，四等舱敲锣查票，我就回到四等舱里去。票足足查检了一个多小时，等到我和哥哥一同再去找父亲时，父亲已经不在了。我们在他的铺位上，发现了压在他礼帽下的一张字条，说他跳海了！这真是晴天霹雳般的一击，我们兄弟俩顿时悲声痛哭。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父亲都是不该死的，然而他终于死了。起初我们以为，父亲是在把他的两个孩子带出了敌伪的巢穴后，为了弘扬民族的正气，为了自己清白的人格，而坚决地自杀了。但是，不久之后当我们听到“76号”等汉奸电台播出逮捕了父亲的消息后，一度又萌生过父亲可能还活着的希望。
当时，从上海到香港的外国邮船主要有英国的“皇后号”（如“日本皇后号”、“加拿大皇后号”等）、美国的“总统号”（如“柯立芝总统号”等）、荷兰的“芝沙连加号”等，这些船大的好几万吨，小的也有两万多吨，船上大得可以迷路。对于从上海到香港的外国邮轮，日寇在吴淞口、厦门鼓浪屿（当时也已沦陷）设卡检查。大批日本宪兵及汉奸特务上船来，勒令旅客列队站立，由他们逐一辨认，并将他们认为要抓走的人秘密带走。在吴淞口，我们就经过这样的检查。当时，为怕互相牵连，父亲、哥哥与我三人是分散站立的。到鼓浪屿那次检查时，父亲已经不在了。日寇宪兵带了些汉奸特务上船来检查，我和哥哥仍分开站立。这时，如果父亲被控制，完全有可能被他们秘密押上岸转移到上海去的。
在父亲床铺上发现的那张纸条上写的是：“济溥二儿，父蹈海矣！儿等至港可找杜月笙先生求救，父绝命言。”一共二十五个字，那确是他的笔迹，但极潦草，也确像自杀的遗书。然而细细品味，一是情绪不对，如“父蹈海矣”、“父绝命言”很像被胁迫而自杀的味道；二是“可找杜月笙先生求救”，这个“求救”是什么意思呢？是觉得我和哥哥都身陷危险中吗？当时杜月笙在香港，与在重庆的军统头子戴笠关系十分密切。父亲与杜是认识的，让我们找他求救，难道是要他保护我们吗？这内中有许多可以寻思的地方。父亲失踪后，我们在船上痛哭，引起一些旅客来看望。我忽然在人丛中发现了父亲的一位朋友：立法委员吴经熊。他也认识我，我马上叫了他一声：“吴老伯！”他立刻将我和哥哥带到他住的二等舱房里询问详情。船抵香港后，他又带我们到香港当时最大的酒店——高罗士打行同杜月笙见面。杜这时的顾问是监察委员杨天骥，又是我熟识的。因此，我和哥哥的安全得到了保障，但只要回味起父亲的那份简短的遗书，心头总是疑云横生，难以驱散。
1945年12月6日国民政府公布《惩治汉奸条例》后，我看到汪伪政府的巨奸们或枪决或监禁，感到非常痛快。次年7月初，我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内，看到被判了死刑的丁默。我问他是否还认得我，他注视了一下说：“不大记得了。”我说：“在‘76号’内见过你的！”他一声不响。于是我说出了我父亲的名字，他听后仍然一声不吭，嗫嚅着踱走了。我离开南京后三天，他就明正典刑了。
这些事，无论后来怎么想，都已经毫无意义了。显然，父亲跳海是死，被敌伪秘密逮捕也必然是死，这是可以想象或推理得到的结论！
“文革”期间，那时我在山东，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谣言来，说父亲并没有死，人在台湾。当然，这是不可信的。我不信，别人也不信，最后谣言就自生自灭了。
父亲生于1890年，该是一百一十多岁了！他早已不在人世，留下的失踪之谜，尽管我不愿回想，更不愿提起，但风晨雨夕，却总在我心头扬起波澜，使我有刻骨锥心之痛。
（本文初稿发表于1947年10月17日上海《现实》杂志，后经修订以《76号魔窟和父亲失踪之谜》为题发表在2003年第8期《上海滩》杂志）
重访极司斐尔路76号“魔窟”
1978年春天，我在上海永福路上影文学部里修改电影剧本。一天午后，曾专门到当年极司斐尔路76号旧址去故地重游。
我的心情既无法平静，也十分复杂。
这时，极司斐尔路已改路名为万航渡路，极司斐尔路76号成了万航渡路435号。房屋全部由部队在使用，他们谢绝参观。于是，我拿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介绍信又去，经过交涉，同意让我进去看一看，但有些地方，却仍不同意我进去看，只可以在外面望望。
同记忆中已有很大差别，里边的树木已经粗大得多，房屋也显得旧了！过去门禁森严的大门、铁门什么的都已拆除，原来的有点像庙宇和牌楼式的二道门还存在。进门以后，中间那两幢主要的大洋房依然矗立。东面的一幢高楼位居正中，有台阶可以走上去。这是当年父亲被绑架后囚禁在楼上的地方。我在父亲遭绑架后，由人陪着给父亲送衣物第一次进76号，上楼进房抱着父亲痛哭的地方就是这幢洋房的楼上。这个高楼的侧面远处，有些西式平房，当年是日本宪兵队驻扎的地方。
与东面高楼并肩的西边的一幢是非常宽大的三开间两进的石库门尖顶楼房，很宽很深，楼下是个大厅模样的房屋……
这一切都还能唤回我的一些记忆，但与我印象中的魔窟有的可以印证，有的却已有很大的变异。时过境迁，我必须承认我的记忆也已模糊了！留下的只是对往事的唏嘘与对敌伪的仇恨。
这里抗日战争前原是陈调元的私人住宅。陈调元（1886-1943），河北人，曾任北伐第二路军副指挥，做过安徽及山东省主席。1934年，任军事参议院院长，1937年任国民党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军委会常务委员。1944年追赠陆军一级上将。抗战爆发，76号处于“歹土”（越界筑路）地段，陈调元住宅被敌伪接收。
想起当年的悲惨往事，想起当年这里是充满血腥味令我仇视痛恨的敌伪魔窟，我怀着一种无法形容的感情离开了那里。
父亲1939年被囚禁和软禁时，我仅十五六岁，而且去父亲囚禁和软禁处时，第一次是由一个在上海四马路石路维大福绸缎庄做店员的人陪我去送衣物的，后来则常是由我的一个堂兄王洪治带着我去探视的。来去都是坐的汽车。沪西的路我也不熟，所以有些印象也不清晰。后来，父亲可能由于他的政治地位及表示“优待”，由囚禁变为软禁，挪了地方，甚至有一天将我和哥哥作为人质同父亲软禁在一起。记忆有时总是容易混淆的。其实后来软禁的地点已不在76号而是在靠近76号的愚园路1136弄宏业别墅里。愚园路1136弄与76号离得很近，这里原是国民党交通部长王伯群的私宅。1136弄是一条狭长的水泥路弄堂，面向愚园路，弄底是一个类似传达室的警卫室，挂着日本沪西宪兵队的牌子，高高的围墙角上也有架着枪的岗亭和伪军卫兵。进去后，花园、草坪很大，里边有多幢独立的小洋房，洋房外边全装着铁丝网，门窗也都有铁栅栏，里边的汉奸卫兵全部穿的是绿色军装。这些都同76号相似，所以我的印象就有了混淆，是1978年春季重访万航渡路435号即原76号旧址后，通过回想才重又获得结论的。
父亲后来被挪到愚园路1136弄内，软禁在一幢洋房的二楼上，“画地为牢”，他是从不许下楼的，一日三餐也总是有人送来吃的。我在前面那篇旧文中说“那时候，汪逆（精卫）刚从76号附近的宏业别墅9号迁进76号去”，实际是汉奸汪精卫住过76号，但基本是住在愚园路1136弄宏业别墅。宏业别墅里好多幢洋房，都编了号码，汪逆住的是9号，现为愚园路1136弄31号，被辟为长宁区少年宫。我那篇旧文的记述中，这一点正好写反了！我记得清楚的是当时汪精卫、褚民谊、梅思平等大汉奸都住在这里，周佛海、梅思平等都来看过父亲劝他附逆，但他始终不屈，梅思平就住在楼下。
（1978年5月写于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
我的母亲李荪
昨夜，我又梦见了母亲。自从母亲去世，只要梦见她或想起她，我心里就会发酸，一种要痛哭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
母亲是上海罗店川沙人，姓名李荪，字蕙华。她个性坚强，有侠义心肠，一辈子热心，急人所急。年少时，她反抗外婆给她裹小脚，给她缠上她就拆掉，使得她终于不是一个小脚女人。她又反抗封建婚姻，为逃婚，她依靠熟人逃到苏州进蚕桑学校读书。她相信要中国富强需振兴农业和实业，她才进的蚕桑学校。她年轻貌美，擅长书画，毕业后是个出色的小学教师，在上海认识了父亲，于是结合。但不幸两人个性都强，终于离婚。到中年时代，两人都又各自结了婚，但也能互相宽容，不但常在子女面前说对方好，而且也因子女的维系而保持着接触和关心。
我六岁时被父亲带往南京，后来有了继母德芳妈妈，心中却总是思念亲生的母亲。母亲自然也想念我。她曾不止一次地专程从上海坐火车到南京来看我。总是住在离学校不远的鼓楼饭店里，到学校门口等着我放学，把我接到那儿，拿出许多书籍、玩具和吃食给我，流着泪抱着我同我谈这谈那。她总是像一阵风，突然来，又突然走了，留下的只是我更深的无比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