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画报，可追溯至光绪元年自广州迁上海出版的《小孩月报》（Child's Paper），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J.M.W.Farnham）主编，锺子能任主笔，清心书馆发行，后改中国圣教书会发行，连史纸印，供中小学生阅读，文字浅近，兼有插图。光绪三年，申报馆创办《瀛寰画报》，第二号改名《寰瀛画报》，蔡尔康任主笔，在英国印刷，上海装订发售，共出五期，乃最早用绘画形式介绍国内外时事新闻、人物传记、科学知识、风土人情、先进交通工具等，实开中国画报之先河。光绪六年，上海圣教书会创办《图画新报》，由范约翰主编，锺子能任主笔，清心书馆发行，以宣传基督教义为主，并有风景、地图、天文、科学、时事、人物等内容。这几份画报，不尽如人意之处甚多。如《小孩月刊》因借用外国旧铜版，说的是中国事，画上是外国人；改由中国人画插图后，用黄杨木雕版，画面简陋，画的洋人却穿着中国长袍。《瀛寰画报》也用过不少时过境迁的外国旧铜版，如第一号所刊“有关俄土两国之事”，乃是二十年前克里米亚战争的旧闻。真正中国人自己的画报，并且相对密切联系时事以图版配合新闻报道的，当数创刊于光绪十年的《点石斋画报》。
当时上海的石印书坊，以点石斋书局的影响最大。它附属申报馆，由英商美查（Ernest Major）创办于同治六年，聘王菊人为买办，初名点石斋书画室，又称点石斋石印局，设址于偷鸡桥堍，它的印刷所设在泥城桥堍，门市部则设在抛球场。光绪五年六月九日《申报》刊出“点石斋主人美查”的《点石斋印售书籍图画碑帖楹联价目》，有这样一段话：“本斋于去年在泰西购得新式石印机器一付，照印各式书画，皆能与元本不爽锱铢，且神采更觉焕发。至照成缩本，尤极精工，舟车携带者既无累坠之虞，且行列井然，不费目力，诚天地间有数之奇事也。”石印是当时先进的印刷技术，尤其适宜影印或缩印古籍。黄式权《淞南梦影录》卷二说：“石印书籍，用西国石板，磨平如镜，以电镜映像之法，摄字迹于石上，然后傅以胶水，刷以油墨，千百万页之书，不难竟日而就，细若牛毛，明如犀角，剞劂氏二子可不烦磨厉以须矣。”点石斋凭借石印技术，影印《康熙字典》《十三经》《佩文韵府》等，印数奇大，获利丰厚。
光绪十年四月，点石斋书局创办《点石斋画报》，每十天出一册，一般逢六出版，随《申报》附送并零售。每册封面用彩色本纸，内页用连史纸，凡八幅，长方开本，经折装。以十二册为一辑，依天干、地支、八音、六艺、四教、四德编目。至光绪二十四年停刊，共出版四十四辑，图文四千两百余幅。《点石斋画报》创刊伊始，就由吴友如主绘，参加绘图的有张志瀛、顾月洲、周慕桥、田子琳、金蟾香、符艮心、葛龙藏、马子明、贾醒卿、何元俊、李焕尧等。他们的画，构图完整，笔致细腻，刻画入微，兼有中西画法的特点，以此而形成了“点石斋画风”。由于石印技术的特殊性，无论画稿如何细腻入微，都能毫厘无差地再现出来，并且印刷周期大大缩短，画面效果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再加上画报这一新颖别致的传播样式，问世后就一纸风行，并且代表着当时画报的最高水平。阿英在《中国画报发展之经过》中就说：“因《点石斋画报》之起，上海画报日趋繁多，然清末数十年，绝无能与之抗衡的。”
《点石斋画报》的内容，以时事画为主，如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以及缅甸问题、朝鲜问题等，都印出专号，以警醒民众；各地的社会新闻和民风习俗介绍，也占相当多的篇幅。此外，还介绍外国的风土人情、山水景物、高楼大厦、火车轮船以及声光化电等科学事物。这份前所未有的新型读物，受到读者的欢迎，市井购观，流播广远。应该说明的是，其中不少新闻画，取材于《申报》，辰桥《申江百咏》有曰：“一事新闻一页图，双钩精细费功夫。丹青确有传神笔，中外情形着意摹。”自注：“又有《画报》，大半采《申报》中事有可绘图者，一事一页，描写入神，用石印印行。”但由于新闻素材辗转而来，画者只能凭空臆想而作，甚至有不少是杜撰出来的，往往选择前人野史笔记里的材料，改编为新闻，再作描绘。来得比较真实的，倒是那些风俗画和以租界里市井细民为题材的社会新闻画。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里说：“在这以前，早已出现了一种画报，名目就叫《点石斋画报》，是吴友如主笔的，神仙人物，内外新闻，无所不画，但对于外国事情，他很不明白，例如画战舰罢，是一只商船，而舱面上摆着野战炮；画决斗则两个穿礼服的军人在客厅里拔长刀相击，至于将花瓶也打落跌碎。然而他画‘老鸨虐妓’‘流氓拆梢’之类，却实在画得很好的，我想，这是因为他看得太多的缘故；就是在现在，我们在上海也常常看到和他所画一般的脸孔。这画报的势力，当时是很大的，流行各省，算是要知道‘时务’——这名称在那时就如现在之所谓‘新学’——的人们的耳目。”说得实在很精辟。
《点石斋画报》创刊号上，编者有这样一段话：“第一号则为甲一，第二号则为甲二，其馀按号而下，故书缝中之数目，则亦鱼贯蝉联，将来积有成数，可以装成一本，幅式大小，统归一律，毫无参差不齐之病，赏鉴家以为然否？”由于版式统一，且有固定栏目、固定页数、固定的出版日期，连续编号，给有意去保存的人提供了方便，特别是一些连载，装订起来，也就是成帙的书籍了。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面试》里说：“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上海出有一种石印的《点石斋画报》，我最喜欢看了。本来儿童最喜欢看画，而这个画报，即是成人也喜欢看的。每逢出版，寄到苏州来时，我宁可省下了点心钱，必须去购买一册，这是每十天出一册，积十册便可以线装成一本，我当时就有装订成好几本，虽然那些画师也没有什么博识，可是在画上也可以得着一点常识，因为上海那个地方是开风气之先的，外国的什么新发明、新事物，都是先传到上海，譬如像轮船、火车，内地人当时都没有见过的，有它一编在手，可以领略了。风土、习俗，各处有什么不同的，也有了一个印象。”当年像包天笑那样爱读《点石斋画报》，并将它装订成册的人，大概也不是少数。
鲁迅比包天笑小五岁，早年在绍兴是否读过《点石斋画报》，已不能知道。但在他的藏书中，有四种是从《点石斋画报》中析出而装订成册的。鲁迅对这些厘定重叠、穿针引线的事，一向乐意去做，认为是一种很好的休息。但这四种却不是他亲手装订，他只是将它们析出整理，托宋紫佩去请人装订，他在一九三四年九月五日的日记里便说：“下午寄紫佩信并《淞隐漫录》等一包，托其觅人重装。”鲁迅在付人装订之前，在每种的扉页上作了墨笔的题识，还盖了印章。
第一种是王韬的《淞隐漫录》，吴友如绘图，共六册，题识云：“《淞隐漫录》十二卷。原附上海《点石斋画报》印行，后有汇印本，即改称《后聊斋志异》。此尚是好事者从画报析出者，颇不易觏。戌年盛夏，陆续得二残本，并合为一部存之。九月三日南窗记。”钤“旅隼”印。
第二种是王韬的《淞隐续录》，张志瀛绘图，共两册，题识云：“《淞隐续录》残本。自序云十二卷，然四卷以后即不著卷数，盖终亦未全也。光绪癸巳排印本《淞滨琐话》之十二卷，亦丁亥中元后三日序，与此序仅数语不同，内容大致如一，惟十七则为此本所无，实一书尔。九月三日上海寓楼记。”钤“旅隼”印。
第三种是王韬的《漫游随录图记》，张志瀛等绘图，题识云：“《漫游随录图记》残本。此亦《点石斋画报》附录，序云图八十幅，而此本止五十幅，是否后有续作，或中止于此，亦未详。图中异域风景，皆出画人臆造，与实际相去甚远，不可信也。狗儿年六月收得，九月重装并记。”钤“鲁迅”印。
第四种是李渔的《风筝误》，金蟾香绘图，题识云：“李笠翁《风筝误》。亦《点石斋画报》附录也，盖欲画《笠翁十种曲》而遂未全，余亦仅得此一种，今以附之天南遯叟著作之末。画人金桂，字蟾香，与吴友如同时，画法亦相类，当时石印绣像或全图小说甚多，其作风大率如此。戌年九月将付装订因记。”钤“鲁迅”印。
这四种的三位绘图者，仅吴友如记载稍多，其名嘉猷，字友如，苏州人，生年不详，幼习丹青，私淑钱杜、改琦、任熊等，擅工笔，于人物仕女、山水界画、花鸟虫鱼靡不精能，亦擅长写意人物，主绘《点石斋画报》，后脱离点石斋，又自创《飞影阁画报》，也很有影响，光绪十九年卒。宣统元年，上海璧园书局从其后人处购得粉本一千两百幅，编成《吴友如画宝》，石印行世。他画的昆曲人物册页和《豫园雅集图》曾在南京博物院展出，惜未过眼。张志瀛和金蟾香，仅记名于杨逸《海上墨林》，生卒年均不详，事迹亦无可考。只知张志瀛名淇，上海人；金蟾香名桂，苏州人，据说早年与吴友如稔熟，后同去上海，受聘于《点石斋画报》。
鲁迅对吴友如的画相当熟悉，在《朝花夕拾·后记》里谈到《百孝图》时说：“吴友如画的一本，也合两事为一，也忘了斑斓之衣，只是老莱子比较的胖了一些，且绾着双丫髻——不过还是无趣味。”然而他觉得《点石斋画报》反映了时代，他说：“吴友如画的最细巧，也最能引动人。但他于历史画其实是不大相宜的；他久居上海的租界里，耳濡目染，最擅长的倒在作‘恶鸨虐妓’‘流氓拆梢’一类的时事画，那真是勃勃有生气了，令人在纸上看出上海的洋场来。”鲁迅在《略论中国人的脸》里又说：“时装人物的脸，只要见过清朝光绪年间上海的吴友如的《画报》的，便会觉得神态非常相像。《画报》所画的大抵不是流氓拆梢，便是妓女吃醋，所以脸相都狡猾。这精神似乎至今不变，国产电影中的人物，虽是作者以为善人杰士者，眉宇间也总带些上海洋场式的狡猾。”虽然这是一篇颇为辛辣的杂感，但因为吴友如对晚清社会及芸芸众生十分稔熟，故笔下人物神情毕肖，对“国民性”的揭示也颇为深刻，鲁迅之所以欣赏他的画，原因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