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松子酒、电视剧与社交媒体
——专访克莱·舍基
撰文 陈一伊
翻译 陈升龙
亿万富翁们希望改变某个系统的一部分，但当我们回顾互联网的历史，是电子邮件、网络服务这些个人使用的东西带动了变革。改变人们斗争的对象和方式，就改变了社会。
“就像是地理上的新西兰”，对于中国的社交网络的独特性，他用了这样一个类比。但这种孤立却以另一种方式激发了中国。在美国，社交媒体是传统的延伸，但在中国，它是一个被压抑的传统空间之外的巨大、活跃的新世界。
光头，身材粗壮，语速飞快，站在四壁空空的办公室里，在巨大电脑屏幕前飞快地打字，克莱·舍基（Clay Shirky）像是一个中西部的壮汉与极客（Geek）的结合体，而不是一名曾在耶鲁大学受训的画家、纽约戏剧业的从业者。
在纽约大学的上海分校，克莱·舍基以社交网络最敏锐的观察者的身份与我们谈话。他是纽约大学的新媒体教授，也是一系列知名公司的咨询顾问，他的文章与观点广泛地出现在《纽约时报》、《连线》与TED视频上。“关于互联网技术的社会与经济后果的杰出思想家”，《连线》杂志前任主编、《长尾》一书的作者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这样评价他。而另一位传奇人物凯文·凯利（Kevin Kelly）声称存在一个舍基法则（Shirky Principle）——“社会机构会试着保留那些他们能够解决的问题”。
舍基最重要的两本书《人人时代》（Here Comes Everybody）与《认知盈余》（Cognitive Surplus）都有了中文版，为书作序的包括腾讯创始人马化腾——这个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的领导人称他“对互联网给人类带来的变迁洞若观火”。
自1993年出版《网络之声》（Voices from Net）以来，他就是这戏剧性变化的见证人。
在整个1990年代，他目睹了网景（Netscape）神话般的兴起，以及紧接而来的互联网（dotcom）狂潮。他敏感地意识到，当人们理解到搜索与电子商务是互联网最重要的后果时，经常忽略了它的社会性。他成了社交媒体最早的呼吁者之一。
“我们正在经历人类史上最大的一次表达能力的飞跃”，当克莱·舍基在2008年的著作《人人时代》中这样写时，互联网已有了20亿用户。
不管是规模与速度，这都是个惊人的成就。在1990年代中期，互联网还是个崭新的玩意，是一群非循规蹈矩者的亚文化群落，在世界范围内最多有一百万的使用者。不过一代人的时间，它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个呼吁在2008年变成了现实。自Facebook与Twitter在2004年先后问世以来，它们不仅席卷了世界，还成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大生意。
但最让克莱·舍基兴奋的不是社交媒体商业上的成功。与之前历次信息革命不同，互联网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平台，它不仅规模巨大、人数众多、沟通成本极低，而且打破了受众与表达者的界限，人们同时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一个大规模的“业余化”时代到来。从Flickr到Wikipedia再到Twitter上的战争报道，从不同角落涌现出的个人似乎在进行一场成功、高效的集体行动，完成了一个传统组织与个人都不可想象的结果。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是出于个人兴趣、热爱，而非功利结果联合在一起。
在两年后出版的《认知盈余》中，他继续发展了这个主题。如果将全世界受教育公民的自由时间看成一个集合体，一种认知盈余，然后充分利用这种盈余，它将产生怎样结果？美国人每年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是两千亿个小时，这是两千个Wikipedia项目所需要的时间。
出生于1964年的克莱·舍基正是电视的一代。他深信，二战后美国社会的电视剧集，正像18世纪在伦敦流行一时的杜松子酒一样，是某种麻醉剂，它们都发展出一种被动的、消费的文化。
倘若这些时间可以转化成创造与分享，可以把被动的消费者转化成积极的创造者，而且是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它将意味着对社会资本的重建。人们不仅分享知识、情绪，也分享信任，共同行动。
对于克莱·舍基来说，物理学家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Anderson）的哲学——“多即不同”（More is different）是他所有思考的基础。他坚信，规模会带来新的变化，越复杂的系统越可能产生崭新的创造力。只要有一个值得信赖的承诺、一个有效的工具和一个用户可接受的协议，散落在各处的个体，可以轻易达成协作的同盟。
我对于社交媒体充满怀疑，它似乎充满了一个事物新生期的混乱，在群体的智慧与爱被汇聚在一起时，愚蠢、仇恨似乎也同样被放大。而且当人们欢呼社交媒体的参与性时，也看到财富如何被迅速集中——正是依赖全球性的免费义务工人，Facebook才可能汇聚如此巨额的财富。但是没人能否认他的判断——“我们正经历人类史上最大的一次表达能力的飞越”，这“革命”已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身处的时刻，或许多少像是古登堡印刷术发明不久的16世纪。对于上一次的印刷机革命，新教、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民族主义的兴起不过是它引发诸多的后果中的一部分，而这一次，我们将迎来怎样的变化？
[一]
单读：你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撰写了第一本著作《网络之声》，能描述一下纽约当时的网络文化吗？
克莱·舍基：我写的第一本有关社交媒体的著作是《网络之声》，不幸的是，书出版时网络正把我所写的所有东西冲走。我90年代初期使用网络，当时的主要工具是新闻组（Usenet）和邮件列表（Mailing list）。这两个都是社会应用，我对网络生活的社会方面的影响感到非常激动。我写的那本书基本上是我个人的网络经历，不是很具有分析性。与此同时，网络开始像野火一样蔓延。我仍记得网络到来的那一时刻，我们觉得自己是世界其他人不知道的一个亚文化。在1993年，我们越来越感觉到，网络不只是另一个应用，它开始吞并所有东西。随着首个可视化网络浏览器的出现，人们意识到网络不只是人们感兴趣的东西，而是可以拿来做事的东西——巨大的变化是，人们开始创建公司。人们当时感觉互联网文化和商业互联网有重合的部分，创建公司的那些人非常沉浸于互联网，他们知道将要到来的是什么。1993年至1995年两年里让我们感到最大意外的是，原来的亚文化网络突然成为惊人的商业引擎，在1995年，我们已经知道了2000年将要发生的事情。当亚马逊和雅虎创建后，人们已可以看到互联网的三大支柱中的两个，电子商务和搜索，唯一缺少的是社交媒体。在1993年4月我的书出版时，人们所有的注意力都转向网络，而不是互联网的社会部分。互联网的社会部分在2000年左右回归，这是我的工作得到承认的时刻，互联网的社会应用是互联网的三大支柱之一。
单读：所以你还记得“网景”（Netscape）首次上市的情形？
克莱·舍基：在许多不同方面，“网景”首次上市是非常重要的时刻。这件事情告诉许多人，网络涉及更多的金钱，涉及更多的转变。对于我们这些1995年之前就关注网络的人们来说，“网景”上市说明了即将到来的变化的规模，从中可以赚取的金钱将使我们以前看到的一切相形见绌。“网景”首次上市也使许多人意识到自己落伍了——互联网很重要，但我不知道它是如何运作的，我落伍了。就我所在的圈子里，“网景”首次上市是变化的象征。人们意识到，即使他们不使用互联网，互联网也将影响他们的生活。
单读：当互联网泡沫于2000年破灭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克莱·舍基：对于90年代初就从事互联网的人们来说，这是可以预见的。尤其是对于我们1993年就进行互联网商业活动的人来说，1998年就出现过一次互联网泡沫破灭，只是人们不记得了，资金没有了，公司倒闭了。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前，人们认为金钱和公司都变得更愚蠢了，当互联网泡沫破灭时，没有人认为市场误解了价值的基本面。不过，回首过去，一切重要的事情都是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发生的。传统行业的人士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后认为，互联网只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就是在人们认为互联网不重要的时候，发生了带来真正变革的东西。
单读：你是什么时候注意到社交媒体的崛起？
克莱·舍基：我2000年1月和一位从索尼辞职创立首家互联网媒体的朋友喝咖啡。他告诉我，有一个叫“生活日志”（Live Journal）的很好玩的东西，那是一个博客平台，它知道你的朋友在哪里，你点击你的朋友就可以看到朋友们发的帖子。我开始玩“生活日志”。与此同时，我刚读完沃森的博士论文《小世界》，它是有关社交媒体逻辑结构的。“生活日志”实践的正是《小世界》里所阐述的理论。我开始社交媒体的研究，部分原因是那里面我有要看的东西，也有解读它的工具。另一部分原因是，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互联网的社会属性。在2000年底之前，互联网的社会属性是我最感兴趣的东西。伯恩斯在2001年请我给纽约大学的ITP研究生项目上课。这两个因素使我走了研究社交媒体的道路。
单读：你当时意识到社交媒体会变成这么大的生意吗？
克莱·舍基：回首过去，我们当时都确信这是一件大事，我们在一些程度上认为它会像水电一样普及开来。我们不知道的是，它那么戏剧性地改变了所有事情的结构。网络空间这个概念的一个问题是它与现实世界相分离。在移动互联网出现后，网络空间的概念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向后退的。事实上，互联网真正融入了真实世界。一个有意思的调查显示，许多在使用Facebook的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使用互联网，从线上到线下已经不存在界线。互联网把生活中的每一部分黏合起来，它满足了人们获取信息、表达意见以及社交的欲望。社交媒体的规模非常之大，韩寒的微博粉丝数超过了法国的上网人口，这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不过，对于我来说，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没有微信的情况下你无法组织社会生活。
单读：你是什么时候注意到微博、微信的？
克莱·舍基：我1997年去香港度假，有一位来自新华社的人士在香港大学讲演活动中提到“网络防火墙”，我有点意识到政府过滤信息项目的巨大规模。我通过“全球之声”（Global Voice）有关中国的报道了解到一些情况。当中国政府2006年封杀Youtube、Twitter、Facebook，我知道中国有非常积极的社交媒体用户，这些需求肯定会找到出口。我2013年才开始知道微信，在2013年打压“大V”行动后，人们才把注意力转向微信。当然，现在，微信是一切。有三家公司可以讲述互联网全球化的故事，阿里巴巴、微信、小米。如果这三家公司在全球取得成功的话，中国将成为投向尼日利亚、巴西、印尼等中等国家市场的发射平台。
单读：在你看来，它们的障碍是什么？
克莱·舍基：它们所面临的障碍是不同的，这很有意思。对于小米来说，它处在苹果等公司不那么容易发起诉讼的环境里。当小米到印度时，它就遭遇了诉讼，不得不停止业务。这主要是法律议题，它的硬件相当不错，我和我的家人现在都用小米。对于阿里巴巴来说，中国的金融基础设施非常与众不同，支付宝就像是美联储。它不是一个标准的金融产品，其他国家不需要像支付宝这样的服务。当阿里巴巴向海外扩展时，支付宝和天猫、淘宝之间的关系就不会像在中国那样密切。微信是在防火墙把其他社交媒体都清除后所产生的，它在海外将面临竞争者。此外，中美两国都对各自的产品有信任度的问题，怀疑对方的产品是用来监视自己，这也是腾讯在海外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单读：你提到中国社交媒体是一个独立的环境，能进一步阐述吗？
克莱·舍基：中国在2006年划定界线，Youtube、Twitter、Facebook都从中国消失了。在那之后，中国就很像新西兰，拥有与世界相分开的生态系统。这就像是一个单面镜子，外面的人可以看到防火墙里的东西，防火墙里的人看不到外面，除非是用VPN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有文化和规则的不同。当“大V”遭到打压后，微博失去了一些吸引力，微信肯定从中得利。
我们的经验是中国会越来越开放。目前，经济和旅行得到进一步的开放，但媒体的开放度却缩小了。在以前，媒体会在收紧后又放松，但这次不同，一直没有放松。中国关闭了所有带中文字幕的影视网站，但这次媒体的收紧令我们感到意外，它的广度、深度都超过以前。我们希望看到事情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我在想，我们在这里的学生为何享受不到波士顿校园学生所享受到的东西，这令我感到悲伤。在我看来，想知道外面世界所说的东西与完全反对政府是不能画等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