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以后，周一到周六，我就忙起来了，黄老师总是准时来，准时结束课，吃完中饭就走，非常匆匆非常准时，他对我很和善，教得也很不错。初中课本是他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适合我的程度。我在南京中央大学实验学校上小学时，二年级开始就学英语。听他的英语发言带广东音，但广东人讲英语带广东音也正常，我也习惯。父亲要我尊敬老师，我也努力做到。我们之间慢慢有了感情，相处虽不过五个月光景，长期以来我却仍保持着深刻的印象和感情。每当想到他和他的诗时，心里总是发热的。
有些事，他使我有了难忘的记忆。
那时候，他来上课，总随手带一只灰布袋。袋里有本子、笔、毛巾等杂物，还时有赛马的报纸杂志；又总放着一本厚厚的《中国名人录》（好像是这么一个书名），黑衬底烫金的书名封面。他在让我做数学题或诵读默记国文课文或抄写英文时，有时常会抽空翻这本大书阅读。我好奇，问他是什么书，他就把书放我面前说：“看啦！我中意这本书啦！”他告诉我这是一本介绍名人生平的书。我向他拿过来看，书很枯燥，就是一个个人名按姓氏笔画排列。像字典，下边是介绍这个人的经历，如某某人，籍贯何处，哪年出生，学历和经历，很单调。他却有点空隙时间就看，哪怕看几分钟也很专心。我终于问：“看这有什么用？”他答：“有大用！”但也没说出什么大用来。直到有一天，他见我又问，才说：“我在研究，发现这些人都很有名，都很成功。从他们的经历可以知道，他们大多上过学，有文化，有的还到外国留过学。这些人都很努力。有的是大军人、大官，有的是大学者。如有的是专门下棋的，也能成为棋王，把外国的名棋手打败。有的是变魔术的，居然成为魔术大王。行行出状元，唱戏的能唱成这个派那个派的，变成了泰斗。这些都使我懂得人要爱学，有时间有机会就要努力学抓紧学。中国学了不行再到外国学。”他说的大意是：一个人必须拥有高到受重视和被人需要的本领！讲着这些话时，他似乎决心很大，也很有信心。事后，我把他的这件事和这些话告诉了父亲。父亲笑了，点头说：这个年轻人说得有道理，他将来会有成就的。这些话也是在教你努力呀！事实上，他和父亲说的意思是我在后来成长中体会到的。
第二件事是他爱赛马买马票。香港人许多都这样。有大跑马场。“跑马地”的地名应当就是这么来的！那实际是一种凭运气的赌博，香港人对这很迷恋，报纸上也大版大版刊登跑马的信息和照片。这些信息我当时看不懂也不爱看。香港街上常可看到有人在投注站买马票的。黄老师就是爱玩这一项的人。他手提包里常有我看不懂的跑马场次表、赔率表、投注指南、骑师搭配表一类的材料。
从他那里，我当时懂得马的寿命约三十岁左右。要想取胜，买马票靠的是运气。有次他叹气说：“嗒啦，嗒啦！我嗨穷命啦！”但尽管这么说，他关心赛马的事一直未停。只是有一次对我说：“爱赛马是我的缺点！很不好的！你不要学我。”有一次也说过：“做发财梦的人是发不了财的，想发财还是要靠努力奋斗！”当时他的样子很严肃。至今，我仍记得他那高颧骨的脸上那种认真坚决的神态。
他有时将诗写在口袋里的一个本子上。他讲课辅导我时，是预先在一个练习本上花时间做好笔记的。教国文时，课文之外他常给我添加些诗词。他买过狼毫笔和墨及砚台送我，还买来本子经常要我临临碑帖写写大小楷。他讲课条理清楚，数学使我易懂，讲国文时很认真。一次讲课时，给我讲“串”这个字。他说出一大堆话来，我一下子就记深刻了，至今不忘。他说：串，物相连贯也，连串而成的物件叫“串”。如一串珍珠，一串铜钱。串也可以做到访的解释，比如北方人将上门到别人家访问叫作“串门”；串通就是沟通；“反串”，那就是用在演戏时男的扮女的，女的扮男的，或老生反串小生……这种说法，当时我觉得有趣，也就记住了。
黄魂老师是个爱国青年，关心抗日的战局。看着报纸上一些败退的战讯，常会叹气。同父亲有时谈起抗日，他总是慷慨激昂，大骂“日本仔”和“东洋鬼佬”！他有很好的嗓音。有一次，父亲外出不在，他唱一支抗日歌曲给我听：“拿起你的枪，快快儿奔前方；和这恶虎狼，拼命地战一场；我们受亏已不少，今天和他算总账。”声音高亢，感情充沛。
正在这时，门铃响了，父亲回来了！他也不唱了，但父亲听见了他的歌声，父亲说：“唱呀唱呀！你唱得很好！对洪溥，我不但要你教他功课，也希望你教他爱国。”
黄魂老师对父亲是很敬重的，对我说过：“你有一个好爸爸！你要努力！”
有一天，他对我突然说：“我也许会改变一下生活！到抗日前线去！”
但他没有多说，我也没有多问。
他给我做家庭老师大约有好几个月，突然，有一天，他彬彬有礼地对父亲说：“很对不起，因为我有事不能再做家教了。”父亲问他什么事，什么原因，他也不讲。父亲问他是不是经济上的问题，他说不是。接着，他就真的不来了。隔了些天，介绍他来的那位穿西装的黄先生来看过父亲。父亲问起我的黄魂老师。
黄先生说：“也弄不太清。他说是要去打游击。家乡惠阳那边现在有了游击队。他大约是要去参加，人就离开香港了。”
父亲和我唏嘘了一番，我简直有点伤感。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黄魂老师，也不曾听到过他的信息。
但，在香港相处过几个月的黄魂老师在我的记忆中始终存在，没有也不曾消失。回忆香港那段生活时固然会想起他；有时，在心情起伏时也突然会在脑际出现他那高颧骨的面容和捧读那本厚厚的名人录的模样。不知他是否真去打游击抗日了？他会阵亡牺牲了吗？谁知道呢？只是师恩难忘，想起他时，一种感激之情总会油然荡漾在我胸间……
难忘当年香港仔送别
夏天的香港，太阳有时很凶，但由于有海风，房里总有电风扇，并不使人感到闷热难耐。只是父亲的心情是不好的。他的心总同抗战关联着，战局不好，他总关心。他又是个爱工作的人，想做的事在香港没法做，当然苦闷。继母汪淑晴来信，仍总是要父亲带我回上海租界上住，居然有一天来信要父亲去香港著名的黄大仙祠去烧香求签，说听说那里算命看相很准，建议父亲去拜一次黄大仙对于回不回上海做个决定。父亲看了信摇摇头把信递给我看，说：“可笑！”他是不相信烧香求签和看相算命的，当然不会照办。
大约是6月里，由于日寇沿陇海铁路进攻，又要从平汉路进攻武汉，形势不好。有一天，报上突然刊登了日寇飞机炸毁黄河大堤，花园口决堤淹没了大片城市与土地的消息。事后得知，是有日机轰炸但也是为阻敌进攻下令决堤造成重大祸害的。据悉当时淹死九十万人，有一千多万人流离失所。父亲看后，非常感慨。就在这天后，杨老伯来看望过父亲，两人谈起花园口决堤，都估计损失惨重，也都怀疑堤是故意炸开口子的。这天，杨老伯带来了叶楚伧给父亲的一封来信。
叶楚伧与杨天骥是同乡。过去在南京时，我们住过高楼门100号的一幢红砖洋房里。边上的邻居就有外交部次长徐谟、画家徐悲鸿、南京市党部负责人彭尔康，还有这位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执行委员兼行政院副院长的叶楚伧。这时，他仍在武汉，已是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官很大，权也很大。叶楚伧戴眼镜，仪表挺好，说话文雅，当时颇得蒋介石信任。他前清时做过“七品小京官”，后来参加过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杨天骥转来的信是由于父亲曾给叶楚伧写了一封信，大约谈了自己的情况及表示对抗战的信心，想了解一些时局。叶的信怎么回复的我已弄不清，只记得信中谈到要坚决保卫武汉，但中央各机构全部拟迁至重庆。当天，父亲同杨老伯谈了很长的时间，觉得老蒋坚持抗战的决心是下定了。中国地方大，回旋的余地大，政府将来到四川去是对的，战事会长期坚持下去的。当时报纸上有幅漫画：一个面目凶恶的日本军人手拿军刀，但两足陷在很大的泥潭中。中国虽然沦陷了很多地方，如今日寇快打到武汉了，但日本的两足确实像陷在泥潭中难以拔出了。杨老伯不仅帮叶楚伧转信给父亲，也帮于右任转过信给父亲。于右任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院院长，父亲有时亲切地叫他“老于”或“胡子”。父亲辞职拟仍做律师并办大学后，他曾建议父亲在上海重新恢复有革命传统的中国公学。有次，他给杨天骥转给父亲的信又提到这件事。杨老伯也认为于右任的建议很好。因为中国公学名声大而且名声好，比创办新的大学来得好。但抗战在坚持下去，父亲在香港要实现他的愿望，完全没有可能。父亲甚至想过：是否在香港设法做律师？但这想法他很快就自己否定了。他不可能在英国人的殖民地上做律师！语言、法律等对他都是生疏的，最主要的是他熟识的人事关系都不在香港，没有人脉，他动弹不得。开律师事务所需要的从房子到助手等，他都无法张罗。为这，当然看得出他的烦恼与苦闷。
李尚铭打电话给他，说老朋友们，包括刘侯武、谢无量、杨天骥等都仍常去他山光道住所叙聚，久不见父亲和我了，欢迎仍去玩耍。但父亲答应了，却没再去。天气热后，有一天，李尚铭正式发了帖子，说是请好友们欢聚，由香港到澳门去玩两天回来。但他们去是想去玩赌场的。父亲就推托不去了。他对我说：“赌博是一件非常坏的事，不少意志不坚定的人因为沉迷赌博，闯了大祸，毁了前途。一心想赢钱，结果却倾家荡产……”他自己是不赌的。所以，当李尚铭等坐船从香港去澳门游玩时，父亲谢绝未去，我也并不遗憾。
其实，在香港也是有赌场的，只是没有澳门的赌场大和出名而已。而且，香港有些高级的酒店、旅馆、餐馆里都总是摆着一个或几个“吃角子老虎”在边上，顾客只要有硬币就可以用来玩耍。我在“六国饭店”住时，到它楼下餐厅里玩过一次，纯粹是好奇，父亲也是同意的，说：“可以，你也可以尝试一下赌博的滋味，但这仅仅是让你懂得一点赌的滋味。不是教你赌或是鼓励你赌！”我在“六国饭店”赌了一次，在“陆羽茶室”也赌了一次。那种“吃角子老虎”像只方箱子似的竖在那里，可以看得到里边并不是空的，而是有不少钱币在里面。有个塞钱币的线形口子，你可以把硬币塞进去，然后用手使劲将一个扳手一拉，有时毫无反应，那你投的钱币就吃进去不吐了！有时你的手将扳子一拉，突然哗啦啦许多硬币都吐在下面了。这吐出来的一大堆钱币就属于你了！赌钱这种赢法，一个可能换成多个，当然会鼓励人的赢钱欲望。我尝试了两次，一次输，一次赢。由于输的一次只是一个硬币，赢的一次却拿到三四元的硬币，自然算是赌赢的人。但父亲说：“好了！以后别再玩了！俗话说，久赌必输！天上不可能掉下肉包子给人吃的！”我是很欢喜父亲对我的这种教育方法的！
仍常常有朋友来看父亲。
那位聂海帆先生也常来。有天，他请父亲和我去吃晚饭，说是该吃吃葡萄牙菜里的葡国鸡。他陪我们坐“的士”到了皇后大道中，下车转进德已立街，路上上下下，有点曲折，最后到了一家葡萄牙人开的餐馆。门面不大，高处挂着彩旗，店招是彩色的，上面写着大字“葡国鸡”，画着一只大公鸡，还有葡萄牙文。这当然是一种西餐，汤、冷盘都没什么特别，小面包、黄油、果酱也没什么特别。精彩的就是一蒸得滚热的“葡国鸡”。那是将鸡腿切碎用大量香料和佐料外加许多奶酪蒸熟的一种特色乡土菜，确实味道很好。
我闷声吃鸡，但听到父亲同聂海帆谈话。谈的是在上海租界办大学的事。聂海帆反对用“中国公学”做大学的名字，理由是不要惹麻烦。因为“中国公学”这个名字容易引人注意。他这里说的引人注意的“人”，显然指的是“敌人”。他说：“学校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就叫‘三吴大学’！不引人注意！”他又说：“您做董事长，我任校长！依您的声望地位，在上海租界上是吃得开的！你是前辈，法界名人，工部局、法院、律师界、警察局都有您以前的学生和熟识的关系。校址已经不成问题，这事现在只等您点头了！”
父亲沉吟着，当时并没有点头，好像也没有再说什么。那晚吃完“葡国鸡”后，聂海帆送我们回家，临走时，他好像对父亲说：“请您再好好考虑一下……”
聂海帆走后，我问父亲：“为什么叫三吴大学？”
父亲说：“我也问过他，他说，苏州、常州、湖州自古以来，叫作‘三吴’。在上海办个大学，吸引苏州、常州、湖州这一带的学生用这个名字合适。我却觉得没什么好！”
从此以后，日子过得好像极快。父亲仍是与友人——熟的和新认识的不断来往。聂海帆则坐船去上海了，好像他的意见和父亲的取得了一致，他去开拓办“三吴大学”的局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