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学兴起是广西学界长期积累、探索和奋斗的必然结果，更是广西经济社会综合实力及其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的必然结果。广西北部湾经济大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从而推动广西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成为沿海经济发展新的一极；北部湾海港建设成为大西南最便捷的出海通道，成为西部大开发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首府南宁成为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性会址，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从而推动广西国际经济发展及其国际贸易的崛起；桂林加快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与国际旅游胜地建设步伐，整体上提升广西在全国的影响力以及国际地位；文学桂军崛起促进广西文艺大繁荣大发展，为“文化强国”及其广西“民族文化强区”战略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等等。这都为桂学创造了良好氛围和条件，桂学兴起水到渠成，大势所趋。
“桂学”作为一个学术称谓，显然带有学科性、学理性和学术性，同时也因其地域性与历史性而带有学派、流派的某些特质和特征，从而显示和昭示它的学术个性、特点和风格。因而无论是基于广西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而努力打造桂学也好，还是基于水到渠成的历史积累与时代潮流机遇而顺应桂学发展趋势也好，都应该首先考虑从桂学之“学”的性质、特征及其定位开始，才能真正使桂学立足、立身、立命，才能为桂学研究夯实学科基础与学术基础。从桂学之“学”的学术性质、特征、定位角度讨论桂学精神及其桂学研究的学术品质。
一、桂学精神及其根本魂价值取向
桂学兴起是社会发展、时代呼唤、学界需求的结果，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盛世之文兴的结果，也是广西文化研究和学术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桂学应追溯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性和传统性，探寻其产生和兴起的根源和根据。也就是说，桂学的学理性依据就是具有学源性、学统性与学缘性。学源性所指桂学文脉源远流长，自康有为百年前提出“桂学”概念，其源头并非止于此，而是上溯“百越”、“骆越”、“西瓯”、“南瓯”、“岭南”、“岭西”、“粤西”、“八桂”文化之源；学统性所指桂学传承发展广西深厚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桂学学脉传统薪火相传，一脉相承，发展至今既发扬光大，又开拓创新；学缘性所指桂学在广西文化的历史发展中，自秦始皇修筑灵渠，统一岭南，建制南海、桂林、象郡始，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交流交融，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交融，本土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甚至因其广西所处沿边、沿海位置，跨境交往及其跨文化交流，构成广西文化学缘结构与学缘关系的多样性、兼容性、交融性与开放性，由此构成桂学的文化基因。所谓“学缘”，虽与“血缘”有所区别，但其道理也应如“血缘”一样，着眼于通过考察辨析亲缘关系及其血缘系统来确立文化基因、文脉传统和学理根基。由此可见，桂学有其发展渊源和文化源头，有其历史文脉与文化传统，有其历史文献典籍资料与现实实践资源的支撑，有其学缘结构与文化基因的特点和优势。对桂学学源性、学统性与学缘性考察的目的，就是旨在确立桂学的根、本、魂所在，也是确立桂学的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所在。
（一）寻根
所谓“根”，指桂学立足之根，当然指桂学学术传统，包括广西历史文化传统、广西民族文化传统、广西民间文化传统等文、史、哲的人文传统。桂学并非空穴来风，平地起高楼，而是有根基、有传统、有渊源。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通过寻根文化、文化研究、文化传统回归、国学兴盛等思潮推波助澜，广西文化研究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文化广西”与“民族文化强区”战略决策及文化建设中已取得一定的成果，通过调研、采风、普查等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也通过对文献古籍以及民间文本的整理、校注、出版、研究等工作，从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民间文化、名人文化、文献古籍整理等角度发掘广西文化资源，探寻广西文化之根。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专家学者近年来推出了广西文化系列研究丛书：《桂北文化研究》、《红水河文化研究》、《环北部湾文化研究》、《刘三姐文化品牌研究》、《花山文化研究》等；学界推出“壮学研究丛书”、“瑶学研究丛书”、“客家文化研究丛书”、“审美人类学研究丛书”等。这些研究成果为桂学兴起奠定雄厚基础，也为桂学寻根提供了资源，开拓了途径。更为重要的是，探讨桂学渊源和传统还应从广西历代文、史、哲传统及其学术研究传统中寻根。广西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呈现南北文化交融态势，无论“百越文化”、“骆越文化”还是“岭南文化”、“粤西文化”、“八桂文化”，都能体现出文化交流和交融的特点。广西历代不仅各少数民族聚居共处，而且汉族与少数民族和睦相处，甚至跨境民族交往也颇为活跃，从而构成文化多样性以及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凸显广西区域文化的特质和特征。这在历代升贬迁徙、南来北往的文人骚客的文字记载、诗词曲赋、碑刻游记、史籍文献中留下大量踪迹，更在外地与本地历代名人学士的学术研究成果中显露端倪。如旅桂文人颜延之、元晦、柳宗元、苏轼、范成大、黄庭坚、袁枚等，桂籍文人赵观文、曹邺、曹唐、石涛、郑献甫、陈宏谋、王鹏运、况周颐等，考察和理清这些历史文化渊源，就会十分清楚广西历史文化发展的线索和源头，就会清楚桂学的命脉、文脉和学脉之由来，就会弄清广西历史文化传统的学脉关系与学缘结构，从而也就形成桂学的学脉关系与学缘结构。桂学学缘结构大体由三支学脉构成，呈三足鼎立并三位一体的相互渗透和交融状态：一支学脉是广西本土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学脉，由世居广西的十二个民族共同创造，以“百越文化”、“骆越文化”、“岭南文化”、“粤西文化”、“八桂文化”为标志，呈现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的多元性、南方稻作民族的地域本土性、沿边沿海沿江的地缘文化共生性；另一支学脉是以中原文化影响为标志的中华文化大学脉，中原文化既带有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行政管辖与文化教化角度强势进入的输血和造血功能，又具有学源同源、学脉相连、学缘相通而交融与融合的文化特征，更为重要的是，本质上广西文化就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特殊性与普遍性辩证统一的文化特征；再一支学脉是广西与周边省域所产生紧密联系的地缘文化渊源关系构成的，与桂北相邻的湖南，与桂东相邻的广东，与桂西相邻的贵州，与桂西南相邻的云南，在历史上早有“百越”、“岭南”、“南越”、“两广”、“湖广”、“粤西”、“黔桂”、“滇桂”等称谓，在历史行政区域划分、文化区域类型以及自然地理类型上都具有一定的学脉和学缘关联。如湘楚文化对桂北地区及桂林市的影响；粤文化对桂东南地区及梧州市、北海市、钦州市、防城港市的影响；黔文化对桂西地区及河池市的影响；滇文化对桂西南地区及百色市的影响等。再加之自然水域所形成的跨域水系文化影响，如秦始皇开凿灵渠，使漓江与湘江贯通，往上而沟通长江水系，往下而沟通珠江水系，形成南北水域交通和流通的便利；广西境内的西江流域主干为桂中的红水河、桂西南的左江右江，上游从云贵高原发源；支流为桂北的漓江通过灵渠与湘江连接汇通长江水系，下游均流入珠江汇入大海，促使经济商贸、文化教育的交流和融合，故而这些省外文化影响也构成广西的学脉要素。钟文典在考察广西民族历史渊源时指出：“长期以来，广西的居民主要有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12个民族。其中，壮、侗、仫佬、毛南和水5个少数民族同源于我国南方的百越民族，他们在经济文化生活中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汉族在秦汉时由于政治、军事等原因，已有人从中原迁入广西。而瑶、苗、回、京、彝、仡佬等6个少数民族，除京族于明代来自越南涂山等地外，其他几个少数民族则从隋唐至明代之间，分别来自广西周邻各省。各族人民在广西的同居共处，有过矛盾和争斗；而团结协作、互相交流、共同创造，则是民族关系演变的大趋势，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潮流。”[82]这显然从广西民族渊源的寻根角度，说明本土世居、外来影响和迁移定居三大要素所构成的民族渊源，实则也可从学术上视为学脉、学缘构成的三大渊源。三支学脉构成桂学合理完善的学缘结构，彼此之间的交流融合共同汇集成为广西历史文化源流及其桂学立足之根。从这一角度而言，广西不仅受到中原文化及其省外文化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到其他文化形态，从而使广西文化之根不仅扎于广西区域，而且也扎于中华大地，从而体现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统一的特征。
（二）固本
所谓“本”，指桂学立身之本，即指桂学作为地方之学的本土资源和本土对象范围。广西本土文化资源主要为七种类型：一是广西历史人文资源；二是广西少数民族历史人文资源；三是广西民间文化资源；四是广西自然山水文化资源；五是广西红色文化资源；六是广西名人文化资源；七是广西海洋文化资源。虽然这七大资源并不一定周全，同时也有互相交叉之处，但基本格局和状态大体如此。针对这些资源的开掘、整理、研究也就构成桂学的主要内容和对象。从目前研究现状而言，根据对象和资源类型呈现出研究专题化、系列化、整体化的态势，形成研究的七大系列成果：一是广西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系列研究，形成“壮学研究丛书”、“瑶学研究丛书”等系列丛书；壮族通史、简史等各少数民族历史系列著作；《壮族文学史》等各少数民族文学史系列著作。二是广西历史文化系列研究，形成《广西通史》、《桂林通史》等区域历史系列著作；《广西文学50年》等广西文学史的系列研究著作。三是广西历史文化专题研究，形成太平天国研究、桂系研究、刘三姐文化研究、铜鼓文化研究、歌圩文化研究、花山崖壁画研究等系列专题研究成果；广西文学研究《文学桂军论》、《世纪的跨越》等系列文学专题研究著作。四是广西审美文化与时尚文化系列研究，形成对“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印象·刘三姐”、“五通镇农民画”等新文化现象研究系列成果。五是依托旅游文化研究对广西自然文化资源、桂林山水文化资源、广西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广西历史文化资源、广西红色文化资源等的旅游文化研究系列成果。六是依托北部湾经济大开发对广西边境文化、跨境文化交流、富民兴边文化、富民兴桂文化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文化研究等系列成果。七是对广西名人、名城、名著、名品等的系列研究，对广西桂林、柳州、北海历史文化名城、桂林抗战文化城等名城系列研究；对广西名人赵观文、曹邺、曹唐、周谓、袁崇焕、石涛、陈宏谋、郑献甫、唐景崧、王鹏运、况周颐等名人研究系列；对石涛《画语录》、况周颐《蕙风词话》等文献经典系列研究；对壮剧、桂剧、彩调、文场等艺术品牌与民间文化品牌系列研究；对“临桂词派”、“杉湖十子”“漓江画派”等广西文艺流派系列研究等，构成“名”家系列研究成果。仅就以上列举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研究成果而言，这足以在资源发掘和研究成果上形成桂学之本，构成桂学的基础和框架内容。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广西历代研究著述构成的桂学之本，清代汪森在《粤西丛载》的“序”中列举一批著述：“如宋元以上则有陈承韬《南越记》，沈怀远《南越志》，刘欣期《交州记》，段公路《北户杂录》，莫休符《桂林风土记》，周去非《岭外代答》，张田《广西会要》，范旻《邕管杂记》，谭掞《邕管溪洞杂记》，胡呈《苍梧杂志》，杨孚《南裔异物志》、《交州异物志》，万震《南州异物志》，刘恂《岭表录异志》，孟管《岭南异物志》，房千里《南方异物志》、《投荒杂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83]历代桂籍文人著述仅就临桂县而言，据《临桂文化大典》中不完全统计，按国学传统的经、史、子、集分类，经部有《易经了义》等9部，史部有《桂胜》和《桂故》等15部，子部有《大学衍义辑要》等9部，集部有《曹唐诗》等23部，共有56部之多[84]。灵川县江头洲村周氏家族，为周敦颐后代迁徙定居于此，近千年形成“爱莲文化”的宗族文化传统，历代著述有周履泰《定阳学制偶存》、周履恒的《方书撮要》、周启运《沼濂堂制艺》、周启烈《行文口诀》、周冠《筠园文史集》等20多部[85]。广西名家名人灿如星辰，名著名篇辉耀千古，历代留下的文献古籍愈千部之多，碑刻遗迹数以万计。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更是桂学的之身之本，它既可作为桂学渊源与根基，也可视为桂学的传统和遗产，更可作为桂学进一步开掘和研究的资源和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