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常说王小波是个自由主义者，这个观点值得探讨。首先，他放弃了大学里相当稳定的职业机会而选择当自由撰稿人，大家觉得这很可贵，这是自由。但是，这样的自由早在1949年前就已经存在了，现在也依然存在，只是经过几十年之后，他这样的自由在当时看起来非常特别罢了。而这种自由正是另一种不自由，因为你必须在市场上贩卖你的文章和作品来维持生计，全世界有哪个地方的作家不是处于这样一种所谓“自由”或“不自由”的状态中呢？
其次，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家，很多人说他有点像凡·高：生前潦倒没人认识，死后大家越来越捧他，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神话。
都说王小波特立独行，这个好，那个好，文笔好到能够拿诺贝尔奖，等等。我认同王小波写的东西很好看，也非常佩服他，但是我很怀疑那些不断在赞颂他，甚至引用他名言的人里面，到底有多少真正看过他的作品。
王小波鼓励大家特立独行，要坚持自己的想法，要自己掌握思维的乐趣，独立思考，勇敢打破禁忌和愚昧。而他已经死了十几年，我们受到他多少影响呢？现在又能看到多少人敢于自己去思考，敢于打破禁忌和愚昧呢？恰恰相反，我看到的多是装作“敢于”的样子，而不是真正去思考。很多人不求深思，只求思考的姿态。要说谁真敢打破禁忌，那就是他的遗孀李银河教授了。但是，为什么今天依然有那么多人要她封嘴呢？这些人有没有尊重过自由思考呢？如果我们断定一个人炒作，是否就能否定她所说所做的一切呢？是否就不再需要思考她说的话、做的事情是不是另有道理呢？
王小波已经死去十多年了，如今我们重新看他的作品，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地方。你能够看到那个时代的关怀跟现在有什么差别，那时关心的问题到今天有哪些是我们依然要面对的。
《沉默的大多数》这本文集让我看到王小波也有盲点。书里有篇文章讲京片子与民族自信心，批评的是十几年前，越来越多大陆的节目主持人开始学港台腔了。他说：“港台文化正在侵入内地。尤其是那些狗屎不如的电视连续剧，正在电视台上一集集地演着，演得中国人连中国话都说不好了。香港和台湾的确是富裕，但没有文化。咱们这里看上去没啥，但人家还是仰慕的。”文章认为大家应该坚持说好京片子，从今天的角度看，这是一种语音歧视。比如我们说广东话的人，有时候在香港会歧视一些广东话说不好的人，甚至连广州的广东话也看不起，觉得很土。这种语音歧视背后包含的是一种文化歧视，比如“港台就是没文化，只是有钱”。这样的想法出现在王小波的作品里是个败笔，但即便如此，这本文集里的大部分文字在今天看来犹有新意。
最近十几年，我们的思想界、文化圈喜欢搞论战，一论战就把人分类，王小波有时候被人拨到这边来，有时又给归到那边去。我们看那些论战，尤其是网上的论坛，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非常情绪化，动不动就要把人批判到死为止。比如不满意某个人写的文章，大家完全可以去讨论如何不满意这篇文章，而不需要上升到人格攻击的程度。
这本书里有一篇文章叫《论战与道德》。十多年前，社会上轰轰烈烈的新文化事件已经很少发生了，但是王小波发现人们的论战方式并没有大的改变，还是要争出谁好谁坏。他说当年上演了一部电视剧叫《唐明皇》，有一部分人说不好看，剧组的成员和记者开了个研讨会，会议纪要登在《中国电视报》上。王小波说：“我记得制片人的发言探讨了反对《唐》剧者的民族精神、国学修为、道德水准诸方面，甚至认为那些朋友的智商都不高；唯一令人庆幸的是，还没有探讨那些朋友的先人祖宗。从此之后，我再不敢去看任何一部国产电视剧，我怕我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忽然知道自己生了个傻儿子而伤心——因为学习成绩好，我妈一直以为我很聪明。去看电影，尤其是国产电影，也有类似的危险；这种危险表现在两个方面：看了好电影不觉得好，你就不够好；看了坏电影不觉得坏，你就成了坏蛋。有一些电影在国际上得了奖，我看了以后也觉得不坏，但有些评论者说，这些电影简直是在卖国，如此说来，我也有背叛祖国的情绪了——谁敢拿自己的人品去冒这个风险？”
书里还提到要小心民族主义的情绪，文章名为《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与其说是要大家警惕民族主义，倒不如说是警惕蛊惑宣传。他认为有人把民族主义用一种蛊惑宣传的手法宣扬出来很有问题，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出现了很多矛盾，要解决现实问题是很难的。他说，有人认为最简单的做法是煽动一种仇恨，鼓励大家去仇恨一些人，残害一些人，比如宣扬狭隘的民族情绪，这可以迎合人们野蛮的劣根性。因为“煽动仇恨、杀戮，乃至灭绝外民族，都不要花费什么。因为“煽动家们只能用这种方法给大众提供现实的快乐，因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假如有无害的方法，想必他们也会用的。我们应该体谅蛊惑宣传家，他们也是没办法”。
整篇文章虽然看起来是在讲**德国，但王小波在结尾处说，中国这个地方是个特别欢迎蛊惑宣传的地方，大家也特别容易中蛊惑宣传的毒，所以大家要好好小心。这是王小波十几年前给大家的警告。
《黄金时代》
好的色情不遮掩
在一个非常严肃的年代里，大家都愿意为运动而献身，其实这中间充满了原始情欲的爆发。
很多人喜欢读王小波的评论和随笔，固然是好看，也颇具影响力，但是王小波用心最深，最令自己满意的恐怕还是他的小说，尤其是他的成名作《黄金时代》。这部小说曾经拿过台湾最重要的文学奖——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王小波是第一个拿到这个文学奖的大陆作家。
谈到王小波和他的作品，很难不联想到性。他总是酣畅淋漓地描写性，大家当年看的时候觉得很爽，甚至有些人起初是想看黄书，结果发现原来不是黄书。随便从书里摘几句话，诸如“小和尚拔出来”“乳房摸起来像冷苹果”等等，此类大胆的描写似乎很容易让人看得兴奋。
倘若从严肃文学的角度看，显然王小波颠覆了大家对“文革”的看法。王小波本身是返城知青，他这一代作家写“文革”或者以“文革”为背景是不可避免的。过去大家谈到“文革”都会觉得无比灰暗沉重，是场灾难，但偏偏有两个作家改变了大家这种印象，那就是王朔和王小波。王朔使“文革”变成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而王小波则指出，在一个非常严肃的年代里，大家都愿意为运动而献身，其实这中间充满了原始情欲的爆发。
很多人说他写出了政治和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未果，人性最终会冲撞出来，会淋漓尽致地被表达出来。事实果真如此吗？《黄金时代》里所描述的性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戴锦华教授曾评论王小波写的性从来不是一种简单的性，绝不只是描写政权或社会怎样压抑了人的性爱自由和恋爱自由，他是把性关系写成一种权力关系。
反观他笔下所有关于性或爱情的故事，总有那么一些复杂的权力作用。《黄金时代》的男主角王二跟陈清扬下乡的时候曾逃到山上去住，快活了好一段日子，后来回来自首，天天被人抓去交代，还要写交代材料。这里有个细节很有趣，他俩每次写交代材料的时候，把性生活经历写得越详细，上头越赞好。那个检查他们思想材料的上级基本上就是把他们的检讨报告当色情来小说来阅读。这样的关系其实是一种复杂而危险的权力关系，因为性关系本身是在权力中被解构和呈现的。
王小波写性并不是要用性冲击大政治，做什么大叙事。恰恰相反，他写性就是为了告诉我们，在那个年代，即使在两个人亲密的肉体关系中，权力也无处不在，它左右着每个人对性的想法与渴望，甚至包括做爱的姿态，等等。
有人说他写性好在不猥琐，可以升华。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成问题。就像很多人说意大利著名的《大卫》雕像是很健美的，因为它是艺术品，虽然裸体，但不色情。这种说法很荒谬。艺术或色情纯粹是我们主观的区分，在现代社会，为了教育等原因，我们硬生生把二者区分开来。像《金瓶梅》，有人说它是伟大的文学著作，难道因此就能说它不色情吗？相反，色情正是它艺术成就的一部分。
王小波写性之所以写得好，正是在于他色情得很直接，不是什么“非色情化”，或者用一些很艺术的手法去描写。没有，没有任何艺术加工，仅仅是不遮掩。他写性的时候没有有意让性变得更不猥琐或者有意将猥琐的性如实地表达出来，这才是他提出的挑战。
有人说王小波是颠覆的，他颠覆了很多政治语言。《黄金时代》里有一个人叫李先生，是从香港回去参加运动的博士。后来他在大学里面老被人批斗，还闹出毛病。什么毛病呢？龟头血肿。有一次大伙儿就嬉笑他，给他取名叫龟头血肿。李先生觉得很不好，还写大字报说：“龟头血肿很不好，龟头血肿很疼。龟头血肿应该否定，绝不要再有人龟头血肿。”最后这两句，我们去掉“龟头血肿”，保留“应该否定”“绝不要再有人”，这种说法完全是当年“大字报”上常见的口号式语言，但是一加上“龟头血肿”，整个味道就变得非常荒谬、非常好笑了。
换个角度看，王小波所有的幽默、颠覆，在今天某种意义上已经不颠覆了。因为今天的社会已然允许你去写这样的句子，允许你去说这样的话了。请看各大门户网站，你不一定能看到很颠覆性的东西，但是你能看到很多色情的图像或是带有色情暗示的故事，不是吗？
《理想国与哲人王》《个人尊严》
自由主义的精髓在于什么？
自由主义的精髓在于你没有权利把你的那一套理想的人生境界强加到我身上，我也不能强迫你跟我过酒池肉林的生活。
王小波生前，影响力最大的是他的杂文。有人认为他的杂文对当代中国年轻人而言几乎比得上鲁迅。他的杂文写得有多好？表达出什么样的观念和想法？我们需要好好去看一看他的杂文集。
《理想国与哲人王》一书收集了很多王小波的名篇，比如《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很多人都觉得这篇文章很好看，它不是说出了什么很特别的道理，而是王小波通过它特别强调了自由主义精神。这恐怕也是后来很多人把王小波归类在自由主义行列的原因。
他所谓的自由主义精神指的是：与其做一个跟所有人想法一样的、千人一面的所谓的人，倒不如做一只生活不被人设置、不被人摆布、坚持自己一套的猪。这种坚持自己一套、不跟别人一样的想法来自什么地方呢？在《思维的乐趣》一文中，他提到自己“文革”时插队，非常苦闷。比如看戏，来来回回看八部经典样板戏，再经典也看得让人闷得发慌。他说当时管着他们这帮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军人代表其实都是好人，但对军人代表来讲，所谓“思维的乐趣”就是早晚背诵毛泽东思想，脑子里面什么东西都不想。而对王小波而言，这种生活实在太苦闷、太难受了。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人不能只求善良，还要思维上自由。如果要在当一个好人和当一个有自由思维的人之间选择，他宁愿选择后者。
很多人对“自由主义”有一种误解。我们常常在互联网论坛上看见有人说谁谁是自由主义者，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原始的自由主义在道德上主张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有很多种不同理想的人生境界。可能你信仰某个宗教，根据这个宗教的指引上到天堂，这便是你最理想的人生境界。但对我而言，每天酒池肉林就是我人生的理想境界。自由主义的精髓在于你没有权利把你的那一套理想的人生境界强加到我身上，我也不能强迫你跟我过酒池肉林的生活，因为没有任何人掌握真理，没有任何人有把握确定世界上哪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是完美的，是绝对真实的。因此我们应该开放，让人人都有自由思考的能力，让各种各样理想的人生境界共存且彼此宽容，这样我们便能够彼此参考。或许我看一下你信的宗教教义，发现还挺有说服力，可能会放弃我原来的想法，也可能是你放弃你原来的想法投向我这边。这种共存与包容就是自由主义的精髓，它贯穿在王小波所有的杂文里。
这本文集里我最喜欢《沉默的大多数》，它讲的是很多人批评中国人，说中国人老是沉默不说话，但王小波以亲身体会得出“沉默不可怕，说话才可怕”的结论，因为有时候我们是被逼听很多话，也被逼说很多话。什么叫被逼听很多话？他回顾小时候看大炼钢铁：“炼出的东西是一团团火红的粘在一起的锅片子，看起来是牛屎的样子。有一位手持钢钎的叔叔说，这就是钢。那一年我只有六岁，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一听到钢铁这个词，我就会想到牛屎。从那些话里我还知道了一亩地可以产三十万斤粮，然后我们就饿得要死。总而言之，从小我对讲出来的话就不大相信。”偏偏这些话是高音麦克风，天天在耳边响来响去。“我说自己多年以来保持了沉默，你可能会不信；这说明你是个过来人。你不信我从未在会议上‘表过态’，也没写过批判稿。这种怀疑是对的：因为我既不能证明自己是哑巴，也不能证明自己不会写字，所以这两件事我都是干过的。但是照我的标准，那不叫说话，而是上着一种话语的捐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