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行@1963》 三个同龄人的旅行回忆】
杨照（中国台湾）：本名李明骏，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著有长篇小说《吹萨克斯风的革命者》《大爱》《暗巷迷夜》；中短篇小说集《星星的末裔》《黯魂》《独白》《红颜》《往事追忆录》《背过身的瞬间》。另有散文集、文学文化评论集多部。
马家辉（中国香港）：台湾大学心理学学士，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硕士，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博士，是知名媒体人、主持人、专栏作家、文化评论学者。著有《明暗》《日月》《江湖有事》《爱恋无声》《关于岁月的隐秘情事》《死在这里也不错》《温柔的路途》《暧昧的瞬间》《爱上几个人渣》及李敖研究等。
胡洪侠（中国大陆）：199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获硕士学位，是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曾任《城市广场》主笔，现为《晶报》总编。著有《微尘与暗香》《书情书色》《书情书色二集》《夜书房》《微书话》等书话集多部，主编《1978—2008私人阅读史》等图书多部。
同样一个话题，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个性不同，这三个人的心态也各异。
《三人行@1963》是一本内容比较轻松的书，它的书名也很有意思，用了一个互联网符号——“@”。“@”实际上是为了表明这本书三位作者的一个共通之处，他们都出生于1963年。不过虽是同龄人，三个人的出生地却不同，分别来自中国台湾、香港和大陆。其中杨照出生于台湾，马家辉出生于香港湾仔，胡洪侠出生于河北故城，恰好是分属三地的三位文化人。
这三位文化人曾同时在一个报纸的文化副刊下发表随笔，每次围绕同一个话题进行书写，构成三人间的对话，有点像文字版的《锵锵三人行》[1]。话题有“出走”“酒吧”“空姐”“海滩”“酒店”“机场”等等，它们都和旅行有关。其中有一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叫作“你会环游世界吗？”我们看三位作者分别是怎么说的。
首先，杨照这么写道：“平日我可以过很紧凑的生活，也不在意仓促赶路赴约。到外地访问时，就算主办方排从早到晚满满的行程，我都可以欣然接受，有时还自己提议缩短吃饭的时间。但那就是工作，那是工作行程，不是旅行。”我同意他的这个主张，我自己也是这么做的。然后杨照接着说：
关键就在时间的运用，是省着用、小块小块切开来用，还是大块大块挥霍着用。真正旅行时，我通常连相机都不带，就算带来通常也不用。我的经验是想着要照相，考虑照什么不照什么，都会把时间切得片片段段，破坏了悠闲整体的感受。所以通常也都只有工作行程中顺道路过的景点，我才会依照那样的片段时间逻辑，赶忙拿出手机来拍几张留念照。真正的旅行，风光、景点、事与物、人与活动，可以靠足够时间印烙在记忆里。
环游世界最大的问题在：那是工作还是旅行？如果是旅行，我一定不会去。三万六千公里的交通距离，不管用什么交通工具，都令我想了害怕。如果是工作，那么该去就去，我不会逃避，但既然是工作，关键就在绕地球一圈过程中做了什么，绕地球一圈本身反而没那么重要了。
这是杨照，他说他害怕所谓的环游世界。
再看马家辉怎么说，他的看法有些不同，他说：
中年朋友坐下来吃喝聊天，热门话题之一理所当然是退休计划。有人提供信息，有一种飞机票，大概12万元港币，环游世界，商务舱，但限制是必须于一年之内用完，也只能沿着一个方向往前走，不可以回头飞行。——听来真的像，我年轻时看过的一个台湾电视旅游节目“绕着地球跑”。
看来马家辉是有点动心了，继而他说：
前几天在深圳的一场演讲活动里，忽然听见胡洪侠感慨，“家辉，我们都已到了‘前退休期’或‘退休倒数期’了，要想想前路怎么走了”，我乃打从心底冒起认真的退休计划，或该是说，冒起一个退休时间表，三年，最多三年，够了，真的够了。至于退休后要干啥，倒没认真细想，有时间表而没路线图，见步行步，到时候再说。
因此当我知道地球上有一种东西叫作“环游世界机票”之后，眼睛便亮了。环游世界倒是不错的主意。老了怕累，搭飞机不能不坐商务舱，用12万元港币能够飞遍几洲几城，在某城某地玩累了，在宽敞的商务客位上躺着睡，偷瞄一下空中小姐（人老，心不老！），应可稍稍恢复精神和体力，到了另一城市，下机再玩。暂别香港，一年之后，尽兴而归（如果能够平安归来的话！难说！），再看下一步如何开展。
马家辉是把环游世界作为退休后的一次休整，虽然他距离退休还早呢！
而胡洪侠呢？我想是因为经历不同，气质也不同，他的回答和杨、马二人完全不一样。他说环游世界的话题让他想起了小时候，那时常听老师说，你们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然而，那时候，我的眼再‘放’，也只能看见我们村周围那一小片地方。世界没有找过我，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它。我只是听说，世界是用来供我们改造的，世界是等着我们去解放的，世界是需要我们去征服的，世界是随时准备和我们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
从这段话就能看出，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这一批“六零后”，与同期在香港、台湾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非常不同。胡洪侠还说：
后来，我长大了，世界却变小了。我把户口从“别人的世界”里迁出，我成了“外面的世界”里的新移民，我开始慢慢有了“自己的世界”。今天或许可以这么说：当年，尽管我们也算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然而世界，并不在我们的生活之内。如今的年轻人，动辄就要环游世界，而且也竟然可以做到。然而，当年我却从来没有过环游世界的想法，甚至也不知道还有“环游世界”这回事。现在，乃至今后，我也不再想什么环游不环游的事了：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世界”，先守住它再说。
这段话言下之意，是等守住自己的小世界之后，再去看外面的大世界。其实对现在的胡洪侠来说，他所生活的小世界与外面的大世界已经没有什么隔阂了，不像他小时候——也是我的童年时代——两个世界之间完全是隔绝的。
所以你看，同样一个话题，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个性不同，这三个人的心态也各异。而对我来说，童年时就算我想做环游世界之梦，也完全没有条件可去实现。现在虽然有这种可能性，但就像杨照说的，其实还会受到各方面的限制，比如没有充足的时间。
（主讲 何亮亮）
注释：
[1]《锵锵三人行》是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出品的一款著名谈话类节目。
【《惜别》 悼念母亲】
止庵，做过医生，当过出版社副总编辑，如今是随笔、传记作家。著有《周作人传》《神奇的现实》《樗下读庄》《老子演义》等。
死的确可以让我们认识生——与死相比，生是可以触及，可以改变，甚至可以补救的……我们可以尽一己之力做点什么，假如我们想到应该如此的话。
《惜别》这本书和我有一点点关系。
说起来时间太快了，四年前，我在深圳碰到这本书的作者止庵，交谈当中谈到他母亲的去世。他母亲是在2010年去世的，这让他很伤心很难过，因为他跟母亲的关系非常密切。止庵家住北京，一直以来，每天晚上他都会陪母亲吃饭，然后陪母亲看电影，比如他们把小津安二郎的片子一部一部地全都看完了。他是非常孝顺的一个人。
我当时就给了他两个建议，一个是既然那么难过，要不要考虑搬家？因为住在原处的话，难免眼睛里到处是母亲的身影。再一个是建议他把与母亲相处的故事写下来，从那些故事里可以看到，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热爱生命的人。对于前一个建议，止庵拒绝了，原因他在这本书里也说了，他觉得没有必要搬家。他说守在原处看着一个亲人离世，就好像坐在岸边看着潮水慢慢退潮，时间会慢慢改变一个人与死亡的关系。可是对第二个建议，他倒是去做了，把他的种种想法和感受都记录了下来。当然，他可能原本也有这个写作计划，因为他是作家。
四年过去，他这本写母亲的书出了，就是《惜别》。止庵原名叫王进文，他本来是学医的，做过医生，后来改行去当编辑，也自己搞创作。他对周作人、张爱玲特别有研究，对其他民国时期的作家作品也相当熟悉。他写散文，也写评论，非常博学。他的记忆力非常好，他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他年轻时候一本小说看到中间没看完，几年后翻到中断的页码继续读，完全接得上，所有人物和情节都记得清清楚楚。这太厉害了！他写过很多种不同类型的书，但我猜《惜别》这本他写得最有感觉，因为主要在谈他母亲。可又不只在谈他母亲，也是在谈生命，谈死亡，谈生命与死亡的关系。
止庵在书里回忆了母亲的生命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过程，里面还引用了很多母亲以前写过的信以及生病之后写的日记。日记里记录了整个生病过程里的感觉，以及死亡带给她生命的启发。
例如止庵有一个哥哥，在25岁那一年突然离家出走，从此没有回来。可是几十年过去了，母亲还一直在怀念这个儿子，心中有很多不解、很多问号，即使在病中也如此：
我思念东东，我总想他如活在人世，应该回来看看老母，我已年老，又病重，他本是个细心的人，临走的早晨还给我上了手表的发条，给我擦干净眼镜，给文竹浇了水，一切为我办的事都办了，我还是以为他会回来看我。可是一去三十一年，一点音讯都无。如你不在人世，那你葬在何处，我去哪里为你扫墓，献上一束歉意的花，请你原谅妈妈。可我总不这样想。我为什么患了这么重的病还在等待你的归来，我是这么盼望着，我要对你补偿，我没有照顾好你，你是带着那么多的无望怨愤而离家的。你在哪里？
再比如，他母亲谈到自己得病时这样说：
我在天坛医院刚住院不久，梦见我躺在地上，有人往我身上抛土，一铲又一铲，我拼命地翻身，把身上的脏土翻掉，我奋力爬起身来。突然我就醒了，精神大振，我就和护工小马说我要创造奇迹，我一定要创造奇迹，我要加强锻炼，活动我的右半边身体，使我能起来。其实那时我还不知道我因肺腺癌四期扩散到脑子里，才使我右半边身体不能动了，我得了痼疾。
还有一段日记说：
过去我总认为我是个开朗的人，有烦恼之事出外走走，花点钱就过去了，不会得癌症，没想到还是得了。
我总觉得自己做的是个噩梦，梦见我得了恶疾，而醒来这都是假的。我真是不相信我会得这种病，我一直想会不会是医院诊断错了，我老是想不通为什么。
从文字里能看出，他母亲的生命力是很强的。
这本书让我也联想起其他一些同样写死亡的书。比如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1]去世之后，她的儿子也写了回忆录，里面讲到他母亲被称为“美国最聪明的女人”，而她在癌症病情非常严重的时候，也不相信自己会得这种病，不相信自己会死亡。还有一位英国的思想家、文学家C.S.刘易斯[2]，有一本悼念爱妻的书，书名翻译成中文很感人，叫作《卿卿如晤》。刘易斯说，他本来是有宗教信仰的，但妻子的离世让他开始怀疑宗教。他不禁会问：假如神爱我和我的妻子，怎么会让这种事发生呢？
所以通过亲人的死亡，我们往往能够从新的角度来理解生命。就比如止庵在这本书里的领悟：
死的确可以让我们认识生——与死相比，生是可以触及，可以改变，甚至可以补救的……我们可以尽一己之力做点什么，假如我们想到应该如此的话。
死亡所带来的痛苦原来来自于彼此之间死亡的次序。这里，关键不是谁比谁活得更长，而是谁比谁死得更早。
这两段话我读了之后特别有触动。
总之，这本书不仅让我们看到止庵个人的生活经历，也让我们能够更了解生命，更热爱生命。
（主讲 马家辉）
注释：
[1]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美国文学家、艺术评论家，著有《反对阐释》《激进意志的风格》《论摄影》等。
[2]C.S.刘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1898—1963），英国作家，著有系列小说《纳尼亚传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