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
1
下了火车，我就看到了那座桥。
那桥架在两山之间，从站台这边望去，就像是在天上。
我要去的地方叫卧牛关。《三国演义》上说，刘备的副军师庞统，外号凤雏先生，他领兵来到落凤坡，中了埋伏，把命给送了。我娘是属牛的，偏偏也就死在了卧牛关。这究竟是不是碰巧，坐在车上的几个钟头里，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只是没等我想出个究竟，火车已经到站了。
我随着人群一块下车。我想我的模样大概不太合群。在这个小站下车的都是些赶集回来的农民，他们头戴草帽，肩上扛着扁担，扁担一头还有个用绳捆上的空麻袋，只有我一个是从城市里来的。于是我摘下刚戴上的黑眼镜。正午的阳光，一下照得我头昏眼花，我赶紧把手遮在眉沿上。透过指缝，我看见了那座桥。
我走到站台尽头，那里有一道用青石砌成的胸墙，墙外边便是笔直向下的陡壁，有几十米深，直落谷底。我撑住墙，探身向下望，谷底没有水，只有些大大小小的圆石，也许从前有水，已经流干了。
桥就架在两面陡壁之间，好像横在我头顶上。隐隐能看出一条小路，从这边的乱草丛中一个石阶一个石阶下去，越过底下的圆石，再从对面一个石阶一个石阶爬上。在对面的桥基旁，有一个石头垒成的像牌坊似的东西，想来那就是关。我不由得说：他妹子的，这可真是一座天桥哪。
“喂，那个人，你在那边干什么！”
候车室门前有人对我嚷着。他大概看了我很久，准不知我想干什么。“小心些伙计，”他指着我说，“有人打那儿摔下去过。就在两个月前，一个男孩，连脑浆都淌出来啦。”
我想告诉他，不只是那男孩，二十七年前，还有个女人也死在这谷里，属牛的女人。可就在这时，我又想起，我也是属牛的。没错，我丁丑年生人，1957年，满二十岁。
站在候车室门口的那个人就是卧牛关车站的站长。我走过去，问他站长在哪儿，他看看我说：“你找他干吗？”
我说有点私事。
“那就说吧，我就是站长。”他说。
我掏出手帕擦了擦汗，我说：“你们这里天真热。”
“可不，”他不怀好意地笑笑，“要避暑你找错了地方，你得去青岛。”
他说得对，我不是来避暑的，我来是为了找老娘的坟。可这事说起来有点麻烦，如果我说了，他们会问你母亲的坟怎么在这地方，我就得告诉他们一个很长的故事，等我讲完了，他们又会问，你说你母亲去白马湖看你，可你在白马湖干什么，于是，又有一个很长的故事。
我已经讲了两天了，前一天在南京，再前一天在蚌埠，还不算请假出来时在厂里讲的那几遍。我想，要再这么讲下去，总有一天我能成为一个说书人。
2
有一阵子我并不忌讳说我的故事，我想这不是丑事，至少不是我的丑事。可听我讲过的人好像都不这么想，大学生就直截了当说我活该，他说这一切全他妹子是我自找的。
1957年，我二十岁，在大新机器厂做工。有一天，车间主任含着支烟走到我身边，叫着我的名字，“王保，你来参加大鸣大放，给领导提提意见吧。”
我说我没什么可放的。
“上面号召这个，”他说，“你就带个头，不过是写张大字报，发几分钟言的事。”
“我忙着呢，没那个闲空。”
“别忘了，你还是生产班长喔。”他把烟头在我的车床上摁灭了。
我带了头。我是生产班长，团员，厂足球队中锋。每周一三五晚上还读夜校，学习机械制图和俄语。我梦想有一天能和苏联专家脸对脸聊天。现在，除了达斯维达尼亚和赫拉肖之外，一句罗宋话都记不起来了。
我写了七张大字报，我想一家伙超额完成算了，省得以后再加任务。在车间整风会上，我的发言达两个钟头，这是因为我不会说话的缘故。后来那些审查我的人说我是狡辩，其实这是真的。会说话的人有思路，条理清楚，一点两点三点，就把意思说完了。可我呢，这辈子从没上过讲台，而且我连手表都没有，我怎么能知道自己讲了多少时间呢。
我特意换上了新的制服，把要说的话默诵了好几遍，坐到讲台上，我先说了句“同志们好”，底下的声音比我更响，班组里的小伙子齐声说：“王保你好。”他们一起哄，我脑子全炸了，等下得台来，都想不起自己说过些什么。我问主任觉得怎么样。
“很好，”他说，“可你扯你爸爸踩三轮车，你妈妈刮鱼鳞干什么？”
大学生听我说起这些事，从床上一蹦子跳起来。那天夜里非常冷，门前水塘上的冰结了半尺厚，我们住的近二十米长的大草棚里，呼呼刮着风。可他竟然掀开被子，光着两条细腿跳到我床边。“你活该，”他指着我鼻子说，“让你写张大字报，你一写就是七张，让你发几分钟言，你一发就是两小时，要碰上我，我也得说你对社会主义有刻骨仇恨。他妹子的，你这不是自找是什么！”
“你才活该呢，”我说，“难道你妹子的就不是自找？”
他站在我床前愣了阵，然后一跳一跳蹦回去，钻到床上，把被子蒙住头，再也不说话了。
大学生没有还我嘴，因为他确实比我更自找，还因为我是三班的班长，他干活离不开我。割稻的时节，队里给我们的定额是每人一亩八分地，他割过一亩四便躺倒了，余下的全是我带着割的。
我笑他说：“瞧你妹子个大学生，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究竟能派什么用处。”
他倒在麦捆上连连喘气：“你不能以貌取人嘛，说不准哪天，你也会要我帮忙的。”
想不到后来他真帮了我大忙。他给我介绍了三个对象，其中有一个就是我现在的老婆。我在讲台上出洋相的几个月后，反右运动开始了。风向一变，我倒成了别人写大字报和发言的靶子。据说因为我是工人，不能定“右派”，他们给我安上顶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再过了阵，厂里决定送我去白马湖农场劳教。
出发那天，车间主任陪我到厂门口，他拍拍我肩膀，语重心长说：“王保，好好干。青年人摔个跟头没关系，下去锻炼两年，再回车间，我把那部车床给你留着。”他说话的口气，就像是送我去光荣参军。
不光是他，就连我老头，我自己，当时也没把劳动教养当成件事。我们是苦人家出身，靠劳动吃饭，在工厂是劳动，去农场也是劳动。何况我家本来就是在苏北乡下，是因为打仗，才逃难到上海来的。
那是1948年，过了两年，到1950年，上海刮台风发大水，我们全家又逃难回苏北去。那时我已经十三岁，差不多的农活都能上手。我不怕下乡，我老头像是还有点高兴，在我离开上海的头一天晚上，他唠叨没完地谈乡里的旧事，当然，都是些有趣的事。
前不久，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回忆文章，那上面说，1950年，上海市市长陈毅想把上海的苏北难民动员回乡，他派出许多干部去做工作，但毫无成效。到夏天，台风一刮大水一起，不用动员，那些难民一个不剩全跑回苏北去了。陈毅召集干部们开会，在会上说，“想不到我们这么些个共产党员，还不如一场台风大水。”
写回忆录的那人当时也是个什么长，他写道：“陈毅同志幽默风趣地对我们进行了批评。”接下来他另起一行，“等台风吹过大水退去，返乡的苏北难民又全回到上海，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叔伯兄弟、村邻乡里的一块带了来，人数超过发水前的一倍。此后，再没听陈老总说起过那个计划。”
想想也真有意思，让大名鼎鼎的陈毅市长伤透脑筋的人，我们一家就有三个。
在老头子拉扯那些乡村趣事时，我娘坐在小板凳上为我补衬衫领子。她一边补，一边流泪，时不时撩起衬衫下摆抹抹脸。等我把那衬衫塞进板箱，它都已经是半潮的了。
也许，她隐约预感到，这一次分手后，我们娘儿两个可能再也见不到面了。
3
厂里准了我三天假，车间主任亲自陪我去厂部打证明，然后又把我送到厂门口，他拍拍翻肩膀说：“王保，好好找你妈的坟，也算尽了一份孝心了。记着，快去快回。”他是个好人，我从没怨过他。他可能不记得了，上次他送我出厂门时，也曾叫我快去快回，只是我等了二十二年才回来。
我买了张去蚌埠的票，上了火车，我想这个月的全勤奖是白白抛了。说实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老娘的坟，连一成把握也没有。我知道的唯一一件事，是她死了，死在27年前，从上海到蚌埠之间的某一个地方。
到中午，车到南京，我更觉得灰心了。1980年，我从白马湖回来的时候，一盒盖浇饭只卖三角，这次却要收我一块五毛。
我从衬衫口袋里掏零钱，大票子我全藏在内裤贴袋里。这是老娘从小教导我的，她说，人多的地方千万不能露财，她说得一点不错，我们一队里有几个刑事犯，只要有东西可偷，就是一张草纸都不肯放过。
还有一张纸，我也放在贴身袋子里，那就是蚌埠铁路分局公安处出具的死亡通知书。
铁路公安确定死者是我娘也费了一番周折。他们先发现一具无名女尸，接着抓获了一个嫌疑犯，那嫌疑犯供认在381次车上害过一个女人，可他也不知道那女人姓什么叫什么从哪里来的，381次车的列车员在打扫空车厢时，在座位下发现一个小旅行袋，找不到失主，便交到了分局公安处。
公安处的人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断定旅行袋就是那被害女人的，他们打开袋子，取出两件半新衣服、十几包饼干糕点、一小袋米、几筒卷面、两条烟，最后看到用毛笔写在旅行袋底的一个名字。那些饼干糕点都是上海的食品厂生产的，由此他们推测被害人也来自上海。
那名字叫薛桂英，是我娘的大号。我去白马湖前，她一定要我在板箱和所有衣物上写下自己的姓名。现在我掀开衬衫，也还能在衣角上找到四个黑字：王保一队。
我回到上海后，老头子才把这些事详详细细告诉了我。那天上午他没去踏三轮车，因为老娘去白马湖探望我了，他每天得自己做饭。
他一边扇风炉，一边听筱文艳唱《秦香莲》，他把我们家那架破收音机开得太响了，以至门敲了三下他才听见。
老头子打开门，门外是居委会的刘大姐和一个穿警察制服的人。老头子说，他当时还以为是我又惹出了什么事。
刘大姐对他说：“这位是市公安局的老高同志，有事要问你。”
老头子把他们请进屋，忙关上收音机，老高说：“你的女人名字叫薛桂英吗？”
“对。”
“她在家吗？”
“不在。到外地去了。”
“到哪里去了？”
“到安徽白马湖劳改农场去看我儿子。”
“你女人多大岁数了？”
“属牛的，今年四十七。”
“她坐的是哪次车？”
“嗯，下午三点的。”
“哪天？”
“就是大前天。”
“你女人走的时候，随身带着什么东西？”
“有一个小旅行袋。”
“那就对了，”老高喜出望外地说，“告诉你，你女人薛桂英在火车上让人给害死了。”
老头子差点出手给姓高的一记耳光，他想不通这个吃公家饭的人作啥盼我娘去死。其实高同志喜的不是别的，而是终于找到了这个薛桂英。他告诉我老头说，一接到蚌埠来的电话，他们便着手查找全市市民登记册，“你知道全上海有多少个薛桂英？妈妈吔，我一看眼都花了，整整二百八十八个，还有一个是男的！”
根据蚌埠提供的线索，他们首先把那个男的划掉了，第二步又排除了二十五岁以下和六十岁以上的薛桂英，剩下的数字是一百二十七。高同志说，我家是他们跑的第七十四家，真快把腿都跑断了。“大部分人家还算好，敲敲门，问薛桂英在家吗，开门的说我就是，有什么事，没事，屁事没有，再见啦。可有的就麻烦，大门锁着，上班去了，买菜去了，逛马路走亲戚去了，邻居家也没人，你等去吧。谢天谢地，现在用不着再找了。”
对他来说，薛桂英只是一个名字。
临走前，高同志对我老头子说，他们要和白马湖联系一下，看看我娘是不是到了那里。所以事情基本上是这样可还不能最后下结论，但愿……他没说完就走了，也不知道他但愿的是我娘在白马湖，还是别生出其他麻烦。
过了两星期，邮递员送来了死亡通知书，老头子一下瘫倒了。正巧乡下的叔叔来上海办事，看到这情况，便把老头带回苏北老家。老头子在乡下住了大半年，也就没能去认领我娘的尸身。当然，即便他那时就去，看到的也只是一座土坟。
上海的薛桂英只剩下二百八十七个了，而我呢，还在白马湖眼巴巴盼着那个小旅行袋。
4
动身去白马湖时，我还觉得自己是去参军。我乘坐的那节车厢里全是各厂家报送劳教的工人，年轻人居多，情况和我大致相同。他们有的玩牌，有的哼歌，大概都以为是干一两年农活的事。车厢两头各有一个公安，他们俩倒也没去扫他们的兴致。
火车到站头，押运的换了一批人，推推攘攘把我们弄上卡车。那批人脸板着，喉咙也大，不过我当时并没有在意。皖南山区的景物，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卡车开了近六小时，才把我们送到农场。我们在一块空地上按高矮排队，空地前是一排红砖瓦房。有个人从瓦房里向我们走来。后来我们知道，那排瓦房是队部和管教员的宿舍，那个走到队列前面来的人就是指导员。
指导员说：“你们现在到了白马湖农场，我们这里是第一分队。从今天起，你们必须服从管教员的命令，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在这里只有三件事，劳动、学习、改造思想。我警告你们，不要动什么坏脑筋，农场周围几百里都是大山，公路上尽是哨卡，从来没有人能从我们这逃出去。不相信问问他们。”
他指着站在远处的一伙人，那些家伙嬉皮笑脸，点起头来倒是毫不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