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民国十八年,旧京五月的天气。阳光虽然抹上一层淡云,风吹到人身上,并不觉得怎样凉。中山公园的丁香花、牡丹花、芍药花都开过去了;然而绿树荫中,零碎摆下些千叶石榴的盆景,猩红点点,在绿油油的叶子上正初生出来,分外觉得娇艳。水池子里的荷叶,不过碗口那样大小,约有一二十片,在鱼鳞般的浪纹上飘荡着。水边那些杨柳,拖着丈来长的绿穗子,和水里的影子对拂着。那绿树里有几间红色的屋子,不就是水榭后的“四宜轩”吗?在小山下隔岸望着,真个是一幅工笔图画啊!
这天,我换了一套灰色哔叽的便服,身上轻爽极了。袋里揣了一本袖珍日记本,穿过“四宜轩”,渡过石桥,直上小山来。在那一列土山之间,有一所茅草亭子,亭内并有一副石桌椅,正好休息。我便靠了石桌,坐在石墩上。这里是僻静之处,没什么人来往,由我慢慢的鉴赏着这一幅工笔的图画。虽然,我的目的,不在那石榴花上,不在荷钱上,也不在杨柳楼台一切景致上;我只要借这些外物,鼓动我的情绪。我趁着兴致很好的时候,脑筋里构出一种悲欢离合的幻影来。这些幻影,我不愿它立刻即逝,一想出来之后,马上掏出日记本子,用铅笔草草的录出大意了。这些幻影是什么?不瞒诸位说,就是诸位现在所读的《啼笑因缘》了。
当我脑筋里造出这幻影之后,真个像银幕上的电影,一幕一幕,不断的涌出。我也记得很高兴,铅笔瑟瑟有声,只管在日记本子上画着。偶然一抬头,倒几乎打断我的文思。原来小山之上,有几个妙龄女郎,正伏在一块大石上,也看了我喁喁私语。她们的意思,以为这个人发了什么疯,一人躲在这里埋头大写。我心想:流水高山,这正也是知己了,不知道她们可明白我是在为小说布局。我正这样想着,立刻第二个感觉告诉我,文思如放焰火一般——放过去了,回不转来的,不可间断。因此我立刻将那些女郎置之不理,又大书特书起来。我一口气写完,女郎们不见了,只对面柳树中,啪的一声,飞出一只喜鹊震破了这小山边的沉寂。直到于今,这一点印象,还留在我脑筋里。
这一部《啼笑因缘》,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否有什么用意,更不知道我这样写出,是否有些道理。总之,不过捉住了我那日那地一个幻想写出来罢了。——这是我赤裸裸地能告诉读者的。在我未有这个幻想之先,本来由钱芥尘先生,介绍我和《新闻报》的严独鹤先生,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欢迎上海新闻记者东北视察团的席上认识。而严先生知道我在北方,常涂鸦些小说,叫我和《新闻报·快活林》也作一篇。我是以卖文糊口的人,当然很高兴的答应。只是答应之后,并不曾预定如何着笔。直到这天在那茅亭上布局,才有了这部《啼笑因缘》的影子。
说到这里,我有两句赘词,可以附述一下,有人说小说是“创造人生”,又有人说小说是“叙述人生”。偏于前者,要写些超人的事情;偏于后者,只要是写着宇宙间之一些人物罢了。然而我觉得这是纯文艺的小说,像我这个读书不多的人,万万不敢高攀的。我既是以卖文为业,对于自己的职业,固然不能不努力;然而我也万万不能忘了作小说是我一种职业。在职业上作文,我怎敢有一丝一毫自许的意思呢?当《啼笑因缘》逐日在《快活林》发表的时候,文坛上诸子,加以纠正的固多;而极力谬奖的,也实在不少。这样一来,使我加倍的惭愧了。
《啼笑因缘》将印单行本之日,我到了南京,独鹤先生大喜,写了信和我要一篇序,这事是义不容辞的。然而我作书的动机如此,要我写些什么呢?我正踌躇着,同寓的钱芥尘先生、舒舍予先生就鼓动我作篇白话序,以为必能写得切实些。老实说,白话序平生还不曾作过,我就勉从二公之言,试上一试。因为作白话序,我也不去故弄什么狡狯伎俩,就老老实实地把作书经过说出来。
这部小说在上海发表以后,使我多认识了许多好朋友,这真是我生平一件可喜的事。我七八年没有回南;回南之时,正值这部小说出版,我更可喜了。所以这部书,虽然卑之无甚高论,或者也许我说“敝帚自珍”,到了明年石榴花开的时候,我一定拿着《啼笑因缘》全书,坐在中山公园茅亭上,去举行二周年纪念。那个时候,杨柳、荷钱、池塘、水榭,大概一切依然;但是当年的女郎,当年的喜鹊,万万不可遇了。人生的幻想,可以构成一部假事实的小说;然而人生的实境,倒真有些像幻影哩!写到这里,我自己也觉得有些“啼笑皆非”了。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