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七月初，我和妻子杨铭从洛杉矶飞到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机场。姐夫和他的一个同学各开一辆车来迎接，理由是“怕你们行李太多”。其实，小两口每人只带两只行李箱。在蒙特利尔公园市所置办的简陋家具，扔的扔，送人的送人。
坐上姐夫的车，在高速公路疾驰，满目新鲜。这个州，北接加拿大的曼尼托巴省和安大略省，东临苏必利尔湖，隔密西西比河与威斯康星州相望，南接艾奥瓦州，西邻南、北达科他州。它有别名：万湖之地，面积在十英亩以上的湖泊共15420个。都是几万年前冰川消退时，埋在地下的碎冰融化，导致土层下陷积水而形成的。怪不得远远近近，波光晃眼，那是投射在湖面上的阳光。
我们来到明尼苏达大学区，先在姐姐和姐夫所租的公寓暂住。姐夫是上海师范大学生物系的公派生，1984年来美，正在明大攻读生物博士学位。姐姐和外甥女，1985年十二月起，以陪读身份留下来。
安顿好行李，姐夫驾车载我们在校“见识见识”。路上，我和杨铭只有惊叹：太大了！我们在国内，去过北大、清华、复旦、华东师大，但这些名校合起来，也大不过一个明尼苏达大学。它创建于1851年，比明尼苏达建州还早，是美国最负盛名的综合性的高等学府之一，经过一百五十多年的发展，明大拥有五所分校、三百七十个专业、六万多名在校生及众多国内外知名教授、学者。
姐夫以识途老马的语气介绍：每年，明尼苏达大学的教育预算高达16亿美元，在美国所有公立大学中位居第三。明大的化工系、机械工程系、经济系、应用经济系、心理系、教育系、应用数学、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系统、森林、药学及医疗系统管理等多门学科，在全美年年名列前茅。
时过近三十年，现在（2016年）从网上可查到：明尼苏达大学的校友，包括二十六位诺贝尔获奖者（其中四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一位前美国首席法官，两位美国前副总统，以及多位排名“美国财富500强”的企业巨子。许多世界顶尖的技术和发明在明大诞生，如飞行记录器（黑匣子）、可收取式汽车安全带、心脏起搏器、心肺呼吸器等。明大进行过人类历史上首例成功的开心手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肾脏移植机构。明大的科学家培育并推广了80个新的农作物品种。明大有权授予161种学士学位，218种硕士学位，114种博士学位和5种专业学位。从权威的《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上“美国最佳大学排名”到美国研究委员会和各种教育排名表上，明大始终是排头的。
我问姐夫，双城分校有多少人？姐夫说，本科生两万九千多，研究生一万六千多，来自全美五十个州和全球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里就是小小联合国，国际学生三千多，国际访问学者和客座教授一千三百多。其中，最多的是中国学生和学者。哈哈，你们可不愁过春节没人包饺子！”姐夫一说，逗得全车人笑起来。
明州的气候，以“极端”诸称，夏天极热，冬天极冷，与四季并不分明的南加州根本不能比。刚来的几天，一出门就热浪逼人，我和杨铭毫不在乎，沉浸在兴奋中。白天去注册，参观，参加新生欢迎会，系里的聚会，拜访老同学和新认识的老乡。到了半夜，两口子在床上还在兴高采烈地谈心，筹划着未来。
新生见面会上，学长和老师自豪地介绍了这所学校：双城分校（University of Minnesota， Twin Cities，简称U of M），成立于1851年，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双城区（即明尼阿波利斯市及圣保罗市），是明尼苏达大学系统的“旗舰”，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最负盛名。按学生人数计，它是美国第六大的学校。明尼苏达大学也是公立常春藤之一，同时也是美国大学协会以及美国中西部体育赛事联盟十大盟校（Big Ten）的成员。通常人们所称的“明尼苏达大学”指的就是“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而不是包含五所分校（包括双城分校）的明尼苏达大学系统。它由二十所院校组成，共有三百七十多个专业，专业包括法律、商业、医学、普通文科、农学、科学和工程等等。因此，双城分校傲居全美十所“最佳公立研究型大学”之列。双城校区所设的很多学科，包括化工系、机械工程系、心理系、经济学系、信息管理系统、药学、森林、大众保健、教育系，在全美一直排列在前十名以内。
我办理注册时了解到，早在1914年，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就已开始在明大就读。我还访问了校内于1979年设立的“中国中心”，又知道明大是中国内地以外，中国学生最多的大学，单由中国政府公派前来就读的博士研究生，就有550名。明大与中国的清华大学、华中理工学院和复旦大学结成姐妹学校，互派留学生，致力于发展与中国的交流和合作。
我对妻子说，学校，我们选对了。我们来美国，不是因为它的中餐馆欠缺削马铃薯连手指也割破的笨杂工，而是自己要深造，要圆梦。如果说，在加州的日子只是“试水”，那么，在双城，理想之舟必须启航！
面对全新的生活，两口子最为关注的是钱。抵达五天后，杨铭经朋友推荐，去明大附近一家名叫“Village Wok”的中餐馆见工。她本来想当有小费可拿的侍应生。老板说，馆子是他一家开的，侍应生由家人包了。杨铭在厨房当洗菜，切菜，洗碗的杂工，算是有了着落。
我的燃眉之急，是拿到奖学金。我们在南加州打工，虽然攒了一点钱，而杨铭目前的收入，只够对付房租和最低水平的日常开销。
我给系办公室打了电话，请求和负责研究生奖学金事务的系领导见面。在约定的时间，我走进应用经济系的办公室，和一位副系主任谈了约三十分钟。对方是五十开外的白人男子，学者模样，非常亲切，看我忧心忡忡的神情，宽厚地微笑，安慰说：“你别担心，我们这个系，可是大名鼎鼎的，学术地位在全美，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第三，来这个系就读，找钱的门路多着呢！”
他告诉我，双城地区金融业、制造业、医疗、食品加工和运输等行业发达，美国500强企业中，有19家总部设在明州：3M公司、U.SBank（美国排名第五的商业银行）、Target（美国第二大、唯一能跟沃尔玛抗衡的超市）、Best Buy（百思买，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产品零售商）、Cargill（嘉吉，全球最大的食品交易商，麾下的对冲基金及金融机构非常强劲）、通用磨坊食品公司、Northwest美国西北航空公司（全球最大航空公司之一，现并入Delta）、梅约诊所（Mayo Clinic是世界著名的医疗机构，USNews上排名全美第二的医院，仅次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敦力医疗产品公司、MOA（Mallof A merica是全美国最大的购物中心，世界上第一个Mall就出现在明尼苏达）。
副主任掐着指头数了一遍，对我解释：和我们系合作的大企业——美国西北航空公司、3M公司、Honeywell，Target，都乐意把研究课题交给我们。随之而来的，当然是充裕的科研资金。“不瞒你，哪怕是给全体研究生发全额奖学金，我们也对付得来。”他蛮有把握地说，“当然，我们不能不加选择地发放，要以成绩来规定资助等级，以创造竞争的环境，不然，学生失去危机感，刺激不出投入研究的激情。”
接着，他介绍了大概情况：双城分校的应用经济学（Applied Eco-nomics）研究生项目，开设MS（理学硕士）和Ph.d（博士）两个等级的学位课程。
对照他的介绍，我的情况有点特殊，虽然申请的是博士生，但没在中国获得硕士学位，我的录取资格成了“硕博生”（MS towards Ph.d），幸亏在中国学过的研究生课程，一部分可以转为积分。过一个学年，也就是三个学期后，导师会按我的学习成绩，向系里建议，是作为硕士生还是博士生继续就读。研究生在校内获资助的工作，要么是助教（Teaching Assistant简称TA），要么是助理研究员（Research Assis-tant，简称RA），但在我们系只能当后者。教授拿到项目以后，请获得资助的助理研究员去图书馆或资料室搜集资料，分析数据，写出报告，偶尔也会派去外面调查和整理档案。我们系获资助的助理研究员分为两级——25%的半额奖（每周工作10小时，学费按当地学生标准减免一半）和50%的全额奖（每周工作20小时，学费全免）。
我问，申请奖学金需要哪些条件？他说，首先，奖学金只提供给全日制研究生。全日制研究生每学期至少要选12个积分的课程，一般来讲是四门课。
我急着又问：“那我如何能够以最快速度获得奖学金呢？”
他回答：“第一个学期（三个月），要选四门课，每一科的成绩都必须是A（满分，GPA为4），全部满分（Straight A）。如果达到，第二个学期的全额奖学金就有着落。来校不到一年的学生，只考虑发全额奖，没有半额奖。达不到呢？就看第二学期，要和第一个学期加起来，一共八门课，至少要获得6个A，2个B，也就是平均分（GPA）3.75。如能达到这个标准，第三学期你就可以获得全额奖。还是达不到，怎么办？就看全年，一共十二门课，你在第二学年里获全额奖的最低平均分数（GPA）是3.5，就是要拿6个A，6个B，获半额奖的平均分数线，是3.33即4个A，8个B。”
我进一步了解到，全额奖学金不但是一笔钱，而且是一种含义广泛的“特权”。第一，可以获得明大低级教职员工资的50%（1987年的标准是每月875美元）；第二，和校内教职员一样，学费全免；第三，直系亲属（配偶和子女）在明大上学，学费只相当于本地学生的50%，而本地学生的学费，只是外国学生的50%，也就是说，太太杨铭如在明大念书，每个学期只要交400块钱学费，仅仅是外国学生所交（近1600元）的四分之一。这样的待遇太吸引我了！
不管怎么样，第一个学期的学费得自掏腰包，我去登记处交了1598元。下一个难题，是未来三个月能不能全力冲刺，拿到满分？可是，导师为我规定的第一学期四门课中，就有两只拦路虎：统计学和微观经济学。它们都是以论证数学为底子的，而我在上海财大上的课，只是工科生学的“计算微积分”，缺乏论证数学的基础训练。美国教授给学生的题目，都是计算以后的“结果”，要求你来一番逆推，陈述形成“结果”的过程。我略略摸底，和我一样的博士生当中，不管是美国本地的还是外国来的，大多数有数学系硕士学位。和几位北大和复旦毕业的公派生交谈，了解到他们也都是数学系出身，在中国学过“实分析”和“函数分析”。而我，以前碰都没碰过，底子太薄，因此，我上微观经济和统计课的同时，还要去数学系补课。
我很快意识到，第一学期这两门课得A的可能性不大，只好退而求其次，为第二学期的资助另想办法。我又找到管资助的副主任，问有没有别的门路。他耸耸肩，说我们系里没有。但第二天，他让系里的秘书通知我去他的办公室。
这一次，他笑着对我说：“你的托福成绩很好，GRE考得也不错，何不去参加‘马丁·路德·金部’助教的资格考试呢？那是为教入门英语而设的位置。我看过了，你各方面都符合资格，考取了，就领50%的助教全额奖，下学期就任。看，他们要求的GPA最低分数才3.0，比我们系低得多。”说着，把招聘材料递给我。又说：“我替你担心的，是离考试不到一个月，题目的范围蛮广的，你同时还要保持本系四门课平均B以上的成绩，不然，那个英语考试通过了，这边的GPA达不到要求，还是拿不到资助。”我向这位无比热心的系领导表示感谢。
明大的“马丁·路德·金”部，相当于校属的一个学院。它的职能较为特殊，是专为第三世界学生补习而设的。我前去了解，在教室、走廊里碰见的，都是黑皮肤、黄皮肤、棕皮肤的外国学生，他们原来在非洲、拉丁美洲本国的大学或中学当教师，留学是为了拿学位。共同的缺陷是英语水平较低，无法修正式学分。所以校方规定，这一类学生一律先来这里补习英语，待托福、GRE、GMAT的考试分数达到本校最低录取线，才能正式就读学位。
这个部招聘的助教，每星期要去辅导学生四次，被录用者可获全额奖学金。我填了报名表，随即为应聘作准备。英语语法、词汇、阅读、写作、课堂模拟演示、专题演讲，这些是主科，我在国内和加州准备考GRE时，已下过不少功夫，算得驾轻就熟。但是，加上本系四门功课和数学补习，我每天要学习十小时，一个月下来，累得要死。
英语考试后两周，我接到通知，被“马丁·路德·金”部录用。从第二学期开始领取全额奖，学费全免。第一个月的奖学金是875美元。拿到支票，我用计算器乘上汇率3.6，得3150元人民币，再用3150除以450（邓小平的月工资），得出整数7。我激动地给在上海的妈妈打电话说：“我们小时候，家里头疼的是钱不够花，到了月底就不能买大件头，要等到5号发工资才能考虑。现在呢，头疼的是钱太多，花不完，浪费了。知道不？我的月收入是7个‘邓小平’！”
不过，这钱不容易赚，每个星期四次从我居住的圣保罗市坐三十分钟校车，穿过架到密西西比河上的华盛顿桥，去“马丁·路德·金部”所在的明尼阿波利斯校区上课。第一学期所教的课，是围绕托福要考的内容，提高学生的语法水平、词汇量以及听读能力，教他们做实验题。托福考试，有A，B，C，D四个选择题，正确答案只有一个。我要向学生讲解为什么C（假定）是正确答案，为什么A，B，D都是错的，错在哪。课后，热心的学生们涌在讲台前，以带浓重本国口音的简单英语问这问那，我要耐心地听，讲解。第二学期，我转教GRE课程，每周只需去两次。每次上课多一小时。每周省下两小时坐车的时间。
教完两个学期英语，在本系学习的第三个学期也结束了，我的学科成绩平均分（GPA）达3.62，有了从系里领取全额奖学金的资格，便辞掉了助教一职。
第二学年开始，我以每星期为教授作“助研”20个小时为代价，从系里拿全额奖学金。我所参与的课题是：将废汽水罐送入循环再造系统的举措，对本地经济与环境的影响。我要在教授的指导下，搜集资料，外出调查，统计，分析数据，写出总结。
本来以为领本系资助，一个星期20小时的工作量，只是教授的粗略估算，上班时间有弹性，不像“马丁·路德·金”部，时间表是死的，哪怕我第二天有两门课的大考，今天还得去上课。可是，我很快就后悔了。在那边教托福班不用备课，提前二十分钟到达，花十到十五分钟看题目，上课时可自由发挥。即使第二学期教的是GRE班，也不备课，遇到解释不了的题目，与系里的白人同学讨论几分钟，就能获得答案。如今一边上课，维持四门学科平均3.5以上的GPA成绩，否则全额奖学金会被取消；一边当挑战性巨大的助研，等于增加了两门课。特别是，为了完成每两周必须上交的总结报告，整个周末得赔上。
我又一次投身于拼搏，这滋味在上海上大学以及攻读GRE课程时已尝了多次，但这一次，更加密集和持久。我放弃了所有活动，从热爱的体育运动到最起码的社交。校图书馆，系资料室，教室，家，教授办公室，就是我每天必经的“点”，点连起来，就是青春的生命线。
像我这样的拼命三郎，学校里触目皆是，系电脑室里的门不上锁，电脑从来不关，因有太多的熬夜学生，尤其是大考前夕。明大实行的是季度学期制，三个月内有期中和期末两次考试，四门课三个月内考八次。我开车送母亲和妻子去超市买菜，从来不下车，在车上不是做作业，就是看书，为教授布置的课题搜索资料。
拿到全额奖学金，加上杨铭在餐馆打工的收入，我觉得“很有钱”了，就托同学去旧车行里看车子。很快买下一辆二手车——丰田牌卡罗拉，车价1800元，加上6%的消费税，出门价是1908元。我写信告诉妈妈说，我花了相当于7000多人民币（当时汇率是3.73）的“巨资”，买了一部车，虽然不是全新，但国内万元户也开不了这么好的。我在上海上班的年代，丰田可是“豪车”，公司里接送外宾才派出。局里第一把手平日只能坐国产的“上海”牌。这辆车我越看越爱，经常洗得干干净净，每个月打一次蜡。还为它照了相，寄给国内的朋友，谦虚地在照片底部写上：我新买的座驾。
买下车子不久，冬天到了。一个晚间，我在家接到一位上海老乡的电话，她说她在校内某个地方，问我能不能去接她。我答应了，不但为了帮忙，也因为手痒，不放过开车的机会。归途上，大雪纷飞，能见度很低。经过一个十字路口，轰一声，被侧面开来的大型美制八缸大车撞上，小小卡罗拉活像被踩扁的火柴盒。我和乘客被困车内出不来。那时没有手机，也不知谁报的警。警车很快开到，紧跟警车的是救护车。富有经验的警方料定，这样的车祸必然造成人员重伤。警察撬开被撞扁的车门，把我们从废铁堆里救出。幸运的是，我和乘客都没有大碍，乘客的头顶起了个大包，我因脸肿把眼镜架撑大了很多。我一出车子就对着肇事司机大叫：“我的天啊！你把我的小轿车撞成这样，这是我花了一千九百多元买来的啊！不信？车里有发票。”说着就要打开撞坏的车门。警察拦住我，要我们立即坐上救护车去医院检查。我对警察说：“身体不用担心，我有从中国带来的‘神药’——虎骨跌打油和虎骨伤筋膏，一搽一贴就会好。重要的是我这辆小轿车，新买的，他撞烂了，我要他赔！1908元，是美元，不是人民币！有发票为证。”我反复强调轿车和美元。那年代的中国，“轿车”，我在学校学到的英文词叫Sedan car，是有地位的人坐的“高档车”。明尼苏达的警察，看我像看稀有动物，过了一会，对旁边的警察低声说，看来这个家伙撞伤的是脑子，不是身体。他严厉地对我说：“什么轿车，美元，人民币，不就是一辆破丰田吗？值得大惊小怪？你应该为你们俩还活着感到庆幸！为什么不去医院呢？因为没保险？”我说，车子和医疗两种保险我都有。警察说：“那为什么不去？过后身体出现症状就说不清楚了。”我问，我们去医院，这部轿车怎么办？“我已叫了拖车公司把车拖走。”警察答道。“拖到哪？”我忙问。“直接拖到废车场吧！”警察说。我忙说：“不！先把车子拖回我家，我要让朋友看看能不能修。”警察讥笑我说：“修？花一万块钱，看能不能修好！”看到将要被拖走的宝贝全变了形，趴在路上，我忘记了伤痛，大叫：“我的妈啊，车子没了！”连中国“万元户”也开不起的豪华轿车完蛋了！警察按住我的肩膀，要我冷静。我吼叫：“一千九百多美元没了，要他赔！”警察惊讶地盯着，无论如何理解不了我这“要车不要命”的逻辑。不管警察怎么警告，我们就是不上救护车。最后，警察作了登记，写了事故报告，加写一张《声明》，内容是我们拒绝去医院，让我俩签名存档。我们照办了。警察临走前对他的同事说，“我当警察这么多年，这样的白痴还是第一次见。”
把我的车撞得稀巴烂的，是一位本地居民，白人，开的是体积奇大的林肯牌。我指责他冲红灯。他不承认，说是我撞了他。好在，说归说，都没有动怒。最后，双方交换保险资料，道别。
怎么办理赔手续？同学告诉我，学校有义务律师可以帮忙。我跑去律师办公室。律师了解案情以后指出，我这种“单向”保险，只能在对方向我索赔时，保险公司才启动为我辩护的反诉程序。律师问我损失了什么，金额多少？我说，车子总值1908元，有购车单为凭。“身体和精神方面呢？”律师问。我断然道：“没有损伤，我只要拿回车子的价值。”律师连连摇头，批评我出事后不去医院检查的不智。并说，他们所提供的义务援助，不包括上庭。但是，他可以为我写一封信，要求对方赔偿。如果对方不服，提出反诉，要求我赔偿的话，保险公司的律师就有义务出庭为我辩护。不出律师所料，三周后，我收到了法警送来要我签收的诉状，对方的保险公司要我赔他50万元“人体受伤和精神损失费”，把我给吓傻了！我拿着诉状去见学校的律师。律师不仅不表示惊讶，反而带着笑容对我说：“现在好了，你不用愁没律师为你出庭了。我的策略就是激怒对方，让他来告你。只有这样，保险公司的律师才会为你作免费辩护。”可我还是急切地问律师：“为什么要我赔50万呢？他和他车上的乘客根本没受伤，大车是他自己开走的，而我的车是被拖走的。”律师带着讥笑的口气说：“这就是美国，如果他也像你一样索赔这么可怜的数目，你的保险公司理都不理你。他没有受伤，但肯定去看了医生，自称过去脊柱骨受伤，这一次挨撞导致旧疾复发，需要大笔医药费。本来你可以要对方赔100万。”
法庭上，保险公司所雇请的律师被我的冥顽不灵气个半死。按明尼苏达州的州法规定，车祸的双方如果没有独立的第三方证人证明，双方司机各自赔偿对方损失的50%。在对方律师咄咄逼人的攻势下，我方拿不出证据，处处陷于被动。最后，我方保险公司让步，赔偿对方5万元。结案以后，律师恨恨地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笨的！”我呢，即使拿回1908元的50%，也才是954元，随后要自行找律师再控告对方，又得花钱，我只能放弃。后来同车受伤的同学，她丈夫硬给了我1500元的支票，算来，损失大的还是我的乘客。
来明大的第一个学期，迫于生活压力，什么活我都干。在校内当交通指挥员，职责简单——站在停车场，指挥找停车位的车子，这个停车场满了，就转移阵地，站在另外一个场的入口，给来车引路。刚开学时，还没有进入寒冬，工作条件还可以。
明尼苏达的冬天，一般从十月底延续到第二年五月，十月底下第一场雪，次年五月下最后一场，然后，没几天就突然变热。冬天白天平均温度为摄氏零下二十多度，晚上零下三十多度是家常便饭。上班得在停车场露天处站立。停车场管理处排班，每班两个人，开一辆车，轮流走出车外，执勤二十分钟。在飞雪弥漫的地方或走动或站立，全身上下没一处不裹得严严实实，头部只剩两只眼睛露出。车是不熄火的，暖气开足，好让接近冻僵的伙伴进内恢复元气。
明州的雪景，天下闻名。每年入冬，姐妹城市哈尔滨都运来美不胜收的冰雕作品，参加本城举办的冰雕节。早在第一场大雪降落之前，家家户户就在院子和屋顶、屋檐，架设各种器具，要么支架，要么铁丝网，要么无奇不有的容器。飘下的大雪粘附在预设的器具上，结冰以后形成人们所期待的形状。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天人合一”——大雪与人的巧思一起完成的冰雕。在别具匠心的灯光照射下，呈现出如梦如幻的绝美景致，叫人叹为观止！可是，我们在停车场，只能远远看一眼。
我这份差事，每小时6块，一个星期干三天，上课日一天，周末两天，一共十五个小时，赚上90元。后来因为要考“马丁·路德·金”部的助教职位，功课太忙，才辞掉了。
自从上一次下雪天，宝贝轿车被撞后，一段时间没车子开。1988年9月，我符合资格领取本系的全额助研奖学金，并正式成为明大博士研究生，杨铭也忙于复习，准备硕士考试。杨铭和我商量，如今生活基本安定了，该要孩子了。杨铭果然怀上了。为了帮助照顾即将诞生的婴儿，我母亲于1989年5月从上海赶来，与我们同住。
1989年7月17日，大女儿王雪莉在明尼苏达州首府降生，汽车成为全家的生活必需品。买一辆什么价位的？上次不惜血本，却被撞成废铁，一个中国“万元户”白白消失。这次学乖，把购车预算限定在500元。走了几趟二手车市场，这个价位的根本没有。后来从校报广告发现，有位即将毕业的学生要卖车，开价800元。这是我能找到的最便宜的车子，兴冲冲地去看，前后保险杠被撞过。试了一下，还可以开，讨价还价，以700元成交。那是1977年美国产老爷车——六缸的普利茅斯。平时家人上超市购物，带孩子去看医生，接送都没问题。我以为可以凑合下去。
1989年圣诞节快到了，系里各门功课的考试，到23日才全部结束。应考期间，教授所布置的活计积压下来，为了拿系里的助研奖学金，必须利用这个假期完成。一直忙到24日，那是平安夜。和家人说好第二天一早，开车到威斯康辛州麦迪逊郡姐姐和姐夫那里过节。母亲在我这里，白天黑夜忙里忙外，生活十分枯燥，她多次抱怨，说连找个熟人聊家常的机会都没有，这次让她换换环境。晚间，因为连续多天考试和赶工，头脑兴奋，到了十一点半，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睡。一想，与其赖床，不如马上上路，四个半小时以后到达，赶得上和姐姐一家吃早餐。助研的工作我可以带到姐姐家去做。母亲和妻子都赞成我的提议，反正她们在车上也能睡。
三个大人，带上在摇篮熟睡的小宝贝上路。出了门，才晓得明尼苏达出名的寒冷是什么景象，高速公路上一片死寂，车辆极少，前头车灯所照处，白茫茫的，雪花零零星星地飘。这一天，是明州这个“美国最寒冷州”写下六十六年以来最低气温记录的日子：摄氏零下五十九度。
车行了一个半小时，我犯困了，不敢冒险，杨铭要接替。我在路旁停下，好调换位置。不料车子熄火了，再也发动不起来。外面温度太低，引擎一停，几分钟后，窗子布满“钢花”。我打开车门，寒气涌来，但我不得不打开引擎盖查看。手发抖，上下牙齿打架，摆弄了好一阵，无济于事。后面有车灯越来越近，我站在车外挥手。车子在旁边停下，一个四十来岁的白人男子走下来，一说话，哈出来的热气就把脸遮蔽。我告诉他原委。他说：“我来试试。”他摆弄了一下，声音颤抖着说：“太冷，熬不住了！”逃回车里。我大声喊：“千万帮个忙，替我报警。”他连声答应，最后说：“你不能待在外面，会出事的！”我缩回车里，关紧车门，任寒风在外面吼叫。母亲小声抱怨说：“想不到来一趟美国，把命扔在这鬼地方！”我们突然想起，车后厢有一床被子，是打算带到姐姐家用的。把被子拿出来，三个大人把婴儿围在中间，用被子紧紧裹住身子，心里祈祷老天爷保佑。
古道热肠的男子并没有失信。四十分钟以后，他带领两辆警车开到。警察要我们挪到警车去。我下车，以哆嗦的声音向报警并带路的白人男子要联络信息。他说，“不必了，只希望你能够像我一样，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在明州生活了三年，遇到不少这样的好人。
我们跌跌撞撞地坐进暖和的警车，嘴巴给冻得没法说话。警察要我们先休息。我们已在极度惊慌中消耗了所有能量，在警车里都睡着了，直到被叫醒。警察告诉我们，前面是汽车旅馆，一个晚上收费二十六元，问要不要入住。我们当然说要。警察还说，我们的车子已招拖车拖到修车店，明天早上可修理。警察给了我修车厂的地址和电话。次日上午，车子修好，我们再度上路。至于车子抛锚的原因，据修车工说，全是因为天气太冷，老爷车承受不了超低温。
大女儿出生后，母亲住在我家担任全职保姆，熬了七八个月，还是无法适应气候和环境。她才五十六岁，在这里成为聋子（听不懂英语）、哑巴（说不了英语）、瘸子（不会开车），没有社交圈，很少朋友，更没有娱乐，日子太单调。她不止一次提出，让她把大女儿带回上海去，在那里请个全职保姆，还有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在旁。可是，我们想，再忙再累，身边也不能没有孩子。亲骨肉的哭和笑，是家之所以为家的基调。母亲看拗我们不过，于1990年初只身回了上海。
母亲一走，我们就发现，根本对付不了。杨铭从1988年9月开始，在明大的教育学院商务管理系读硕士学位。虽然作为伴读生，她不必和我一样每学期至少选四门课，但考虑到毕业后肯定会离开明州去别州找工作，杨铭每学期至少要选两门课，才能与我同时毕业。而且，她和我的上课及工作的时间必须错开，否则，女儿没有人带。
不久，杨铭怀上了第二胎，妊娠反应极为严重，吃下去的食物几乎全吐出来，每晚无法安眠，人一下子瘦了一大圈。不巧又患了感冒，发烧，咳嗽，不敢服药，怕害了腹中胎儿。大女儿还特别粘人，一天到晚要妈妈。我为了让妻子多卧床休息，抱孩子去图书馆，但这样做违反校方规定，只好把孩子抱进食堂，她睡着还好，醒来一定闹。我至多看书二十分钟，就要伺候她。有时让她骑在我肩膀上，到处走动，她倒是不哭了，我感到脖颈一阵热一阵凉，原来是她撒了尿，围巾湿了。妻子笑话我：“你这个奶爸不大合格。”
怎么办？养两个孩子，无论从学业上，经济上，还是从身体状况上看，都无法承受。她发烧多天，不断咳嗽，我好心疼。夫妻俩商量好，去做流产手术。我让杨铭服下感冒药，带她往医院去。那天凑巧，出门不久，路上遇到了上海同学李群。她问我们匆匆忙忙去哪里？我告诉她原委，她说：“什么年纪了？怀上孩子容易吗？你以为说要就有呀？”这一年杨铭32岁，李群34岁。她严肃地对杨铭说：“如果你这次打掉，以后很难得第二胎了。我只比你大两岁，也想要第二胎，就是怀不上。你绝不能流产！”我和妻子相对苦笑，问李群，一个孩子已整得我们焦头烂额，怎么办？李群说，她想办法找人把大的带回上海，交给孩子的外婆外公。对呀！这倒是个解决方案。
我从杨铭的眼神里，看出她比我更想保住孩子。李群是从复旦大学毕业的，明大就读的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中，有一百五十多名她的校友。有李群给的定心丸，我们决定，把肚子里的孩子留下，把大女儿送回上海。几天后，李群报信，她的一位复旦校友即将回上海。我们兴冲冲地赶去和这位留学生见面，送上200元酬金。对方婉言拒绝，说，她自己要带一个孩子，多一个照顾不来，我们失望而回。热心的李群安慰我们说，明天她亲自去找那位校友。
次日，李群回来，提出新的方案——第一，让医生给孩子开安眠药。要不在飞机上，两个婴儿同时吵闹，那校友照顾不过来。第二，要我们把女儿送到洛杉矶国际机场（因校友经洛杉矶转飞上海）。我们抱着孩子去看医生，说明苦衷。医生同意，并解释，小孩子服安眠药后，会安睡十多个小时。偶尔一次，不会产生后遗症。
朋友上飞机那天，我们把大女儿带到机场。那是飞上海航班最清淡的日子，乘客零零星星的。我们去西北航空公司的服务台陈情，热情的工作人员拍胸脯保证，给孩子最好的照顾。我们把孩子交给朋友。女儿凭直觉明白要离开父母，反应极为激烈，死死抱住妈妈的头，力气之大，教人惊讶，大声哭叫：“妈妈，妈妈！”杨铭流泪，我很难过，场面极为凄凉。过了好久，母女才平静下来，完成交接。
我们不忍离开，坐在大楼内，目不转睛地盯着停机坪。女儿所坐的班机迟飞一个多小时，我们就等，直到它从跑道起飞。那一刻，我们的心像被刀割一般。
回到空荡荡的家，夫妻相对默然。从此杨铭不敢看空的婴儿床。但我们终于轻松了，各自有了安静的学习和工作环境。这么多年过去，我夫妻俩一直感激李群，看着安妮一天天地长大，多次说：“亏得李群，否则，她就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应用经济系有一位明星——荣誉教授路丹博士，他是发展经济学权威，研究重点是诱导创新、农业发展、技术变革和生产力增长、制度和发展援助政策。他和日裔经济学泰斗，爱荷华大学教授速水佑次郎合著的《农业发展：国际视角》被同行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被翻译为四种语言。那一年，他五十六岁。这位高大英俊的绅士，没有架子，乐于和学生交朋友。一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学家来明大作学术交流，路丹教授在中国餐馆招待中国客人，请了系里所有内地来的研究生一起参加晚宴，我和他熟悉起来。
路丹教授每周给我们授两小时的课。有一天下课后，我和他热烈地讨论“消费财富”的问题。事情的起因是，上一次晚宴我听来自中国的学者说，路丹教授是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人，便和他谈起前一位也是明大出身的乔治·司提格勒教授（曾任教明大经济系八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达四十多万美元。消息经国际媒体公布，在系里引发的轰动效应可以想见。四十多万美元！对我这个离开中国内地才三年，一无所有的人来说，是相当于四十多亿美元的天文数字。我问：“路丹博士，如果您获了奖，这么多钱怎么花？是不是要聘请一群顾问教您，要是花不完就都浪费了。”他哈哈大笑，说：“年轻人，你少见多怪了！这点钱算什么？话说回来，学术界可没几个能发大财的，想发财来这里，走错门了，你不应念博士学位，应念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然后去华尔街或硅谷创业。没注意到吗？‘福布斯富豪排行榜’里，排在前面的绝大多数出自华尔街和硅谷。”教授说时气定神闲，我的心头却翻江倒海。教授最后说：“关键看你要的是什么？要的是财富，那就要向他们学习，我们这里培养不出这类人。”
从他的话，我听到三个陌生字眼：华尔街，硅谷，福布斯。说实在的，我念的虽然是经济学，却局限于课本，并不了解鲜活的现实世界。教授说：“我要给你一本书，让你开开眼界。”果然，下一次他授课前，借给我一本专门介绍美国亿万富翁的书。
我贪婪地读，终于开了窍。那一年，“福布斯富豪榜”上，身价10亿美元以上的超级富豪一百多位，亚洲一个没有，连李嘉诚也上不了榜。超级富豪，出门有保镖，出国有专机——不是价值数十万元的小飞机，而是波音747喷射机。这才是“人上人”！诚然，枯坐书斋是一种活法，但是，谁说拿到诺贝尔奖就“发财”了呢？
事实也是如此，在明大念书三年，校园里，餐厅里，附近的超市里，我好几次见到诺贝尔奖得主，他们和其他教授并没两样，一样开着普通的汽车，一样排队买菜打饭，一样匆匆忙忙地赶去上班。再看那群超级富豪，随便哪一位，都不愿和最风光的美国总统互换位置。怪不得教授说：“总统的年薪才20万元，在他们眼里，小菜一碟！”
从此，富豪榜上一排名字：创办微软的比尔·盖茨，“甲骨文”的总裁赖瑞·爱迪生，股神华伦·巴菲特——成为我的新偶像。特别引起我注意的两位，他们和我一样，出生于1955年。一位是比尔·盖茨，比我晚五天出生，身价已过10亿美元。另外一位是斯蒂夫·乔布斯，比我大八个月，身价也过3亿，这一年，我和他们都是三十五岁。
我的思想，进入了陌生的天地。我的心，飞到旧金山湾区的硅谷。晚上无法入睡，白天无心上课。我在华尔格林百货店买了安眠药，吃下还是睁眼到天亮。
一个星期过去，我去路丹博士的办公室还书。碰巧他有空，我进一步和他交换看法。我先谈了读书心得，然后告诉他，我准备辍学去硅谷创业。教授问我，“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过上‘人上人’的生活。”我很快作出回答。
“能否具体点？”教授问。我告诉他，我出生在中国一个“不上不下”的家庭，但所谓“中等”其实还是很贫穷。因此，我从青少年时期就立志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来到这里，看到了希望。我要成为这样的人——在上流社会有地位，极其富裕，出门前呼后拥——让父母、岳父母、兄弟姐妹都为我骄傲。但是，走学术道路达不到这个人生目标。
路丹教授认真地听，脸变得严肃起来，他说：“不要因为我几句话，借你一本书，就草率地作出重大决定。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治学不能发财是我们需要正视的社会现象，你的人生目标无可非议。你年纪不小了，赶紧去创业也许是正确的选择，祝你好运！”
我花一段时间，深入思考自己的未来。三十五岁了，即将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连起码的立足之地——安顿一家子的房子也是租来的。但是，现在起步是不是太晚？
回答这个问题的，是现实。一次，我们应邀去一个同学的家。我进明大那年，他念博士的最后一年，毕业后，顺利进入当地大企业，一两年下来，就买了面积达两百多平方米的大宅。再看看，留在校内的，到三十五岁，谁不是助理教授，副教授乃至正教授？而我还在熬学位！我还顾及到一个冷酷的事实：就业市场的竞争。本来，从中国内地公派的三万留学生，按照美国总统布乔治·布什和邓小平签订的协定，美方负有义务，保证他们学成以后全体归国。单是明大的600名博士研究生中，就有550名是中国的公派生。两个经济系，有十多位内地来的公派博士生。过去，公派生毕业后，不能在美国求职，但后来，美国政府先是允许他们留下来找工作，继而又发放了绿卡。这一批生力军涌入，我们自费来美的研究生在美求职的竞争性就大大增加。把眼界放更远些，明大“助理教授”以上的学者五千多名，博士生六千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十多位。美国有多少所人才济济的“明大”？置身于庞大的科学研究群，何时能脱颖而出？我如果继续念书，晚则两年，早则一年半，就拿到博士学位，可是学位满足不了我的野心。现成的例子是：即便拿到诺贝尔奖，也不能获得巨额财富。
我的思想经历了又一次转轨——不再追逐诺贝尔奖，将人生目标改为：当亿万富翁。事业起飞的地点，我定在美国加州硅谷。
我花了三天，把我为教授准备的助研报告，拼凑成题为《回收饮料铝罐对美国经济、环保、就业之利弊》的毕业论文，经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我在明大研究生院共念了整整三年，加上我在上海财大念的研究生课程，所得学分相当于念两个硕士学位的总和。如果一开始就打算只拿一个硕士学位，可以省去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