毗湿奴，印度教三主神之一的保护神，有无数凡间化身。以印度教立国的尼泊尔诸王朝，其历代国王都是毗湿奴的化身。王宫内处处可见的眼镜蛇铜雕，即是毗湿奴的标志。在平民居住的街巷里，在每座建筑中，都能感受到人与神灵的交流。列维·斯特劳斯有言，手艺，是人在浩瀚宇宙中安放自己的方式。
来自印度教与佛教性格的细腻与哲思，或许是这狭长山国的居民竟能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奥秘所在。尼泊尔全境近30万居民，却有92种正在使用的语言和103个不同族群。来自南部平原的多是印度-雅利安人种，来自北部山地的多为藏缅人种。山地国家多变的地貌特征，塑造了依环境而变化的多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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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还有另一重性格。16世纪末期，起源于尼泊尔西部的廓尔喀王朝统一了尼泊尔全境，以武力立国。被尼泊尔人尊为国父的普利特维·纳拉扬，即是创下这一彪炳战绩的统治者。他身上有着山地民族的坚强意志和果敢性格，在统一尼泊尔全境后，开采矿业、封锁商路，培养尼泊尔境内的商业与工业。然而，此时尼泊尔的对手，已不再是割据一方的诸侯，而是已控制了整个北印度的东印度公司。
17世纪初，东印度公司和廓尔喀王朝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战役。廓尔喀军人的勇猛之名因此广为流传。在今日的尼泊尔纪念品市场上，你常常可以看到的廓尔喀军刀即来自于这支军队。在保卫南部平原的卡朗加战役中，战士们以这种介于匕首和斧头之间的厚重弯刀，抵挡了英国人的炮火。出于尊敬其不屈的战斗意志，英国人为他们树立了一座纪念碑。
然而在殖民帝国席卷全球的近代史中，一个内忧外患之中的小国，万千志士的慷慨悲歌，不过是其现代化历程的一个悲情注脚。一场宫廷权变，权臣拉纳家族上台，开始实行英国支持下的独裁统治。此后在外交政策上，尼泊尔唯英国是瞻。廓尔喀人只能以英国雇佣兵的身份，出现在南亚、中国、乃至欧洲的战场上。
在加德满都的王宫广场上，有一座融合了欧洲风格的白色宫殿，即是拉纳家族统治时期留下的痕迹。与中世纪的国王相似，权臣们依然试图以宏大的建筑，来表达自己对庄严的定义。只是这一次，建筑里没有了神灵的位置。
1920年代起，受印度国大党的反英斗争影响，尼泊尔也开始了有组织的反英与反独裁斗争。尼泊尔受过西方教育的年轻学生，模仿国大党的经验，成立了独立政党——大会党，并与自国外战场回归的雇佣兵一起，形成了别于权臣家族的政治同盟。二战后，英国撤出印度，伴随着殖民体系瓦解后的民族国家独立浪潮，变革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尼泊尔的国王纪念馆里，沙阿王朝第7代国王——特里布文的一生，被浓墨重彩地刻画。因为他不甘于百年傀儡的身份，与大会党等民间革命势力取得了联系。1950年，国王通过出走印度，与起义军内外呼应，推翻了拉纳家族的统治。1951年2月18日，特里布文国王颁布临时宪法，宣布尼泊尔成为独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这是尼泊尔近代历史上光荣的“立宪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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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山国的种种风云际会，其实并无法赢得外人太多注目。
高华礼，一个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尼泊尔导游，人过中年，正是爱用政治发牢骚的时候。年轻时，他曾拿到政府的奖学金项目北京居住8年，学习机械制造。然而就像散布在几个旅游都市的尼泊尔中产阶级一样，他以导游为业，因为这个国家至今没有太多可令他一展才能的现代工业。尼泊尔在赢得世界十大旅游国家的美誉的同时，依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谁还关心政治呢，我们只想做旅游，赚够足够自己用的钱。”高华礼总这样发着骚。
什么是尼泊尔？在外人眼中，它就是雪山、徒步、滑翔伞和泰米尔区。泰米尔区，一块为旅游者而生的飞地。在这拥挤逼仄的街巷内，藏着无数的旅店、餐厅、纪念品商店。你可以与各种口音的背包客一起，在印度餐厅内喝着南美咖啡谈天。对于熟悉丽江和乌镇的中国人来说，几乎已不用对它的存在意义做任何解释。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加德满都一度被称为嬉皮士的麦加、东方的阿姆斯特丹、“水瓶时代”的首府，甚至是新“耶路撒冷”。它代表了“垮掉一代”对东方文化的想象，所以在弥漫着香烛气味的加德满都山谷里，至今处处都有西方流行文化和反主流文化的碎石。
1924年，英国登山家乔治·雷·马洛瑞在珠峰顶峰附近失踪，他曾是一战后不满现实的年轻人的偶像。
赫尔曼·黑塞也在《通向东方的旅程》中写：“人类精神的内在斗争通向东方、通向家园、通向光与奇迹。”随着西藏的关闭和尼泊尔在独立后的开放，这些在二战后的婴儿潮出生的西方年轻人，追寻着他们前辈的精神历程，来到东方。
在沉迷于LSD的哈佛教授蒂莫西·利里用东方宗教来研究致幻剂的同时，为了五卢比一小瓶的吗啡，嬉皮士们来到了加德满都。现在的尼泊尔，仍有国际机构负责将那些滥用毒品至生命垂危的瘾君子送回国内。接着，追寻着东方宗教所能提供的内在平静，或者仅仅是为了逃避越战，无数欧美年轻人踏上了“通往加德满都之路”。英国民谣摇滚的时代人物凯特·斯蒂文斯在曾为这里的精致木屋和山地风光而歌唱，尚存一份对自然的清新眷恋；而鲍勃·西格的名曲《加德满都》更加直接，他在歌中道尽对美式生活方式的厌倦，随着马丁路德和肯尼迪的被刺，离开美国，已经不需要理由。
当年轻人试图离开令人窒息的庸常时，他们首先想到的仍然是尼泊尔。追随着嬉皮士前辈，他们试图用登山旅程来安放无以排遣的浪漫情绪。只是如今的他们已不再有任何现实的政治抗议对象，也丧失了用激烈行为来开辟乌托邦的冲动。混乱的泰米尔区里无数娴熟叫卖的商人证明，这块土地，已经承载不了年轻人反抗资本主义的梦想。
导游高华礼不年轻了，他之所以还愿意来做这一极需要体力的生计，是因为他的流利汉语是尼泊尔旅游业炙手可热的资源。10月，理应是尼泊尔的旅游旺季，但第二大旅游城市博卡拉的街头情调，却可用安静寥落来形容。高华礼却说，这已经算是很多人了。户外用品店的年轻打工仔说，现在人最多的时间反而是2月春节期间，那时的博卡拉，看起来就像一座中国城。中国人正在成为尼泊尔旅游业的拯救者。
“你应该到山里去看看，那里才是真正的尼泊尔，这里不是。”来自山中的年轻打工仔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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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当高华礼和这个打工仔一样年纪的时候，他也曾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政治运动中去。1951年尼泊尔独立后，粗粗草就的首部宪法具有三权分立的性质。但8年之后，国王又颁布了一部正式宪法，在规定国王具有最高权力的基础上，确立尼泊尔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然而22个月之后，尼泊尔国内局势即陷入混乱，国王解散了议会和内阁，亲自主政。再次出台的新宪法中，尼泊尔开始行驶一种无党派的“评议会”制度，将权力进一步收归王室。这种依据地域和职业划分的管理系统，似乎带有几分印度教种姓制度的色彩。
1972年，新即位的比兰德拉国王在答记者问中说：“尼泊尔的君主和臣民，都是受达摩法则统治的，这一价值体系来源于印度教传统。国王不能改变这一价值体系，他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人民，实施正义……我有责任去保护人民免于不义之害，神明的概念存在于人民之中。”
如何完成从王国到现代国家的转变，这是转型国家难以处理的课题。1990年，在第三波民主化运动中，尼泊尔人再次走上街头，反抗“评议会”制度所带来的颛臾腐败，呼唤民主与赋权。在国民和西方的压力下，尼泊尔再次转向多党制的君主立宪制。这些走上街头的人们中间，就有年轻的高华礼。他加入了尼泊尔共产党，写信举报上司的腐败行为，最终丢了工作，只得负笈海外。
1950年，将国家从权臣独裁中解救出来的大会党，本应是尼泊尔政治中一笔丰厚的遗产。但半个世纪以来，议会政治中不断的争端、无解的立法僵局、短视的内斗、私欲和腐败，让这个国家丧失了将民主制度化的机会。在加德满都等大城市中，你能在高华礼这样的中产阶级身上，看到一些尼泊尔现代化的影子。但城市里还有无数的穷人，他们被传统的种姓制度所分割，唯一能刺激他们的，反而是旅游业带来的消费主义。尼泊尔无法培育出新的中产阶级，城市居民对政治毫无影响，大会党堕为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政党，既无法制约国王，亦无法与另一股势力——毛派共产主义者相抗衡。
尼泊尔是典型的农业国，90%以上的人口以农业为生。建国初期，尼泊尔绝大多数的土地掌握在权贵和富人手中。数次土改，均成效不大。这成为尼泊尔共产主义思想发育的土壤。1994年的中期大选，尼泊尔共产党赢得了绝大多数票数；1996年，更为激烈的尼泊尔毛主义者，选择放弃议会，走入山林，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此后，尼泊尔陷入长达十年的人民战争之中。
2001年，尼泊尔王室血案再度为这个深陷泥潭的国王涂上一层阴影。王子枪杀了国王和王后，以及另外十几名王室成员。对于尼泊尔之外的人来说，王宫血案被涂上一层中世纪的宫廷悲剧色彩，尼泊尔王室对外称，这是王子选妃受挫，一时冲动做出的行为。但是对尼泊尔人来讲，这不过是无尽政治斗争中的又一个血案而已。一位尼泊尔作家写道“我们丢失了真相，丢失了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只能被告知一个戏剧性的故事，让我们满足于一个神话。”
新世纪的十年中，尼泊尔政局仍旧跌宕。新国王宣布解散议会，再度集权，旋即被政党联盟推翻，结束了二百余年的王朝统治；毛派革命军停火加入议会，领导人普拉昌达通过选举意外上台，转而又在各方的压力中辞职。
“这已经是第三次民主化了，我已不关心谁在台上，我已不关心这个国家。”在这样说的同时，高华礼仍一次次清晰地报出尼泊尔任意一件政治事件的准确年份。他的失望夹杂在加德满都新区混乱的交通中，这个城市总在尖锐的车笛声之中迎来黄昏。逼仄的街道遮挡了最后一点夕阳，使得加德满都的夜，似乎总比其他地方来都要早。
不设防城市
撰文 细田尚美（Naomi Hosoda）
翻译 李鹏程
迪拜将自己改造成了一个有抱负的海外劳工可以另辟蹊径、实现自我的地方。尽管如此，来到迪拜之后，大多数选择走那条蹊径的人很快便意识到，他们的追求很可能不会有确切答案，而他们面临的风险或赌注至高，也超出了预想。
2008年10月，一则惊天消息从中东传到了菲律宾。该新闻报道称，由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对签证规定进行了修改，致使六千多名菲律宾人被困在了阿曼和伊朗。媒体了解到，这些人是在进行俗称的“签证跑”（visa run）时，被困在阿联酋边境几个城镇的。原本签证续签只需要几天即可完成，现在却要拉锯至几周甚至几个月。有些被困的菲律宾人甚至已经无法填饱自己的肚子。很多人不得不以人道主义为由，向各自所在国的菲律宾大使馆寻求帮助。这条消息震惊了很多菲律宾人，一个事实也由此浮出水面，很多自以为来到了“乐土迪拜”的工人，实际上全是非法入境者。他们的唯一选择是，要么向菲律宾政府申请救援，要么在没有合法身份的情况下留在阿曼或者伊朗工作。
近来，由于那些极具创新力的大规模建筑工程和运动赛事，迪拜成了全球瞩目的焦点。不过，在世界媒体开始报道这个城市令人咋舌的发展前，我就在拜访菲律宾期间对阿联酋七个酋长国之一的迪拜发生的事情产生了兴趣。我有位相识十年的朋友Marlene就住在迪拜，2006年时，她来马尼拉度了一个月的假，我们见面时，Marlene提议说：“咱们去迪拜吧！那里工作机会很多，城市也超级干净漂亮。你应该亲眼去见见。”我记得她以前对去中东旅行的想法不怎么感冒，就问她是不是已经不介意去中东了。她回答道：“那儿不一样的，那是座不设防的城市（open city）。”我们在马尼拉的会面结束后，她便飞回了迪拜。没过多久，我的另一个朋友发来一份邮件告诉我，他也开始在迪拜工作了。几个月后，机缘巧合，我第一次访问了迪拜。到那儿之后，我发现原来菲律宾的男男女女们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在这里工作，在街上闲逛，去购物中心，吃饭，还在星巴克里用个人电脑聊天。此外，我还很快发现，菲律宾人在迪拜从事的行业其实五花八门，从家政工作到建筑工地上的半技术工种，再到商店和饭店，甚至是诸如会计、工程和销售管理等专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