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20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和错综复杂的夺权斗争，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党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会议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把持下炮制的关于***问题的“审查报告”，给***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宣布“把***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一年后，***含冤病逝。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一起冤案。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512人。当时，全国有党员2200万人，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以至基层党组织大都没有恢复或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九大自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气氛笼罩。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核心内容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事实上，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个理论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大会通过的党章还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在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帮派中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许多功勋卓著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因而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林彪集团的覆灭和纠正极左思潮的努力
党的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在实际工作中还包含“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内容。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但是，“斗、批、改”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引起动乱的因素更加深化。
九大结束后，林彪集团的权势膨胀到顶点，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矛盾急剧上升。他们担心江青集团的势力有可能超过自己，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会发生变化，因而妄图提前“接班”。因此，林彪等人秘密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林彪事件发生后，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批林整风”开始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过近两年的调整和整顿，各方面工作都有明显起色。可是，毛泽东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而不是批判极左。这样，周恩来领导的纠“左”努力被迫中断。
林彪事件后，党的一些重大的组织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最迫切的是修改载有林彪为接班人等内容的党章和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党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党的十大召开。当时全国有2800万党员，出席大会的代表1249人。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仍然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左”倾指导方针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坏性后果日益明显。在上海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在十大竟当上党中央副主席。但这时，也解放了一批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有些老干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被选举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王稼祥等被选进中央委员会。
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三、同“四人帮”的斗争和1975年的全面整顿
“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的迫切要求。十大以后，党内围绕着动乱与反动乱、篡权与反篡权、整顿与反整顿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
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不仅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而且是要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
“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他们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干部，还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所谓“批孔”文章，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儒”，对周恩来前一阶段恢复“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正确的政策措施和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进行攻击。他们的帮派分子在各地揪斗老干部和知名人士，乘机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社会秩序再度混乱，刚刚有所好转的国民经济再遭严重破坏。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搞乱社会的图谋有所察觉，对“批林批孔”运动作出限制性规定，并在中央领导层提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的问题。这年下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四人帮”再次搞乱全国的图谋受到抑制。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事业上来。这是饱受“文化大革命”内乱之苦的中华民族最强烈的愿望。四届全国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员，为邓小平随后主持国务院工作奠定了基础。但这次大会通过的报告、决议和宪法，未能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
四届人大闭幕后，已患重病的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整顿。整顿中，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转向回升，工农业产品产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国民经济发展较好的一年。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但他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然而，整顿工作的深入展开，势必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逐渐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这种发展趋势，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
1975年11月下旬，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第二年初改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个运动既违背事理，又大失人心，再度造成社会混乱。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对长期持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感到困惑，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更加不满，要求社会安定和发展经济的愿望愈加强烈。
四、粉碎江青集团的胜利
在“文化大革命”进入第十个年头时，广大干部群众长期郁积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四人帮”的愤恨，终于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爆发出来。
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四人帮”不仅发出种种禁令压制悼念活动，而且加紧展开了对邓小平的“大批判”。“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迅速转化成愤怒的情绪，并进而转变为强烈的反抗行动。自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等城市的群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自发举行悼念活动。首都人民也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聚集了200多万京内外群众的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达到高潮。人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在共和国历史上罕见的“花山诗海”中慷慨陈词，深切怀念周恩来，怒斥“四人帮”迫害周恩来、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出现了一人振臂、万人应和、震天动地的感人场面。这场全国性的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1976年7月6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的朱德逝世。
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
9月9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去世后，党和国家的前途成为人们忧虑的问题。
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活动，使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割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这个痈疽。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奠定了基础。
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它留下了永远不应当重犯这类错误的深刻教训。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的责任。但是，这些终究是在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全面评价毛泽东的一生，他的功绩仍然是第一位的，是不可磨灭的。
1.东方红一号卫星
东方红一号卫星是中国于1970年4月24日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该卫星是以钱学森为首任院长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向太空播放《东方红》乐曲，同时进行卫星技术试验，探测电离层和大气密度。卫星采用银锌蓄电池作电源，电池寿命有限，卫星运行20天后，电池耗尽，“东方红”乐曲停止播放，卫星结束了它的工作寿命。但是，卫星的轨道寿命没有结束，根据轨道计算，大约能在太空运行数百年。
“东方红”乐曲向世界宣示了我国国防高尖端领域的成就。按当时各国发射卫星的时间先后排列，中国是继苏、美、法、日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用自制火箭发射国产卫星的国家，由此开创了中国航天史的新纪元。
2.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第26届大会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2758号决议进行表决。表决的结果是，决议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当电子计票牌显示出表决结果后，会议大厅迅雷般的掌声轰鸣，持续达两分钟之久。不少国家的代表放声高歌，热烈欢呼，有不少人像过节一样情不自禁地跳起舞来。当然，也有人感到难堪和尴尬。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是一个辉煌的时刻，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值得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热爱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感到自豪的时刻。
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宣告“把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驱逐出去”。这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的事实已被联合国接受，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问题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都已得到公正、彻底的解决。
3.袁隆平
袁隆平（1930-），生于北平（今北京），祖籍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作技术中心主任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客座教授、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湖南省科协副主席和湖南省政协副主席。2006年4月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200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授予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200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表彰袁隆平院士突破经典遗传理论的禁区，提出水稻杂交新理论，实现了水稻育种的历史性突破。现在我国杂交水稻的优良品种已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50%，平均增产20%。从推广种植杂交水稻以来，已累计增产稻谷3500亿公斤，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前农业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高度评价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