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误以为台湾生来就是市场经济，其实不是。
1949年之前的国民党领导满脑子都是计划经济，认为国营企业优于私营企业，唯有计划经济才能保障国家安全、提高人民福祉，因而主张由国家从事重工业，管控工矿、水力、能源与公共交通，而私人企业只能生产日常消费品。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国民党人的经济理念同政治理念一样，都是源自孙中山“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就是以“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作为核心内容。所以，当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台湾推行的就是以公营企业为主、决策当局严格控管的统制经济（command economy）体系。
但是，从1950年开始，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陈诚等，以及跟随他们的许多技术官员都逐渐变了思路。1952～1953年与1957～1958年台湾发生过两次财经大辩论，辩论各方都在认真思考究竟哪一种经济体制适合台湾的发展，哪一种经济策略能为台湾带来最大的经济增长。大辩论之后，台湾当局采用新观点和新方法发展经济，并且逐步建立新的制度。这些新制度，不论是正式的规章制度，还是非正式的思想习惯，都带动了一连串的经济改革，在短短的10年之内，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而且还是一个追求公平开放、富有创造力和高效的市场经济（productive market economy）。
经济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不仅高潮迭起，而且可以说是惊心动魄，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原委，即使是台湾人自己，也不太清楚。那么，这场革命性的经济改革是如何发生的？高效的市场经济又是如何形成的？
【高效的市场经济是如何形成的？】
人类的历史进程表明，高效的市场经济并不是自然生成的。它需要一些基本条件，包括民众的信仰与社会机制，这个社会机制必须能够激励人们参与生产，相信自己能从努力中获得回报，并保障财富的安全与分配的公平。
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首先，社会的生存必须受到挑战，原有的经济体制已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甚至威胁到领导者与社会精英的统治。他们必须解决财富与经济问题，才能维持自身的权力与统治秩序。正是有了这样的认知和恐惧，领导者和社会精英才会愿意寻找新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新的办法”必须从意识形态的改变开始，先有思想的改变，然后推进制度的变革。当然，任何改革都会引起既得利益团体的激烈对抗。在这个时候，改革者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制度的改革上，都不能犹豫或退让，唯有坚定不移地战胜强大的反对势力，才能建立新的制度。
西欧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正是如此。西欧原来也是以传统的农业经济为主，直到15世纪，连续200年的战乱，不仅军队伤亡惨重，而且民穷财尽，弄得上上下下都难以为生。到了这个地步，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开始意识到，巨大的战争花费已威胁到自身统治的合法性。面临这样的威胁，他们不得不调整政治与经济政策，以便创造财富和巩固统治，同时平衡国家之间的权力，避免战争。
英格兰与法兰西率先创造出新的经济体制，以一套激励机制来鼓励人民参与市场经济，积累更多的财富。他们的做法是：统治者同意保护私有产权，不是限制而是鼓励私人企业的发展，以市场为导向，允许人民参与经济活动，条件是他们要合理缴税。最后，统治者率领的官僚团体与社会精英达成协议，共同合作，通过经济改革，提升经济效能，进而建立一套现代政治经济制度，使人民的财富增加，国家更加富强。这套方法迅速获得成功。此后，越来越多的统治者愿意改革政治和经济制度，鼓励发展高效的市场经济。
【中国为什么没发展出高效的市场经济？】
中国却没有出现这样的历程。在公元1600年前，中华帝国从来没有像西欧国家一样被挑战过。总的来讲，中国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北方的民族，由于自身力量不强，一般无力挑战汉人。蒙古族和满族是特例，他们打败了汉人，并统治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这些外族的征服者依然采用汉人的意识形态、制度与文化体系来管理中国，中国经济增长的总体模式并没有根本改变。
中国传统的经济模式是以农业为主，特别是通过充分利用丰富的剩余劳动力来增加耕地面积。这种经济模式的特征是：生产率低、商品和服务的增长缓慢，工矿资源则大多由国家控制，甚至国家通过垄断限制它们的发展，以确保增长的财富不被野心家用来威胁皇权。
统治者非常喜欢这种以耕地为基础的传统经济体系，因为它使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虽然不断增加的人口使得生活条件越发艰困，人民基本上只能维持勉强的生存，但统治者和精英阶层垄断了政治权力，仍能凭借特权，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
这种经济模式一直沿用到20世纪初，没落的清朝在内外交逼下，终于提出“新政”，开始全方位的改革。可惜改革姗姗来迟，清末“新政”未能改变王朝覆亡的命运，辛亥革命一举推翻清王朝，民国建立。
不幸民国多艰，相继发生袁世凯的“洪宪”帝制与护国战争、北洋政府崩溃与军阀割据，紧接着，是黄埔军东征与北伐，还有中原大战。在民国创建之后将近20年里，中国始终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着力于经济发展。
唯一的机会是1928年国民党在南京建政到1937年抗战爆发，在不到9年的时间里，国民政府曾积极发展经济、鼓励工商。但它基本上还是采用原有的统制经济手段，金融、工矿、电气、交通、军用制品等方面均由国家统制，只有一般民生消费领域才可以由私人经营。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集中人力与物力，以应战争的需要，国民政府更加抓紧推行统制经济，几乎控制了经济生产与销售的各个环节，往市场经济转型的机会就更渺茫了。
【1949年后两岸实行两种制度】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大陆的执政权，国民党退到台湾，从此，海峡两岸出现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台湾尝试了20世纪最富戏剧性的经济改革。经过50年代两场关于经济问题的大辩论，国民党开始改变解决经济危机的旧套路，启动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建立起新的经济制度和组织结构。他们创设新的法律体系来促进私人企业发展，保护私人财产，把政策重心放在加强市场经济竞争力和企业家的创新能力上面。其效果是，不仅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能，扩大了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同时也使所得分配更公平。至此，台湾建立了中国经济史上第一个高效的市场经济。
与此同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也展开了中国历史上最剧烈的经济体制转型。共产党没收了私人资本，建立了一个以国营和集体为绝对主体的单一公有经济体制，并全面仿照苏联的计划经济。结果是经济发展大起大落，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惨剧，20世纪70年代末大陆的经济发展被甩在了后面。
“文革”结束后，大陆开始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探索“市场化”的路线，允许私人经营服务业以及轻工业，同时允许外资进入多个经济领域。
改革开放的政策十分有效，大陆经济得到快速增长，但还是有反复，直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确定了引入市场机制的新经济政策。
根据官方的统计资料，改革开放后，大陆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年增长在9.5%到11%左右，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从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增长了4倍，现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私有财富快速扩张，产权关系重新分配，意识形态和整个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贪腐、所得分配严重不均；此外，市场经济由于功能不良而承受了巨大的交易成本，诸如银行坏账，住房、教育、医疗以及社保不足，引起社会许多不满。而且，最大的问题是，过去30年来的发展模式已经遇到瓶颈，深化改革迫在眉睫。今天，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已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有趣的是，当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面对经济发展的瓶颈，许多困境和今日的大陆类似。例如，决策者站在发展的十字路口，究竟是大胆转型，还是沿用旧章，歧义纷呈。如果选择转型，将在多大程度上保障私有财产？又将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决策当局的权力？改革启动之后，面对不同发展路线的竞争，既得利益团体与社会舆论反弹，新的矛盾不断涌现，当局对社会资源的掌控是继续放松，还是抓紧回头？改革的幅度该多大？发展的速度能多快？类似的挑战和争议似乎都正在今天的大陆上演。台湾经济转型的故事无疑可以为上述疑难问题提供现成的智慧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