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雇的打手要干掉自己了
2011年4月25日，星期一，中午，我手拿公文包，走进位于加州南三藩市的公司总部。午休时间，员工要么在公司餐厅用餐，要么在户外边晒太阳边聊天。我竭力压抑心中翻涌的思绪，放缓脚步，对自己说：冷静，冷静。大战即将开始，岂能临阵退却？没有谁注意到我，只有会计部年轻女员工杨蕾，隐隐觉察出风暴即将到来，目送我穿过走廊，走向会议室。
这是我和太太杨铭一手创办的公司，会议室面积约四十平方米，一张橡木做的长方桌，四边排着十多张带扶手的椅子，桌上放着现代企业开会所需要的设备——麦克风、话筒、幻灯机，前后有大屏幕。公司自2008年迁来这里，到2011年，已有三年。在这里，我以执行长的身份，与公司高管、遍布中美的各分公司主管、重要客户及供应商，开过数不清的会议；也以华尔街上市公司董事长的头衔，接待前来考察的股东、董事、审计公司主管、专门受理企业高管责任保险的专家，以及精通上市公司操作内控的专家。
会议室里只我一个人。向来，“独角戏”式会议司空见惯，和远在中国内地各地、美国外州的主管、独立董事，以及常去欧洲参加商展的分公司领导们开会，作为主持人，我只用视频或者电话。现代企业就是这样，“运筹于帷幄之内，决胜于千里之外”。我把听筒和话筒检查了一遍，看了看门窗，隔音良好。我不愿意不明内情的员工，对即将召开的会议胡乱猜测。我努力做了几次深呼吸，翻检储存在手提电脑里的文件。
这一次董事会紧急会议，如果称作“阵地战”；那么，前天，4月23日（星期六）下午两点我收到的电子邮件，开启的就是“前哨战”。电邮是独立董事斯坦恩格勒勃先生发来的“最后通牒”。凭借对公司作业的熟悉，我认定这封骨子里咄咄逼人但表面温文尔雅的专业函件，捉刀者是林菲尔德，他是库里律师事务所内专攻证券法规的律师。库里律师事务所是这一行业的巨头（规模排名足可进入全美前三位），以林菲尔德先生为首，加上布莱尔和华森（也是来自库里事务所的）组成的三人律师团，是斯坦恩格勒勃用公司的钱高价聘来对付我的打手。大牌就是大牌，单林菲尔德一人的服务费，每个小时就达850美元。
回想起来，这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插曲。成为上市企业以后，白人占优势的董事会主张：公司初次进入群雄环伺的华尔街，显得资格嫩，资本小，宁肯花大钱，也要请最有实力的律师团队保驾。当时我极力反对，主张钱要用在发展生意和改善有功主管的福利待遇上。当然，我所指的有功主管，并不包括这些不参与营运的独立董事们，这些人本来就为“薪酬不如人”而耿耿于怀，经营观念上和我又背道而驰，早就想造反。加上，我的副手——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华生，也老在抱怨“被人动了乳酪”。在华生煽动下，这群人便利用证劵法规中的条款——“审计委员会成员如果发现公司有违规操作的行为，可以聘用审计委员会的独立律师，费用由公司支付”，聘用了这三位律师，让他们来算我这第一把手的账，这等荒谬行径，类似于“自己雇的打手干掉自己”。
我细看几遍信的内容。先说一段客气话，便提出强硬要求：王勇和杨铭必须离开公司，王勇辞去执行长一职，董事会撤掉王勇“董事长”的职衔；同样，太太杨铭须辞去董事与公司副总裁两职。我们夫妻各获得相当于六个月薪水的遣散费。六个月以后，医疗保险也将被取消。
以上是“通牒”的要领，如果我们接受，还得遵从以下“附加条款”：不得说任何对公司以及代表公司的主管和董事会成员不利的话，干对公司和主管、董事不利的事；不得控告公司以及代表公司的高级主管。一旦发现王勇、杨铭夫妻有不利于公司以及董事会成员的言行，公司将追回遣散费，并追究法律责任。
我马上记起，也是在硅谷，1985年9月17日，乔布斯被他一手创办的苹果公司以及他所扶植起来的公司高管赶走，那一年，他三十岁。在旧金山出生的乔布斯，和我同岁。但我是中国出生和成长的移民，被驱逐那一年已五十五岁。
给自己加薪还要那么多手续吗？
必须采取对策。我给早已心怀异志的副手华生打电话。我问他现在在哪里。他说在家。我说要马上和他见面，他说路太远了。他的家在帕索·柔拜尔思镇，离上班地点三个半小时车程，平日他住在硅谷，每星期回一次家。我说，那各开一半路吧！他同意了。
我马上出发，开车近两个小时以后，和华生走进萨林那斯市一家西餐馆。拣一个角落坐下，各自点了菜，边吃边谈。和他交往十一年，一起去过的饭局不计其数，但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气氛凝重，各怀心事。我要他摊开来说。他是老话题：“赚得比过去还少。”我对他诚恳地说：“我们的公司太小，养不起除了‘政治正确’之外别方面能力甚差的领袖，目前不得不严格执行按业绩付酬的规则，否则对员工和股东都难以交代，这也是你一向同意的。但我会考虑你的处境，先改善你的待遇。”他说：“不劳驾你了，我改善自己不就得了？”
我岂会不明白华生的脾性，“说漂亮话”已成他的本能。在“厉行法治”“正规办企业”一类冠冕堂皇的演讲惯用语后面，究竟藏掖着怎样的阴谋？我要引他袒露内心：“你有气尽管出吧！我听着。”
“告诉你症结在哪里吧！一句话，你从我身上得到了你要的——我这个招牌，我这个形象，从全球500强公司挖来的白种人高管当你的副手，多么风光！去年初我和你一起去纽约融资，要不是我发表一系列富有煽动力的演讲，你一个人能够在一星期内拿到900万吗？这难道不是靠我个人的魅力？我老婆早说了，我被利用了。谁利用我？除了你还有谁！”
我的心往下沉，从他滔滔不绝的“苦水”，我嗅到“白人优越”论的臭味。华生的高论说千道万，焦点就是自己发财。追逐财富本身没错，但他要走毫不费力的捷径。
果然，他打出底牌：“我和独立董事商量好了，你和太太离开，我出任执行长，给自己加薪还要那么多手续吗？这么大的上市公司，第一把手拿100万年薪稀松平常……”我插嘴：“随着公司业绩增长，高管的薪水一步步加上去，才符合发展的逻辑，不能一下子贪婪成这样！”他说：“这，不关你的事。”
我再也不能忍受，吼起来：“你怎么不正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呢？我是公司创始人，又是最大的股东。当年我三十岁，带着40美元来闯天下。到今天，我创造的财富，是你、你的独立董事加上你们三个律师财富总数的十倍！还好意思说是‘你们的’地盘？没本事赚钱就想抢，是吧？”我越说越气，拍了一下桌子。华生不敢看我。
一不做二不休，我的怨气要全倒出来：“好吧！老子不怕！没有我、没有我的销售及营运团队，你们这群除了吹牛皮，什么都不会的白痴，靠什么活命？账上的几百万欧元你们截留了，我要看你们能撑多久？没有我的命令，哪个分公司的总裁会给你们划出一分钱？你还要想想，日后我卷土重来，你们拿什么对付我！”
我说完，向侍应生招手，要付钱走人。华生一把抢过账单，说：“我来吧！”他的这一举动使我极度反感。在这之前，他和我一起用餐，从不付钱，因为他付了还是要我签字报销，属于“脱裤子放屁”，这一次，他已认定自已是当仁不让的“董事长”了。
不过，华生只把账单拿在手里，并不去付账，他想与我继续谈。我看透了他，我刚才的激愤之言确实把他吓住了，他心里明白，他们找大牌律师整我，是慷公司之慨，如果今天我与他们翻脸，下属分公司不会听他们的，换个说法，他们无法弄到足以整垮我的资金。然而，他还想在气势上压倒我，说：“说句心底话吧，即使你跟我们拼到最后，我们这些‘外来人’有什么好怕的？这是你一手打造的公司，战场设在你家里头，损害的是你家的门窗、家具，受苦的是你们的家人。我们输了，大不了拍拍屁股走人；赢了，即使盈利下滑甚至没有生意，‘环球企业’这么大，就凭现有的家产，我们也能撑上几年。”我根本没有谈下去的兴趣，坚决要离开。
华生软下来，在停车场和我握手道别时说：“我们再商量，不要走绝路好不好？其实，打倒你我难过得要命，我是你的下属，拿你的工资。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育我，对供职的单位和上司要忠诚，即使不喜欢这个地方，只要拿的是人家发的薪水，就应该为老板着想……”
我的心掠过一股暖流，被他感动了一阵子。
华生接着说：“不过，你还是面对现实为好，现在就算我倒向你，你也翻不了身。希望你不要为难我，主动辞职吧！条件尽管提，我拿到董事会去和他们沟通，全力替你争取。怎么说，你是我的大哥（Big Brother）嘛！”他最后一次用了敬称，但听起来做作。
我向他摆摆手，说没必要了。这个年近五十，志得意满的白人，自诩为“优于95%毕加索人种”的“尖子中的尖子”，从前，和他一起去华尔街开会，他总抢着替我提公文包。一眨眼，老母鸡变鸭。我站着，看他的背影被黑暗一点点吞没，想起了被利益驱使下人性的多变，叹了口气。这时，是晚间九点多。
归途上，在失望之余，我竟对华生残存些微幻想：他跟随我三年多，谅不会做得太绝。
“只要还有一口气，都和你一起上！”
我回到家，已过十一点。屋子冷清清的，只有我一个人。大女儿王雪丽提前毕业于圣塔芭芭拉加州大学，已去纽约找工作；小女儿王安妮在离家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圣塔克鲁兹加州大学当寄宿生。我最想与之说话的亲人——太太杨铭，却在一个星期前被我“赶”回上海。
杨铭患糖尿病已多年，近来血糖指数飙高。凯撒医院的专职医生和我们是同一个健身俱乐部的会员，近来在健身房碰上面，她好几次警告我，说我太太的并发症随时可能出现，最直接的危险是毫无预警的心肌梗塞。她的母亲有心脏病史，家族遗传不可忽视。
我知道，最近杨铭的病情急转直下，是因为精神压力突破极限。这个月的十五日，我一直刻意隐瞒的公司危机被她觉察了。那一天，我们夫妻俩到机场，送朋友的儿子去洛杉矶加州大学上学。同一天早上，华生在公司第一次和我面对面争论，发出威胁：“董事会要求你们俩离开。如不从，就开除你们。听说你们去了纽约，找了达林（本公司的常驻证券律师），是不是想反扑？我劝你三思而行，我是为你好。如果你们与董事会配合的话，拿了遣散费离开，凭你们的财力照样生活得很好。”我反问道：“就算是我输了，大不了也是离开公司罢了，难道要坐牢不成？”华生忙说：“难说，这事在两可之间。斯坦恩格勒勃和玛利亚（两人均为独立董事，后者兼任公司的审计委员会主席）说过，不经过董事会批准，私自决定转移股权是刑事犯罪。人家可是华尔街的法规专家。”我素来以心理素质过硬出名，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觉照睡，班照上。但华生这一暗示让我心虚了，整天盘算着怎么对付。在机场和朋友的儿子坐在候机大厅，年轻人哪里晓得我的心事，一个劲缠着我，问：“叔叔，您看我读哪个专业好一些？”“叔叔，助学金的申请手续怎么办理？”“我们这些没有背景的外国学生念金融专业，毕业后能够在美国找工作吗？”我答非所问，一心想快点结束谈话。
夫妻俩送朋友的儿子进入安检室，杨铭去洗手间，我回到原来的座位，桌上放着刚才点的日本快餐，我没吃过一口，哪里有胃口？重重心事压在心头，就在今年初，我出于对王建军和张大庆团队的信心，向股东们作了“今年产值过三亿美元”的承诺，可是，身边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洋鬼子，拿着公司的高薪、服务费和股票，不替我分忧，反给我增加无穷的负担；这还不算，近来他们横行无忌，非要把我压垮。多年奋斗，如此下场，太委屈，太无奈！不禁趴在桌上哭泣起来了。杨铭回来看到，问我怎么回事？我再也忍不住，把几天来受到的威胁全吐了出来。
其实，祸事从开始就没瞒过每天抱病浏览电子邮件的太太，她按下满心的担忧，安慰我说：“想开点，大不了就是公司被他们抢走，钱被他们挥霍一空，单靠我们已有的财富也能过上好日子。”我开始冷静下来，对杨铭说：“想抢？没那么容易！”我缓过气，又说：“这群蠢蛋我一点也不怕，我担忧的是你，身体都这样了。你在这里，我又要应付公司这一摊，又要照顾你，两头不落好。”她说：大难临头，就该两个人担当。
我说：“你自身难保，还陷进去，绝对不可以。即使你什么也不插手，留在这里也使我分心。就像两个剑客在搏斗，其中一个的太太挺着大肚子高喊‘我来帮你了！’那剑客必败无疑。”好说歹说，她才同意在朋友的陪同下回上海治病。她回国以后，我每天打电话了解病情。上海有一大堆亲人和朋友照顾她，我少了后顾之忧。
我简单洗漱后便就寝。不到两个小时，醒来了，在床上翻来翻去，百般心事纠缠，到五点还不能入睡，干脆起床工作。
已是4月24日，星期天。我对着电脑，准备起草一篇“挽狂澜于既倒”的讲稿。两个多小时后，电话响了，是杨铭。显然，她已读过那封杀机四伏的电子邮件。我问她感觉怎么样。她说喝了点清汤，一点力气也没有。我告诉她：“昨天去和华生见面，很晚才回到家，今天还要准备发言稿。此外，今天还要见来自两个事务所的律师。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公司业务千头万绪，烦得要命，静不下心来。今天在家，有这么多事要办完，不能耽搁。你去休息吧！”她少气没力，却说：“有些话非说不可。”
我不好意思搁下电话。她在那边抽泣边絮叨，声若游丝。“这是我们的企业，辛辛苦苦地干出点成效，他们就来抢了，准备把我们像狗一样地踢出去。”我忙说：“不能说死，华生昨晚答应，他出面和他们协调，如果他为我们争取到离开后工资福利不变，岂不更好？终于有机会轻松轻松。”杨铭说：“这根本不可能！这群人之中哪个会做生意？中国分公司的一帮主管，谁看得起他们？他们拿什么养活上千人的企业？”我说：“好了好了！说这些有什么用呢？现在的关键是反击，我要准备炮弹。烦透了，没有时间听你啰唆，你懂吗？”她叹口气，把电话挂了。
我坐在书桌后的靠背椅上，闭眼一会，想舒缓一下情绪，睡意袭来，走进卧室，把闹钟调校好，准备睡一小时。熟睡之际，电话铃又响了起来。蒙眬中我拿起电话，还是太太杨铭：“我问你，我们借给公司这么多钱，怎么办？你昨天为什么不跟华生提？我们的私人财产已几乎全押给公司，他们把我们开除出去，医疗保险没了，工资没了，日子怎么过啊！”她嘤嘤而泣：“想不到，这些人在公共场合道貌岸然，其实都是豺狼，有肉就抢，今天居然打主意吃我们的肉了，抢我们的Baby！”我说：“哎呀！我要和华生说这些，不就承认落败吗？我好歹还是老板。你行行好，你不顾自己的身体，还吵醒我，到底心疼不心疼你老公啊？我垮掉，你一个人去跟他们斗吗？”她沉默片刻，说：“好吧，真的不说了！我不在身边，你要保重。明天开董事会，你一个中国人对付这一群老美，怕不怕？”我回答：“害怕？我除了恨还是恨，我恨我当初没有听别人的建议，炒华生的鱿鱼，我恨自己心太软。你明天听好，我是怎样痛斥这帮小人的。”她似乎放下心来，把电话挂断。
我回到书房，心乱如麻，本来打了腹稿，回顾公司的创业史，我与太太的奋斗与付出，表明心迹，可是烂熟的英语句子都消失了。只好退一步，订发言提纲了事。事不宜迟，还有两个律师，要分别会见。一小时过去，电话又响，一看号码还是太太。我蓦地直觉“要出事”。杨铭一直对我体贴入微，明知我忙，不会胡搅蛮缠。
我不敢发脾气，请她说下去。她语气异样：“你不要生气，就说五分钟，不耽误你太久。我一点力气也没有，好像不行了，几天没吃东西，别说闻到味道，连想到食物都恶心。我现在多么希望你在我身边，哪怕能听到你的声音，都觉得心里踏实些，没那么紧张，害怕。我这几天想起建公司的艰难，记得有一次，你觉得客户会给第一个大的订单，我们俩高兴得要命，订单没拿到先去饭店大吃一顿，我还说庆祝完了，万一没拿到订单，不是花了钱白兴奋了……挨啊挨啊，起早摸黑，从来没有休息日，好不容易干出点名堂了。Baby生出来，养大了，自立了，可以挣钱了，这帮家伙来抢我们的孩子了，越想越委屈，越想越想不通，再想到，明天你一人去面对那么多敌人……”
她说了七八分钟，我不敢打断。忽然，听筒传来“轰”一声。我揣测，她是坐在床沿用座机通话时，发生晕厥，栽在地上。接着，听筒传来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可推知是在吐出白沫。我十五岁那年，姥姥突发心梗，情况和这一模一样。我大叫几声，没有回应。马上拨打太太的手机，只听到铃声在响，没人接听。出大事了！我给上海分公司办公室的刘主任打电话，不料对方对着话筒，用上海话骂我个狗血喷头，原来我拨错了号。那是凌晨一点多，人家被电话惊扰，不生气才怪。我拨打上海分公司总经理的手机，由于过度紧张，几次都没有拨对，只好放弃。唯一的号码，我不用查找，记在心里的，是父母亲家的。可是，家里正值多事之秋，父亲患肝癌晚期，靠在腹部打洞，注射标靶药物维持生命，随时会撒手归西。岳母因肺部纤维化的不治之症，也在上海住院，危在旦夕。除非性命交关，我不忍心给心力交瘁的母亲报告倒霉事。这一次别无选择，我不用看键盘就把母亲的电话号码输入。老天保佑！母亲在那头拿起话筒。我简述了经过，她随即联系到我的内兄。救护车开到杨铭所居住的小区，靠小区保安带路，救护人员赶到家门前，按门铃没人应。可是，紧贴大门，听得见里面沉重的喘息。赶到的内兄做主，请小区的保安撬开门闩，把门打开。救护人员冲入，先用指甲掐杨铭的人中，使她苏醒，然后立即送进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我手里紧紧握着手机，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在屋子里转圈。内兄打电话告诉我，杨铭患的是典型的“糖尿病酮症及中毒”，血糖指数超过400，但人已脱离危险，服药加上休息一段时间，可望好转。由他们来照顾。我久久悬着的心放下了，吐一口长气，问：“可以和她说话吗？”回答是：“可以。”
我对着话筒，涕泪横流，语无伦次。我向与我同甘苦、共命运的太太倾诉：“我不在乎公司、钱财、房子、股票，只要你在我身边，其他的都可以失去。我们刚来美国时，一无所有，生活那么艰难，可我一点不感到苦，因为有你陪伴。奋斗的道路上，我每取得一点成就，都忍不住要尽快告诉你，只有能够和你分享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没了你，成就再大也失去意义。你活着，我的人生才没有空白。失去你，哪怕在华尔街股市扬名立万，哪怕买得起波音747专机，我也不稀罕。相反，我宁愿像刚来美国时一样，和你一起在中餐馆当侍应生、帮厨……”病床上的太太陪着我流泪，低声说：“别担心，我会照顾好自己，你忙你的事。但有一桩，你必须依我，这个董事会紧急会议，我要全程参加。只要还有一口气，都和你一起上！”我答应了。我们夫妻已无退路，只能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作背水之战。
我在董事会的对手，为了第二天的紧急会议，雇请了三位律师，我不能单独应战。朋友已替我物色到两位辩护律师——旧金山汤申律师事务所的证券律师市德顿先生，南湾某小型律师行专门处理劳资纠纷的律师渥尔卡女士。因时间太紧迫，无法多做筛选，我打电话给朋友，拜托她通知这两位律师已获聘请，请他们分别于下午四点和六点，到我公司面谈。
两位律师依约来到。我简述了案情以后，他们密切配合，投入备战。市德顿律师给我提供了企业创始人被打倒以后进行绝地反攻的法律依据。我还和“威巴托内控咨询公司”的专家巴卡渥尔特女士通了电话。她告诉我，她审阅了我所掌管的环球公司的《内控章程》，已从中找到对我有利的条款：身为公司执行长，有权在股份转让合同上独立签字。他们是雪中送炭的专业人士。遗憾的是，董事会的阴谋家早已料到我会搬救兵，声明我所雇的律师在紧急会议上不能发言，只能旁听。
历史将会记下这一天
且来检阅即将召开的紧急会议的阵容。
环球公司的董事会，共有七名董事。按照证监会和华尔街所有主板交易所的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由两种董事组成：独立董事和内部董事。联邦证监会为了防止上市公司内部的非法运作，规定董事会不能完全由“公司内部人员”掌控，必须“掺沙子”。那些从外面雇来的，叫“独立董事”。按规定，独立董事的人数必须多于内部董事。我公司的独立董事有四位：
斯坦格勒勃先生（兼任审计委员）
伯恩女士（兼任薪酬分配委员会主席）
玛利亚女士（兼任审计委员会主席）
董朵拉女士（兼证劵法规监管委员会主席）
还有三位内部董事：
王勇（公司董事长兼执行长）
杨铭（副总裁）
华生（副董事长兼总裁）
三位独立董事（即除董朵拉以外的全体）和三位大牌律师，都在丹佛市的库里律师事务所会议室内。律师们奉主脑斯坦格勒勃先生之命，执行为我的敌人护航、予我以毁灭性攻击的任务，而他们的高额律师费，全部由我创办的公司支付。
董朵拉在位于旧金山湾区的家里，以电话连线。
我在位于南三藩市的公司会议室，杨铭在上海医院的病床上（用手机连线），华生在他帕索·柔拜尔思镇的家中。
昨天太太从鬼门关前走过的惊险一幕，历历在目，生死大限的警示，教我初步觉悟，人生无常，身外之物并不那么重要。我曾自问：纠缠于险恶的商场利益，是不是明智之举？如果这样的争夺，以失去至亲者为代价，究竟值不值？
可是，另一种声音响起来，那是远方的太太：王勇，你不能趴下！面对凶猛的豺狼虎豹，岂能不战而退！我抬头看了看窗外的蓝天，对太太默默发誓：一定顶住。
我掂量了敌我双方的力量，表面上，对方是四名独立董事加三名能言善辩的律师，其中的董朵拉是我的朋友、同盟者。我方是三位内部董事。我的阵营内，华生反水，太太卧病，我是孤家寡人，连为我辩护的律师也不得发声。
会议准时开始。由独立董事斯坦格勒勃和林菲尔德律师主持。虽然看不到每个人的脸孔，姿态，表情，穿着，但以我对他们的熟悉，可凭想象画出各自的形象，连同一声干咳的含义，以及某个特别用词的寓意。
为了激发斗志，我必须从一天前发生在太太身上的不幸事件中跳出，给自己一度充满“生命虚幻”一类负面思绪的头脑注入激情，首先是对叛变者的愤慨，其次，是对硬充“能人”的骗子的蔑视。
桌上的麦克风嗡地响了一下，斯坦格勒勃先生首先作了自我介绍，再让参会者轮流报出名字及身份。接下来，他作开场白，大意是：他们这些独立董事，已在公司工作了近两年，发现公司在执行证监会上市公司运作法规方面有不少问题。因此，审计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召开这个紧急会议。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向太阳能分公司主管团队转移的49%股份，这一操作严重违规。身为公司董事长兼执行长的王勇先生，对此负有全部责任。“现在，我想给王勇先生一个申辩的机会。”
我站起来，双手按着桌面，对着空荡荡的房间，一如往日上视频，面对镜头即席回答，提问者是全球各地基金机构的雇员和社会上的股民，话题众多，从本公司的销售，运营，财务到信用，无所不包；也一如平日召集各分公司的领导开电话会议。尽管一天一夜基本没有好好休息，但我精力充沛，声音高昂，手提电脑里面的发言提纲看也不看。只因为，太太在彼岸的病床上，全神贯注听我的发言，捕捉语调上的蛛丝马迹。
我口若悬河，说的并非母语，但口才之好连自己也惊异。我说白手创业的艰难，十八年间，“环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夫妻俩豁出去拼搏，多少日夜吃住在公司。我说自己对公司的热爱，公司是我的亲骨肉。我冒险，仅仅为一己私利？难道不是出于上市公司负责人的社会责任感，不也是为了所有股民？我强调，股权转让如果是个重大错误，我个人部分地负有责任，甘受处分。但是董事会怎能逃避谴责？当时，是董事会故意拖延，逃避，才造成我的被动，这方面有大量来往的电子邮件作证据。最后，我言明，个人进退得失并非我的首要考虑，我在乎的是全体股东的利益，他们之中，多数是领低薪的劳工阶级，血汗钱都投给我们。如果我被撤掉，三个月内，公司要垮台！他们的所有投资也都打水漂。
然后，我放慢语速，说：“各位董事以及代表部分董事的律师们，我吁请你们，今天作出任何决定前，慎重考虑以下四个问题。”
话筒里传来一阵叽叽咕咕，对手们在和律师低声商谈对策，但碍于主持人开始时的承诺，他们不能剥夺我的自我辩护权利。
“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太阳能分公司，美国环球能源实业公司的业绩将是如何？今天是2011年4月25日，今年开局不满四个月，我刚刚查了财报数据，公司的产值已达一亿美元。按我们行业的惯例，第一季度产值总是最小的，全年产值超过三亿美元应该没有问题。我的依据是，太阳能分公司的主管开始时向总公司许诺的业绩，一连三年不是大幅突破了吗？千万不要忽略这样的事实：太阳能公司的产值占全公司的将近90%！”
“第二个问题，是这次会议的焦点：股权转移是否合法。诸位必须正视，这是前董事会的决策而不是我的个人独断。董事会的最初决议是白纸黑字，不容抵赖：太阳能分公司在2008年、2009年和2010年这三年的产值和利润，如果完全实现，总公司将立刻启动太阳能分公司的股份转移，数量为49%。且看他们干了什么，这三年的完成业绩相当于他们所承诺的225%。”
我提高声音，指名要华生注意。
“诸位，尤其是华生副董事长，多次在董事会上表示，建立太阳能分公司是个多么英明的决定。董事们，不要健忘，你们可是从来没有说过任何反对意见的；然而，你们就是不愿在《转移股权协议》上签名。你们这样做，并不是认为这一转移对公司有什么伤害，而是出于嫉妒，因太阳能部门的主管收入比你们更高。这协议被拖了一年，就是不签名，使董事会的信誉丧尽，导致太阳能部门的主管忍无可忍，声言如不履约，就和总公司脱离关系。他们若离开，我们的产值和利润会不会发生悬崖式下跌？环球的股票会不会崩盘？股民是否会血本无归？”
话筒没有传来一丝噪音，可见大家都在听。一句低沉的“说得好！”那么稔熟，温柔，是杨铭为我打气。
“第三个问题，王勇和杨铭这两位董事离开公司，会出现怎样的局面？稍稍知道本公司历史的人都明白，太阳能分公司的主管们，过去是大型太阳能公司的高级雇员，我之所以能够把这群经验和才华都出类拔萃的行业之宝挖过来，是因为我们夫妇作出了重大牺牲，是因为我们和他们建立了坚实的互信关系。人才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资金，在本公司资金短缺，跨越式发展遭遇巨大瓶颈之际，是我们拿出家庭的私人款项，才使得这些人才在太阳能分公司施展拳脚。华生先生，你一直是目击者，我没有夸张吧？”
被我将了一军的华生没有吱声。
“最后一个问题，公司的前途。股份转移是不是合法，美国具有全世界最完善的司法体系，法律最终会作出公正判决。先不谈谁对谁错。且放眼未来，如果你们把我当替罪羊，悍然开除，以后如何？我知道，你们心目中的董事长和执行长人选是华生。我要明确地告诉你们，这是个荒唐的决定。一旦成为事实，分公司的栋梁会纷纷出走，生意大跌，业绩无望，股价降至谷底，股民遭殃。试问，这个除了耍权术什么都不会的叛徒，进公司三年多没有做成一分钱生意的空谈家，几乎被公司所有内行看不起的低能者，有资格替代我，领导这个公司吗？难道你们只会拿股民的利益当儿戏吗？我的话完了。”
我坐下，把一瓶矿泉水喝光。
静默。足足两分钟，没有任何反应。我确信，我的慷慨陈词，在一部分对手中产生心理震撼，他们要重新思考。
斯坦格勒勃开始急了，一个劲地催促大家发言。他最为渴望的，就是华生出马，以气势磅礴的演说把我发言的影响力抵销。但是平日在公开场合口若悬河的华生就是噤口。华生知道我的脾性，他说话一定遭到我连番质问，句句打中要害，他不愿意出丑。
耐不了冷场，斯坦格勒勃没话找话，想玩点幽默，但没有人响应。我在琢磨这位“倒王操盘手”下一步怎么出手。他的底细我是了解的：五十三岁，白人，受过一定教育，个人收入不错，但生活上的潦倒叫人难以想象。买不起房子，一直租房子住，每次到旧金山湾区总部开会，什么都不关心，就在乎“什么时候发服务费”，还有就是让华生签字替他报销费用，连几块钱也不会漏掉。钱到手，第一件事就是交房租。这等金玉其外的人物，自命高人一等，过惯了靠磨嘴皮子拿高薪的优渥日子，以吓唬英文不灵光的外国人为能事。我绝不是看不起任何交不起房租的穷人，从前比这更紧巴的日子我也有过。但是，我怀疑，一个私生活一塌糊涂，经济上朝不保夕的邋遢人，要他代表股东的利益，管好一个企业，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斯坦格勒勃只好退下，由林菲尔德律师主讲。他先从我刚才的发言摘出一些实例，肯定我和杨铭对公司的贡献。接着，语气变了：“任何上市公司的执行长都必须遵守证劵法规，如有违犯，必受追究，不管他有多大的功劳。”他从这一次环球公司受证监会调查谈起，围绕遭检控的主要失误——不及时向股民披露股权转移的信息，没经董事会的一致同意，擅自签名批准股权转移，发挥一通，最后点题：根子是第一把手Jimmy Wang（王勇）。
接下来，响起一个女人的尖嗓音，是独立董事兼薪酬分配委员会主席伯恩。她的为人我了如指掌。年近五十，住在科罗拉多州。她来环球任职，是前财务长波拉特引荐的。当时我看了她的履历表，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长期担任俗称“猎头”的招聘公司的经理，便答应了。这个一辈子只谈过失败的恋爱，从没有走进过婚姻的白种女子，最投入的不是工作，而是追求男人。有一次，她在股东大会听了华生的演讲，惊为天人，在其他董事面前表露出对华生“毫无保留的痴迷”，一个劲地说：“他简直可以去竞选总统，凭他的才能，当公司总裁太委屈了！”出格的举止把华生这个有妻室和孩子的男人吓得不轻。闲时我和波拉特财务长两人，与华生开玩笑，“看来伯恩女士喜欢你喜欢得发疯了！”然而华生不屑一顾，只说了声：“哦，我的天啊！”拿起文件走人。我还从波拉特其他女性朋友中得知，伯恩有个绰号叫“Desperate”，意思和中文的“发花癫”近似，说她找男友的条件只有一条：“只要是男的。”由于华生的态度一直冷淡，伯恩灰了心，转而找了个体重逾三百磅的白人男友。伯恩每次来旧金山参加董事会年会，都带上新男友。我见识了两人赤裸裸的贪婪。她和斯坦格勒勃一样，永远缺钱，总做不着边际的发财梦。她那超胖男友，一进了公司安排的餐馆，眼睛直盯大厅架上的名酒，不贵的不点，点菜单上最昂贵的海鲜也毫不客气。我遵循中国人的传统礼数，热情接待他们。伯恩要借公司的车，开到湾区风景区兜风，我说你们不熟悉道路，还是租车好了，一切费用拿回来报销。她对我的礼遇很是感激。一周前，我给她打了电话，问她：“董事会开会，你站在哪一边？”她说：“如果可能，我当然站你这一边。但，如果迫于形势，我至低限度保持中立，投弃权票。”我放下电话时，心里踏实了些，伯恩这一票，可是胜败攸关。她如果真的弃权，其他六位董事，反对和支持各占一半。但我也预料到，华生不会放过这位过气追求者的一票。
伯恩女士开始发言，语气令我大吃一惊。她发出警告：“我先提醒两位代表王勇的律师，请你们不要插话也不要提问，这是你们进来旁听前就说好的。如果违反约定，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让你们离开。”
随即，她话锋一转，冲着我来：“王勇，你刚才列举你对公司的贡献，我想在座不会有人怀疑。可你别忘了，我们是上市公司，不是私营企业。虽然你是执行长，但是行为必须受制于董事会，不能独断独行。业务上的功劳再大，也不能掩盖违规行为。”
我的脑袋嗡的一下，这个对证劵法规一窍不通，也从来无心研究，整天为个人入不敷出而烦恼的女人，竟然说得出颇具“理性”的话来。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花痴”要在“偶像”华生面前露两手。两年后，我的这一推测被证明为完全正确！
接下去，对手们接二连三地对我“炮轰”，但华生保持超然姿态。四点半，大批判停下来。斯坦格勒勃拿着由律师事先拟好的、语法和措辞严谨的驱逐令，念起来，大意是：“美国环球能源实业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代表公司董事会作出以下决议，提交全体董事表决：审计委员会认为，身为董事长兼执行长的王勇先生，法律意识淡薄，不注重学习证劵法规，其在对太阳能分公司主管作股权转移时，有违规操作的嫌疑。为此，审计委员会两位委员特地从丹佛飞抵旧金山，与王勇先生沟通。王勇先生却傲慢无礼，拒绝与之会面。审计委员会别无选择，只能在今天召开董事会，并提议撤销王勇董事长和执行长的职务，执行长职务由现任总裁华生先生担任。董事会同时提议，将王勇开除出公司，停发其工资并终止其福利待遇。董事会还认为，杨铭女士在王勇的违规操作中，负有一定的责任，因此提议撤销其副总裁职务，并将杨铭开除出公司，停发工资，终止所有福利。”
下一步是全体表决。别以为这是简单的说出“是”或“否”的过程，实乃“三国演义”式权谋的集大成。
斯坦格勒勃首先发声：“支持决议。”随后，他指名要董朵拉女士表决。我抢在董朵拉前，鲜明表态：“反对决议。”这是我向我的阵营亮出的底线。一票抵一票。
斯坦格勒勃再次要董朵拉表决。我拦住，说：“还是让华生先来吧！”华生硬是不哼声。短暂的冷场。过了一会，玛利亚女士说话：“支持决议。”
斯坦格勒勃咬住董朵拉不放，要她表态。我又出面阻拦，说：“还是让杨铭说吧！”杨铭一板一眼地说：“反对决议。”她在病榻中，身体极度衰弱。此刻是：两票抵两票。
脑袋老是缺根筋的伯恩女士按捺不住，主动帮华生发言：“支持决议。”我对董朵拉说：“你可以表决了。”董朵拉说：“反对决议。”形势成了三票抵三票。
最后轮到华生。我的这位副手先假惺惺地说：“哎哟，真叫我为难啊！”我说：“华生，就看你了，你这一票决定我的命运。”
其实，我早知道他的战略。首先，他的“为难”是表演给同党看的，至少含有两层暗示，第一层是：为了你们的成功，我开罪自己的上司，由此我失信，成为他的敌人，肯定回不去了，你们应该知道我的损失有多大，夺权成功后要好好分我一杯羹；第二层是埋怨同党，你们不是说已把董朵拉搞定了吗？怎么这样？
独立董事董朵拉投反对票，教华生的如意算盘乱了套。他原先是这样设计的：如果董朵拉投了支持票，他们就得四票，成了笃定多数。剩下的三票，即使全是“反对”，王勇也难以挽回颓势。如此，华生可以假惺惺地投反对票，趁机潜伏下来。开除我的目的达到，而又不至于得罪我太深，是谓“一箭双雕”。后来华生向我承认，23日晚上我对他说的那番话，吓得他不轻，他要为自己留后路。他口口声声说“为难”，归根到底，是说给我听的。
其实，董朵拉事前已经告诉我，斯坦格勒勃和玛利亚两位独立董事拼命拉拢她，对她说，他们已有四张铁票，开除王勇成了定局，何不识时务点，站他们一边。他们夺权后，将重用她。当时我对董朵拉提议：“你不妨先给他们定心丸。”
不过，华生哀叹“进退两难”之后，还是投了支持票。毕竟，他和他的同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打倒王勇，“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无法掩盖。王勇既然已是死老虎，他何妨再加一脚。
我后来得知，华生为了取代我，费尽了心机。一向受恩于我的花痴女人伯恩为什么投靠我的对立面？近两年过去以后我才了解到原委：开会之前约一个星期，在我给她打电话获得她的“中立”承诺后不久，华生也给她打电话，足足谈了几个小时，主题是爱情。华生一反过去的冷淡，向渴望爱情和家庭温暖的单身女人倾吐心曲：和太太的感情早已降到冰点，分居乃至离婚是早晚的事。说他现在缺少的，就是像伯恩这样能够理解和欣赏他的女人，他要她永远在身边陪伴。发爱的“高烧”的伯恩，把华生过去的冷嘲热讽忘记得干干净净，顿时心花怒放，一个劲地问：“你要我怎么做，你是个才子，一切都听你的。”华生转入正题：下周的董事会，把王勇扳倒是当务之急，事情成功，我当上执行长，你这董事有的是好处。如果你真的爱我，就站在我们这一边。果然，华生策反成功。可惜，伯恩的好梦旋即破灭。不到一个月，华生就把她的电话号码归入“拒接名单”。伯恩这才知道受了华生的利用，华生压根儿不会离婚，更不会和她好。她一怒之下，向她的前男友波拉特揭发华生种种谎言，声称任何时候打官司控告华生，她一定出庭作证。
最后，律师宣布表决结果：四比三，决议案通过。我夫妻双双被开除。那是下午5时45分。我大声宣告：这次会议，是四个白人加三名白人律师，围剿一个少数族裔人士。历史将会记下这一天！他们急了，纷纷辩解说没有种族问题，只有法律的大是大非。
我把麦克风关掉，会议室死寂。我的脑子麻木了，机械地收拾散落桌上的文件。杨蕾敲门，我打开。原来，她从中午起，对我的处境就很不放心，一直在办公室守候。
“你是不是病了，怎么瘦成这样？”杨蕾看到我说。我急忙走进洗手间，对着镜子，是啊，穿休闲服的老男人，头发不整，脸色发青，憔悴得使自己难以置信！我对她说，我没事。杨蕾安慰我说：“我们都知道你的难处，不要怕！”我满怀感激地说谢谢。这位下属是北京人，高中毕业以后去英国留学，拿到学位以后海归，在上海的分公司任职。数年后，以H1签证来美，进入总公司，获得绿卡。前后加起来，她在环球干了十年，对公司的情势了然于心。在我的坚持下，她不放心地离开了。
我回到办公室，疲倦猝然袭来，虚脱到连弯腰拿衣服的力气也没有。刚才慷慨激昂的表演，不过是升虚火。
我倒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睡着。醒来时，室内一片漆黑。我的喉咙剧痛，吞咽艰难，感冒终于在我耗尽能量之后来袭。牵挂着杨铭，给内兄打了电话，他告诉我杨铭在电话会议后也精疲力竭，正在睡觉。我起来穿上外衣，拿起公文包，连警铃都没心思设置，随手拉上门，便离开了。
今天（2016年8月）距离上述事件已过去五年多。从那个让我刻骨铭心的日子往后，人生依然波澜跌宕，柳暗花明；人性一样曲折诡异，深不可测。痛定思痛，检视已结疤的精神伤口，多的是反思，是自省。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我所做的一切，如果局限于宣扬个人意志和自我在世俗意义上的“成就”，那么，意义是有限的，境界是低下的。我要把我的个人经历作为“个案”，进行一次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