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2010年跨度为五年的中国超级长牛市的前进脚步不会一帆风顺，而是呈现出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特征。反复的短线调整将始终相伴存在，难以回避·，有时受国内外社会、经济或政治形势影响，甚至还会有剧烈的震荡。中国股市还远没到言顶的时候，未来一个个高点将会被不断突破，也将被一次次证明为不是顶点、而是多头市场的一种必然反应。目前乃至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在中国经济发展向好的大方向难以改变的大背景下，未来中国股市想不牛都很难！
【碎步走向大牛市】
2004年，就在中国股市处在最低迷的时候，我在我的《大拐点：站在中国大牛市的新起点上》一书中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已开始步人新一轮的经济景气周期，一轮气势磅礴的股市反转行情正在悄然逼近。如果你还不知道中国已经或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么，你就等于错失了一次参与分享中国经济上升期所带来的大红利的千载难逢的良机。本次扑面而来的大牛市概念不会是过去14年里发生的局部牛市（行情不超过3年），而是更大级别、不同于过去牛市概念的大牛市，它的时间将超过5年，甚至可能超过10年。
但是，这波大牛市的到来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碎步震荡向上的。如果投资者从现在起就进行前瞻性的、周密的战略部署，买入指数基金，并长期耐心持有，不拘泥于股指短期的涨涨跌跌，那么，未来的五年，当中国股市攀升到历史巅峰的时候，如像美国、日本和中国香港股指一样，沪深股指攀升到万点大关，届时你会惊喜地发现，你手中持有的股票价格早已上涨了几倍、十倍，甚至数十倍，股价上涨的乘数效应将造就千千万万的大富豪。
我的这种声音在2004年中国股市还处于万马齐喑的时候，实在是太弱了，我的唱多的呐喊被淹没在一片“中国股市崩溃”的空方声浪中。不过，我并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在2007年1月出版的《大财五年：抓住你一生中最好的投资机会》（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我坚定不移地再次阐述中国股市正在走向牛市的观点。从2004年到2007年，中国股市出现了我当初预见的大牛市和长牛市。如今，在中国股市业已大幅走高，并正碎步走向长牛市之际，回头再看，无论是2004年的我的牛市即将到来的观点，还是2007年中国股市将震荡向上的判断，证明了我的预见是正确的。
现在，就在股市一片莺歌燕舞的做多声中，我似乎又不合时宜地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这绝非我哗众取宠，而是经过我的认真思考的。在中国股市经历了2005年年底至2007年年初的巨幅上涨后，目前正处于震荡调整阶段，震荡将成为2007年中国股市的主题词，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尽管我坚持在这“大财五年”里的长牛市观点，“向上”将成为2007年以后中国股市发展的主旋律的观点依旧，但同时我提醒大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因为世上从来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也从来没有人来告诉我们股市趋势要逆转了，到了哪个点位，行情要暴跌了。
从2007年底到2008年，是中国股市借奥运会题材发挥的又一次重要上涨期。而2008年到2010年的三年里，应当说是中国股市五年超级长牛市的当红年份，中国超级长牛市也将迈人到一个新的高峰。从2008年底到2010年，中国经济的大繁荣和大泡沫将相伴相生，一些和这次经济长周期相关的股票将带头发力上攻。尽管那时通货膨胀率会不断上升，从而使央行加大收紧银根的力度，但同时，经济景气周期带来的强大后劲也在风推火势、火助风威地将中国股市推向一个个新的历史巅峰，同时预示着风险的不断加大。
【新一轮经济景气周期】
显然，中国长牛市是一系列经济增长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从19%年到2006年年底，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8.2%，是世界发达国家GDP年平均增长率2.7%的三倍，是全球其他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GDP年平均增长率3.5%的两倍多。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进程正在加速，新农村运动方兴未艾，城市化速度加快，国内由庞大人口促成的消费市场正面临结构升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正在进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长周期。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03年底访问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时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中国国民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发展的奥秘所在。”显然，目前中国股市的走势与中国经济年均增长8%以上是吻合的，经济景气的长周期为中国股市迅速发展奠定了强大的实体经济基础，未来的中国股市，想不牛都很难！
——新农村运动蓬勃兴起。中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六大任务中，头一项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崭新阶段，特别是农村消费市场的启动将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
——农民收人不断增加，购买力逐渐提髙。“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提出，今后5年要实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各增长5%的目标，这意味着在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基础上，到2010年农村居民的年纯收入将从现在的3250元增加到4150元。
——中国农村消费市场需求潜力巨大。根据人口统计资料，2006年，中国乡村人口占人口总数的57%，但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仅为32.9%，表明了农村消费市场方兴未艾，增长空间很大。农村人口每增加一元的消费支出，可以拉动2元的消费需求；农村家电普及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增加238万台（件）的消费需求。
——政府支农力度空前。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里，政府扶持“三农”政策的力度还将继续加大：第一，财政性建设资金向农村倾斜。第二，加大市级财政性建设资金对郊区县乡的投入，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延伸的力度，同时组织城市单位和企业帮扶农村地区，增强大城市对于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形成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局面。第三，政府财政将通过直接补助资金、补助原材料或“以奖代补”等方式给予农民直接的物质支持，引导农民对直接受益的公共设施建设投工投劳。第四，政府倡导加快建立全社会参与的激励机制，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化速度加快。许多国外学者把“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的观点看来一点也不为过。美国《华尔街日报》2005年1月8日以“中国城市化发展迅速”为标题报导：“中国二十多年来的经济改革引发了有史以来最引人注目的人口迁移，1亿多人从贫困的农村地区转移到了城市和工业制造区。”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程度仍然偏低。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6年世界髙收人国家的城市化率为75%，中等收入国家为60%，低收入国家为28%，而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43%，比低收入国家略高，却大大低于中等收入国家二三十个百分点，与髙收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相比更是相差甚远。然而，正是这个巨大差异决定了中国未来城市化发展的巨大潜力。
目前中国城市化正处于加速发展阶段。联合国预计，21世纪前十年中国将会有2亿人口移居到城镇中去。亚洲开发银行预计，到201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新增3亿，总数达到7亿人，几乎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未来20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既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又是有效解除经济、社会约束“瓶颈”，保障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持续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中国组团式城市群正呈现新一轮增长势头。所谓“组团”，是指区域内不同规模和不同地理位置的城市之间，通过形成网状格局和等级系列的相互协调，也就是以城际合作、城乡一体的形式，在使区域的社会、经济生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使“组团”中的每个城市附着于一个坚实的社会、经济平台，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目前，组团式城市群已率先在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形成，而且这种经济区域发展的成熟度正处于由南向北逐渐展开的过程中，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圈的形成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上述“三维制髙点”在中国完全形成后，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0%、工业总产值的90%、进出口总额的95%将在此国土上产出。根据计算，这些地域只占用国土面积的20%，却产出了中国财富总量的80%，有效减轻了占有全国其余80%国土面积的地区的发展重负，在高水平上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社会公平目标，由此向人们真正展现出一幅“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全面小康社会的美好图景。
——中产阶级消费群迅速崛起。这部分群体的家庭年收入在7.5-10万元，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参与企业决策和管理，主要是由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技术人员及白领群体构成。目前，符合上述标准的中产阶层人数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约为13.5%。我们测算，2006年中国达到中等收入阶层标准的家庭为8000万户，家庭平均年收入为7.5万元，家庭平均拥有31万元资产。我们进一步预测，到2010年，以上数字将翻番。
随着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中国的消费率（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不断上升，将从2006年的62%上升到2010年的68%，并于2020年达到71%，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是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农民工群体，到2011年将增至2.9亿人，大约相当于当今美国的总人口。随着这些人收入的迅速提高，他们也将成长为中产阶级消费者，其人数到2025年将高达约5.2亿，相当于那时中国城市人口的一半以上。
我们的调查表明，买房、购车、自费旅游，将是当今乃至未来中国中产阶层的三大消费热点。目前中国的中产阶层还没有形成一个实力群体，这正好说明中国中产阶层消费的巨大潜力。今后几十年，中国消费结构升级与经济扩张将形成新的良性循环，表现为如下过程：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动房地产业、汽车制造业等一批相关产业增长——提高经济活动的总量水平——促进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和乡村城市化——农民收人提高并在较低档次上形成消费需求——为加工业、原材料工业和建筑业提供广阔市场——国民经济进入扩张性时期。
【还有15年人口大红利】
人口红利是指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亦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高峰值之前，率先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人口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理论有三个阶段说，“第一人口红利”是指由于人口结构的转变所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人口抚养系数降低所推动的经济增长。紧随着“第一人口红利”出现的是“第二人口红利”，是指人们随着收人结构和年龄结构的变化，进入一生中生产效率最高的青壮年阶段，其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例提高，由此反映出在人口结构转变的特定阶段，由高比例的劳动年龄人口带来的国民储蓄率升高和资本供给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为社会进一步扩大投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第三人口红利”是指随着第一、第二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人口中的劳动力比重下降，无收人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激增，从而导致社会人均收人增速下降。此外，退休人口开始动用储蓄来度晚年，使得社会总储蓄率开始下降，导致投资供给下降，降低了经济增速。
中国目前的人口结构非常吻合人口红利理论的三个阶段的特征。有关数据显示，1982～2000年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27%，预计人口红利的贡献还会持续5～10年左右，因此2006-2015年，充分挖掘人口红利，再结合不断深化的经济改革，中国经济在未来5年可以继续保持年均8%～10%的增速；而从2015年左右至2030年，中国将经历人口红利的第三阶段。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正处于人口红利的第二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人，劳动人口比例较高，满足了经济增长对于劳动力的需求。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相对较轻，财富积累的速度比较快。
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支持将中国持续高速发展的经济和人口红利联系起来的观点。国家人口发展研究战略课题组在最近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自1973年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以来，已经少生了4亿多人，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而生育率的下降导致人口抚养比下降了三分之一，为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