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洋考》
《东西洋考》，明朝张燮撰。张燮龙溪（今福建漳州龙海海澄）人，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举人。书成于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前有萧基、周起元、王起宗三序，及其自识之凡例。所谓东西洋实际上皆属东南亚，而东洋系指南海东部及附近诸岛，反之则称西洋。
全书分12卷，卷1至4西洋列国考，记叙交阯、占城、暹罗、下港、柬埔寨、大泥、旧港、麻六甲、哑齐、彭亨、柔佛、丁机宜、思吉港、文郎马神、迟闷等国的地理、历史、气候、名胜、物产。卷5、卷6东洋列国考、外纪考记叙吕宋、苏禄、猫里务、沙瑶、呐哔啴、美洛居、文莱、日本、红毛番等国的地理、历史、气候、名胜、物产。卷7至12记叙饷税、税珰、舟师、艺文和逸事等项目。
其中《西洋列国考》所列国名和地区有交址（今越南北部）、占城、暹罗、下港、柬埔寨、大泥、旧港、麻六甲、哑齐、彭亨、柔佛、丁机宜、思吉港、文郎马神、迟闷，共十五个基本上都在今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马来西亚境内及其附近地区。
《西洋番国志》
《西洋番国志》，明朝巩珍著。该书成于明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记述明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经过。书中记录了郑和船队经过的不同国家：占城国，爪哇国、旧港国、暹罗国、满剌加国、苏门答剌国、哑鲁、南巫里、柯枝国、小葛兰、古里国、阿丹、榜葛剌、忽鲁谟斯国、天方等二十个西洋国家；并且还收录了明永乐十八年、十九年及宣德五年的三通敕书。该书是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原始文献。
《西洋番国志》的价值一方面在于比勘对校等；另一方面在于它独有的巩珍自序和所附的三通皇帝敕书。
《元和郡县图志》
《元和郡县图志》写于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年—公元820年）是一部中国唐代的一部地理总志，对古代政区地理沿革有比较系统的叙述。《元和郡县图志》在魏晋以来的总地志中，不但是保留下来的最古的一部，而且也是编写最好的一部。
《元和郡县图志》写于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年—公元820年），当时正处于藩镇割据的局面。按唐代政区来说，起初基本上实行的是州、县二级制。贞观年间分全国为10道，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到开元年间，又析关内道置京畿道，析河南道置都畿道，分山南道为山南东、南三道，分江南道为江南东、西二道和黔中道，这样就成了15道。但道只是监察区，并不构成一级政区。州的长官仍然听命于中央。而在安史之乱以后，一些藩镇“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实际上形成州县以上的一级政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即以贞观十道为基础。唐中叶以后，陇右道被吐蕃占去，但为了表示有志于“收复故土”，仍列于最后。又按照当时的情况，分为47个节镇，将所属各府州县的户口、沿革、山川、古迹以至贡赋等依次作了叙述。每镇篇首有图，所以称为《元和郡县图志》。但到南宋以后图已亡佚，书名也就略称为《元和郡县志》了。
《元和郡县图志》对全国各地的地理沿革、山川、物产，都有一个简要的叙述。在编写体例方面，对宋代历史的《太平寰宇记》，元、明、清各代的《一统志》都有很大影响。因此，人们盛赞《元和郡县图志》开我国总地志的先河。
《元丰九域志》
北宋中叶地理总志，王存主编，曾肇、李德刍共同修撰。全书分10卷，始于四京，次列二十三路，终于省废州军、化外州、羁縻州，分路记载所属府、州、军、监及其距京里程、四至八到、主客户数、土贡、领县数和名称；每县下又详列距府州方位里程、所领乡数镇堡、寨名目以及名山大川。府州县皆标出其等第。文直事赅，条理井然。书中记述州县沿革，以元丰以前为主，涉及唐、五代只一笔带过。
全书举纲撮要非常简明，卷轶仅为《太平寰宇记》的二十分之一，但内容丰实，独具一格。书中除记载当时疆域政区外，又备载各地户数、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土贡数额及城、镇、堡、寨、山岳、河泽的分布，据统计仅镇即达1880余个，山岳、河泽亦各在1000以上。其中所列土贡数额远较以往任何史书、地理总志为详，而所载镇名更为宋时其他地理总志所无。《四库全书总目》评曰：“叙次亦简洁有法……自序所抵文直事核，淘无愧其言矣。其书最为当世所重。”
《吴郡志》
《吴郡志》共50卷，采门目体，分沿革、分野、户口税租、土贡、风俗、城郭、学校、营寨、官宇、仓库、坊市、古迹、封爵、牧守、题名、官吏、祠庙、园亭、山、虎丘、桥梁、川、水利、人物、进士题名、土物、宫观、府郭寺、郭外寺、县记、冢墓、仙事、浮屠、方技、奇事、异闻、考证、杂咏、杂志等三十九门。艺文未列专门，而是将有关内容分附各门之下，此法后人多有仿效。
该志是对后世修志有很大影响。《四库》馆臣称其“征引浩博，而叙述简赅，为地方志之善本。”该志对研究苏州地区历史及其经济、文化发展均有重要价值。
《海国图志》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位著名的思想家，对于如何抵抗外国的侵略，有力地打击侵略者，提出了一句名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如何睁眼看世界，他写出了名著——《海国图志》，他就是魏源。
公元1841年8月，魏源在镇江与被革职的林则徐相遇，两人彻夜长谈。魏源受林则徐嘱托，立志编写一部激励世人、反对外来侵略的著作。他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为基础，广泛搜集资料，编写成《海国图志》50卷。此后，他对《海国图志》一再增补，公元1847年刻本扩为60卷，公元1852年，全书达到100卷。该书叙述世界各国的历史和地理，并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对当时思想界有很大影响。
《海国图志》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其“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命题的提出，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摒弃了“九洲八荒”、“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史地观念，树立了“五大洲、四大洋”的新的世界史地知识，传播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别种文化样式、社会制度、风土人情，拓宽了国人的视野，开辟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新风气。
【别史及其他】
《国语》
《国语》是中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又称国记，是一部分国记事的历史散文，起自西周穆王，记于战国初年的鲁悼公，分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历史。它最初的记录者可能是各国的史官，在春秋战国之际由晋国的史官编纂成书。《国语》的记事比《春秋》详细生动得多，也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
《国语》的思想比较驳杂。它重在记事，所以表现出来的思想也随所记之人、所记之言不同而各异。如《鲁语》记孔子语则含有儒家思想；《齐语》记管仲语则谈霸术；《越语》写范蠡尚阴柔、持盈定倾、功成身退，带有道家色彩。《国语》与《左传》、《史记》不同，作者不加“君子曰”或“太史公曰”一类评语，所以作者的主张并不明显，比较客观。
《国语》的文字比较难读，前人多有注释者，如郑众、贾逵等。三国时吴国韦昭的注本是现存最早的注本，保留了已亡佚的郑众等多家注本的片断。
《战国策》
《战国策》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国别体史学名著，主要记述了战国时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共33卷，上起前公元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前公元221年高渐离以筑（古代的弦乐器）击秦始皇，约12万字。
《战国策》的作者直到现在也没有确定，原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西汉末年，刘向校录群书时在皇家藏书中发现了6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但是内容混乱，文字残缺，于是刘向按照国别编订了《战国策》。因此，战国策显然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刘向只是战国策的校订者和编订者。因其书所记录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命名为《战国策》。北宋时，《战国策》散佚颇多，经曾巩校补，是为今本《战国策》。
《战国策》一书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社会风貌，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是战国历史的生动写照。它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纵横家的言论和事迹，展示了这些人的精神风貌和思想才干，另外也记录了一些义勇志士的人生风采，反映出了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多元的历史特点。《战国策》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好的历史散文。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的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战国策》历来为研究者称赞其文学价值，但是对它的思想众说纷纭。这是由于该书与后世的儒家思想不符，过于追逐名利，而且过于夸大纵横家的历史作用，降低了史学价值。
《越绝书》
本书所记载的内容以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吴越争霸的历史事实为主干，上溯夏禹，下迄两汉，旁及诸侯列国，对这一历史时期吴越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历法、语言等多有所涉及，被誉为“地方志鼻祖”。其中有些记述，不见于现存其他典籍文献，而为此书所独详；有些记述，则可与其他典籍文献互为发明，彼此印证。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中，曾有不少人，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程度上利用《越绝书》，来考察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汉语语言学史、中国民族史、中国历史地理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并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
《洛阳伽蓝记》
《洛阳伽蓝记》，伽蓝，梵文音译，僧伽蓝摩之略称，意译为“众园”或“僧院”，为佛教寺院之统称。北魏洛阳佛寺及园林建筑志，共5卷，北魏杨炫之撰，成书于东魏武定五年。杨炫之，生卒年不详，博学多才，以文章传家，与佛界人士多往还，亲睹洛阳城佛寺兴衰，感慨系之，乃撰此记。本书按地域分卷，其体例为先写立寺人、寺庙防卫及建筑风格，再写相关人物、事件、传说、逸闻等，是一部重要的佛教典籍，也保存了许多洛阳地区的掌故、风土人情和中外交流诸事，此外，其文笔生动优美，兼用骈俪，风格与《世说新语》相类，亦是上品文章，为我国早期地区专业志的佳作之一。北魏之际，佛教盛行，寺庙林立，僧尼遍布，杨炫之著此书之目的一为存史，二为劝诫资政，借古讽今，臧否人物。
《吴越春秋》
东汉赵晔撰，原共12卷，隋以后缺佚2卷，《宋史·艺文志》记为10卷。《吴越春秋》是主要记述春秋末期，吴越二国（包括一部分楚国）之事的杂史。前5篇为吴事，起于吴太伯，迄于夫差；后5篇为越事，记越国自无余以至勾践，注重吴越争霸的史事。
该书钞撮古史，编年记事，以补《国语》、《左传》、《史记》不足之处，如吴兵破楚人郢之役、孙武为吴军之将等记载较详。但其史料价值不如《越绝书》，一些传闻异说不能存其原貌，甚至以后人想象之词加于春秋末年吴、越之事。如记伍子胥的言论，有“胡马望北风而立，越燕向日而熙”这种春秋时不可能有的语言；又有越军伐吴，伍子胥显相以阻越兵，后又托梦给范蠡和文种，示以进军之路之类谬说。因此，有学者认为此书不类汉朝之文，近于小说家言。其内容确有介于历史与小说之间，人物的刻画，故事情节的描写，像后世的演义体，因而对后世的文学有一定影响。唐代俗讲中的《伍子胥变文》，宋元话本中的《吴越春秋连像评话》，明清以后的许多剧目，都是以此书为依据改编的。
《史通》
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唐刘知几撰。内篇10卷39篇，叙述史书的渊源流别、编写体例、史料的选择标准、史事的叙述技巧等；外篇10卷13篇，叙述史官的建置沿革，以及各种史书的优劣得失等。
刘知几把我国历代的史学流派概括为六家：记言、记事、编年、国别、通史、断代，以编年和纪传为主要的史学体裁。在记事上，他强调秉笔直书，“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对史家的基本素养，他总结了三条：才、学、识，这就是所谓的史学“三长”，才可能出好的史学作品。此外对史馆建置等也有所论述。
《史通》对我国历代的史学实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和概括，是我国史学理论的奠基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