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公的面子》 对知识分子的另类想象】
温方伊，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2009级本科生，被保送影视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蒋公的面子》于2012年5月南京大学百十年校庆期间在南京大学大礼堂首演，校内连续演出30余场，2012年12月启动社会公演，2013年开启全国巡演。
后来让知识分子变得不像知识分子、变成臭老九的那个环境，不也是民国知识分子有份缔造的吗？
2012年的时候，有一部话剧非常神奇地红遍了全国的文化界，很多人排着队想要去看。其实该剧的剧本原本只是一个学生的功课而已，为什么会这么火呢？我们就来讲讲这个剧本，它就是《蒋公的面子》。
蒋公是谁？当然是指蒋介石。该剧描述的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当时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1]——即今天的南京大学——里面，有三个教授在争论一个问题。他们都收到了蒋介石的年夜饭宴请，所以在争论要不要去赴宴，该不该给蒋公这个面子？去还是不去，这是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背后有着很复杂的意涵，它们被呈现在这个剧本里面。
剧本的作者是温方伊，她在创作该剧的时候，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学生。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个特别之处，即在于保留了很好的戏剧传统。今天，剧本很少会被独立出版，高校中文系也很少重视剧本创作，而被转移到戏剧学院或戏剧系里教授。可是南京大学不一样，该校的吕效平[2]老师多年来一直担任文学院的戏剧指导工作，不仅教学生写剧本，而且也带学生导戏。温方伊的这部作品，就是吕效平布置给学生的一次作业，它大概是完成最好的一份功课了，所以被吕效平挑出来搬上舞台。该剧先在学校内部公演，渐渐名声传了出去，在社会上也火了起来，南京观看这部剧的观众比其他剧都多。
它如此火爆的理由是什么呢？其实从刚才讲过的剧本梗概里就能看出一些端倪。过去十几年来，大陆正兴起一股民国热，越来越多的人会谈起民国，尤其热衷于谈论民国的知识分子。因为我们想象中的民国知识分子，都是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3]那类人物——身着长袍，戴圆框眼镜，儒雅而安稳，而且学问很大。他们为人高尚，身上往往带有特殊气质——或狂狷，或谦逊，或逍遥。此外我们还以为，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通常有着独立人格。例如刘文典[4]，他可以拍案呵斥蒋介石，对这位拥兵百万的独裁者无所顾忌。在这些想象中，其实多多少少包含着对今天学术界及教育界的不满或失望。因此我们常常想要回到过去，去寻找一些历史的对照。
然而，如果你真的去剧场看了这部话剧，或者读过剧本，你会发现其中的思索比我们的想象远为复杂。温方伊对历史背景做过大量研究，她慢慢发现，其实那些传说中像神话一样伟大的民国知识分子，和今天的我们是非常相近的。并非民国知识分子的风骨格外硬朗、精神格外高洁，而我们今天堕落了；其实他们和我们都一样是人，所不同的只是环境有变化。还有不要忘了，后来让知识分子变得不像知识分子、变成臭老九的那个环境，不也是民国知识分子有份缔造的吗？难道不是吗？这便是温方伊颠覆我们想象的地方。
该剧做了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它在时空上有一个平行交错。主要剧情发生在1943年的冬天，三位教授在争论要不要去赴蒋介石的宴；交错的时空则发生在1967年的夏天，这三个人在“文革”中都被打成牛鬼蛇神，遭到了红卫兵的批斗。剧本意在通过这样的时空对照来观察三个知识分子的变化。表面上看，这个对照在技术上处理得不够完美，“文革”的篇幅太轻，与主要剧情之间失去了均衡，似乎它只是为了做一个简单的映衬。但仔细琢磨的话，这里面还是有某种特殊的味道。
在主要剧情的那个时空里，蒋介石兼任着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的校长职务，所以剧本中的三个教授才会收到蒋介石的宴请。按理说，校长请客吃饭，总该去一趟吧？这可不一定。三位教授就是为此争论起来的，争论时还有人批评蒋介石是个独裁者，不够资格当校长等。
争论的结果怎样呢？其中的一个教授夏小山嗜吃如命，对他来讲，是否去参加蒋介石的饭局，关键居然在于能否吃到一个名厨做的名菜。他爱吃爱玩，性格上有不问世事的倾向。
另一个教授时任道很西化，喜欢谈科学，思想上有点左倾。他愤世嫉俗，不能容忍蒋介石，更不能接受蒋介石的部队枪杀过自己上街示威的学生。他不承认蒋介石的校长身份，坚决不想给蒋介石这个面子，可是最后还是有点动摇。因为他爱书如命，在桂林有一批版本很珍贵的藏书，但除了蒋介石，没人能帮他把书运到重庆来。所以给不给蒋公这个面子呢？
第三个教授卞从周，他和蒋介石的关系很近，甚至身份上可能是蒋公子的老师。他觉得知识分子就该为国效忠，蒋介石是抗战领袖，当然要拥护。于是他扮演了说客的角色，劝说另外两个人和他一起去赴宴。
后来到了“文革”期间，可以看到和前面存在一个很大的对比。这三个性格迥异的人在1943年争论过要不要给蒋介石面子，可是此时他们连争论都没有了。有一天，因为红卫兵之间发生武斗，看守他们的红卫兵小将都散去了，他们看看四下无人，就想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回家了呢？但想了想又说恐怕还不行，因为造反派没说让走，所以还是老实些吧。看看这些有学问、有资历、有声望、有地位的老教授，在“文革”期间变成了什么样子？他们可以不给蒋公面子，但革命小将的面子是绝对得给的。
继续看下去，你会发现更为复杂的对比，每个角色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多面。比如时任道，他看似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最符合我们心目中民国知识分子形象的学者，实际上却是个伪君子。他既想维护自己的清高又想拿回藏书，于是设法让别人去赴宴，代自己向蒋介石求情。夏小山说他：“你不愿给蒋公个面子，却愿意受蒋公的人情。”他却狡辩：“我不去求，便不是我受他的人情。”卞从周诘问他：“既然您以与独裁者同桌吃饭为耻，那为什么就要我去呢？”他回答：“你不是经常陪蒋吃饭吗？”这个逻辑就好像说反正你已经卖过身了，继续卖又有什么关系呢？
再看夏小山，他看起来是一个与世无争的高人，但慢慢你会发现他是如何地左摇右摆。而卞从周呢？你会越来越对他多一些同情。因为他并非一味媚上，他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政治理念，他真的以为知识分子应该参与某些国事的筹划，帮助政府进步。
我觉得整部剧本最有趣的地方，在于“文革”期间他们遭到批斗时被要求写检讨，回忆当年到底有没有去吃蒋公的年夜饭。三个人在回忆当中发生了很大的分歧，这些分歧为整个历史抹上了一团疑云。而这团疑云，其实代表了作者的某种追问：那段历史是真的吗？它会不会只是一个传说？它距离我们今天有多远呢？这样的追问，就隐含在这个关于记忆及其丧失的故事里面。
（主讲 梁文道）
注释：
[1]“国立中央大学”是中华民国时期中国最高学府，1928年由“国立江苏大学”改称而来，1937年迁至重庆、成都等地办学，史称“重庆中央大学”，抗战胜利后迁回。1949年8月8日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翌年定名南京大学。
[2]吕效平（1955— ），江苏滨海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戏剧理论。
[3]即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
[4]刘文典（1889—1958），杰出的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与研究庄子的专家。
【《白》 白是一种颜色吗】
原研哉（1958— ），日本中生代国际级平面设计大师，日本设计中心的代表，武藏野美术大学教授，无印良品（MUJI）艺术总监。曾设计长野冬季奥运会开、闭幕式的节目纪念册和2005年爱知县万国博览会的文宣推广材料，展现了深植日本文化的设计理念。在银座松屋百货更新设计中，实践了横跨空间和平面的整体设计观念。在梅田医院CI设计中，尝试表现了触觉在视觉传达中的可能性。
不要试图去寻找白，而应当去寻找感觉白的方式。
今天在日常生活里带给我们审美教育的，往往未必是艺术家，而是一些设计师。这些设计师已经不只停留在把一些日用品或平面设计做得好看，而是努力设计出一种环境。在这个环境里面，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同时也被环境所引导。这么讲有些抽象，具体让我们看看《白》这本书里是怎么说的。
《白》的作者是原研哉，他是一名日本设计师，这本书白得很干净的封面就是他自己设计的。相信大家对原研哉都不陌生，尤其很多年轻人喜欢无印良品的东西，担任该品牌设计总监的就是原研哉，他为无印良品定下了整体的美学导向。而原研哉这位在国际上赫赫有名的设计大师，他最出名的事之一就是对白色的运用。
我最早对原研哉有印象，是因为他为日本的梅田医院设计了一套导视标识。那些指示牌看起来软绵绵、圆乎乎的，让人觉得这里的环境有一种人性化的温暖。其实白色本该给人冰冷的感觉，尤其在医院里，它甚至可以让人联想到死亡。但原研哉为什么能让白色看起来反而是温暖的呢？这就引出了白的不同层次感的问题。
我们看原研哉在书里怎么说，他在前言的一开始便写道：“本书不是讲颜色的。其实，我是在尝试探究一个叫作‘白’的实体，以找到由人们自身文化设定的那些感觉之源。”为什么说白不是一种颜色呢？原研哉的意思是，白只存在于人的感觉认知中。所以不要试图去寻找白，而应当去寻找感觉白的方式，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说法。
我认为一个好的设计师或建筑师，往往也善于提问，而这些提问经常会触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比如一个好设计师在设计一个杯子的时候，他考虑的可能不只是杯子的实用性和外观的漂亮，他还会思索什么叫作杯子，他甚至会重新定义杯子。同样的，原研哉对白有一个根本性的思考，他在追问白是什么。
白在一般人眼里是什么呢？它常常是用来映衬其他颜色的背景，你也可以联想到人死后白骨的颜色，以及人刚刚出生时喝的奶水的颜色。但更重要的，白其实是人感觉它的方式。举例来说，在原研哉的眼里，一张白纸的质地是非常细腻而多样的：
白纸有无数种。有些平滑如镜面，有些看起来则像鲨鱼皮一样粗糙；有些有着石膏般平整的表面，有些则有着蛋壳似的肌理；有些闪亮如覆上了滑石粉，有些则莹白如雪。我们找到的白纸可能摸上去如阴天般模糊不清，看上去如毛毯般又软又厚，或硬如木板，或轻如空气，或随和，或强硬……这个单子可以这样一直列下去。
所以他作为一名书籍设计师最后发现：
仅凭使用最白的纸并不能使人获得白的最强烈印象。事实上，一本只使用纯白的书给人留下的印象会很弱，远比不上一本对其封面、腰封、扉页、正文等处仔细斟酌着使用的不同深浅白的书。这大概是人眼对明暗的深浅适应太快的缘故。而只有当我们的感官必须对透明度和重量也给予评估时，白的完整面貌才会呈现，最强的效果才能获得。当把一张半透明的玻璃纸放在一种带有蛋壳肌理的糙白纸上时，一种白的深度感才会被唤醒。或当快速翻动镜子般的光面纸时，我们会遇见一种石膏般不透光的白，我们即会惊异于白之圣洁清丽。
这就是说，我们对白乃至其他颜色的感知是非常丰富的，其中甚至有情感、文化记忆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原研哉会说：“我试图找到那通过‘白’的概念营造的简洁和微妙的日本美学的源头。”
他在这本书里借着白讨论了很多日本审美文化里的重要话题。例如他谈到了日本画家长谷川等伯[1]的名作《松林图》——这幅画可谓日本书画史上的国宝，指出它和强调空间感的南宋水墨画之间的关系。他还谈到日本伊势神宫[2]“式年造替”的建造过程及其体现出的“空”的观念，“空”是日本文化当中的核心观念，它与“白”有着某种互通性。
当然，对我这样的爱书人来说，原研哉书里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他关于纸张和书籍设计的看法。例如他碰触到当下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书写。过去当白纸是文字的主要载体的时候，考虑到白纸黑字被写下去之后就无法改动，所以人们在动笔之前会仔细琢磨。可如今人们在电脑和互联网上写字，随时都能做出修改，于是在这个没有纸的时代，也就没有了落笔前的推敲，行文变得很随便了。反正一切都会被修改的，不是吗？
（主讲 梁文道）
注释：
[1]长谷川等伯（1539—1610），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画家。
[2]伊势神宫位于日本三重县伊势市，是祭祀日本神话中天照大神的国家神社，日本神道教最神圣古老的神道场所。伊势神宫每隔20年要把神宫焚毁重建，这叫作“式年造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