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老歪”！
但我的本名不是“王老歪”。我的诨号很多，在家里，我妈笑我是“歪东西”，我奶夸我有“歪心眼儿”，乡亲们骂我是“歪种”，小女孩管我喊“歪哥”，小伙伴们则戏称我是“老歪”。万变不离其宗，反正离不开一个“歪”字。
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关于我装鬼吓贼的故事。原来，我们村里的老正——鬼知道他怎么成了“老正”！——手脚不干净。有一年，是红薯下蛋的季节，老正眼红我家红薯肥，经常趁晚上溜进地里去做贼，一偷就是一篮子。被逮住了，一句话不吭，下次接着偷，真可谓屡教不改！估计这是他家大人教好的，告状也没用。我家大人又气又恨，却一点儿招数也没有。我爹发狠说：“谁能治住那小东西，我赏他五毛钱！”话音未落，我就挺身而出了：“爹，小菜一碟，交给我办吧！”
晚上，我准备一只大气球，要一块白布，躲在老正屋后等着。天公作美，没有云彩，也没有星星，连一丝秋风也没有，只有朦朦胧胧的光亮，人近在咫尺也不易被对方发现，正是偷东西的天儿。估计老正决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果然，他摇摇晃晃地出来了，东张西张一番，就朝红薯地跑去。我随行其后，悄悄溜进地沟里藏起来。等他挖得差不多了，我就躺在沟里吹气球，越吹越大，上面披着白布。在麻麻的夜色下，白布闪着冷光，一会儿变大一会儿缩小，就像坟地里的野鬼。
老正一扭头，发现了，肯定脑子里“嗡”了一声，因为他“妈呀”一声怪叫，撒开脚丫子就跑开了，连篮子也顾不得要。我心中大喜，立即放瘪气球，将白布披在头上，变着嗓子吼了一声，紧追其后。老正只恨自己没生四条退，不要命地奔跑，连喊叫声都抖成一团儿。追到村头，我见好就收，掉头回去，白白地捡回一篮子鲜薯。
后来，听说老正跑回家后，做了一夜噩梦，一连发了七天烧。从此不仅戒了偷，还戒了红薯，一提红薯就条件反射，一见红薯就歇斯底里。为此，我们两家结下深仇，老正他爹带着他兄弟姐妹扑向我家，把我结结实实地堵在屋里，屋前屋后都有人把守，只等一声令下，就撞开大门，把我捆起来痛揍一顿。眼看一场灾难在所难免，我急中生智，唤来我忠实的走狗，把衣服脱下来，披在狗的身上，还给狗戴上帽子，然后打开后窗一条缝，把狗夹在窗户上。把守的一见，以为我要逃跑，立即吆喝了一声，众人便一齐朝后窗奔去。借这机会，我从前门逃了出来，屁滚尿流地向我妈报信去了。等我妈赶了回来，仇人已经踏平了我家的坛坛罐罐，狗也成了替死鬼，——正准备得胜班师。我妈见状，“嘎儿”一声就昏了过去，三天不省人事。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的本名正式被人攥改了，和诨号合二为一，成了“王老歪”，我的名字和我的故事一起传扬四方。
王老歪就王老歪吧，我认了。不过，从村子到学校，我还算是个小人物，有人缘，因为我是“王老歪”，受人崇拜。那时，正在念书的我，是受孩子们追捧的明星，走到哪里都有人前呼后拥着。可是，从学校到村子，我就什么也不是，甚至没法“混”下去了，因为我还是“王老歪”，鬼点子多。没有人请我去帮工，担心我偷奸耍滑，一天只干半天的活；也没有人给我介绍对象，说我阴狠毒辣，脸上笑嘻嘻的，心里有鬼。没人请我帮工不要紧，自己给自己干就是了；没有人给我介绍对象就不行，为计划生育立了“功”不说，还受人讥笑。被逼无奈，在二十三岁那年，为了娶上媳妇儿，我决定进城打工。
我文化有限，自然做不了“白领”，只有搞体力打工，而农民工最常见的职业就是搞建筑，打工自然也就是给搞建筑的小工头打工。小工头又给大工头打工。大工头又给小老板打工。小老板又给大老板打工。大老板才给建筑公司打工。因此，从上到下，就有大老板、二老板、三老板、四老板、五老板……的称谓。似我者，自然是最底层的苦力夫。于是，稻子一插完，我就进城了。是一个人进城的。进城时，我妈千叮咛万嘱咐：“儿呀，你的名声不好，在家里连媳妇儿都说不上；好在有钱就有媳妇儿，只要你发了财，名声不好也有女人嫁。眼下咱家缺的就是钱！所以，你出去后，要改一改你的歪门邪道，听老板的话，好好干活，不发大财，也要发个小财。”我说：“妈，娶不娶媳妇儿不要紧，大不了死了没人管；但我一定好好干活，不偷懒，挣钱回来给你养老送终。”我妈点点头，这才同我挥泪告别。
进了城，我不敢耽搁，一下火车就打听哪里有搞建筑的。还真问着了一个地点儿，道也不远，便扛着行李包，提着换洗衣服，狗颠屁股似地去了。从此我摇身一变，就成了“农民工”，简称“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