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转斗移，转眼间到了公元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这一年，一场大难降临中国，竞使数万万炎黄子孙无一幸免。
中国人的历书，自有一套天干地支的方法，这是为洋人所无法通晓的。天干为十，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地支为十二，子、丑、寅、卯、辰、已、午、末、申、酉、氏、亥。以天干地支的方法来记时、记日、记月、记年，始于四五千年之前上古轩辕时期的大挠氏，他研究出了一种以一个天干和一个地支依次搭配日期的办法。如《尚书顾命》就有”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挑颠水，相被冕服，凭玉几”。这里记载的是，四月初，王的身体不舒服，到了甲子这一天，王才沐发洗脸，太仆为王穿上衣服，王依在玉几上坐着。可见，这天干地支实在是一种远古的历法。
但到后来，天干地支就被人们附会了吉凶祸福的色彩，而此中，庚子之时，是最为中国人忌讳的。凡逢庚子之日，诸事不宜，逢庚子之月，凶多吉少，而逢庚子之年，则必有大灾难殃及全国。
有清以来，至1900年，将近300年时光，清代王朝一共经历过了五个庚子年。说来也怪，清朝的两个皇帝，都是在过了庚于年之后的第二年死去的，这庚子年成了死皇帝的凶年。到后来，公元1780年，庚子，时在乾隆四十五年，太平盛世，但是江浙、直隶、湖南、湖北一场大水，直淹了半个中国，只把个一心”巡幸”天下的乾隆皇帝困在了宫中，这一年他没有出门。公元1840年，道光十四年，又逢庚子，一场鸦片战争，打破了天朝盛世的神话，打得真龙天子威风扫地。从此，清朝天下大势去矣，列强拥进了中国。
公元1900年，又逢庚子，早在一年之前，人们就猜测这一年中国会遭遇什么大难，天火？洪水？地动？山崩？反正是人人做好了”在劫难逃”的准备。但是谁也没有估计到，1900年的这一场庚子之难，可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庚子之难可伯多了。这一年八国联军直进京城，把皇帝老子和他的”亲爸爸”慈禧老佛爷给吓跑了，大清国的江山，从根基上被八国鬼子兵的洋枪洋炮打垮了。
国运、家运，这样大的一场天灾人祸，家家户户已是无一能得幸免。余隆泰家，本来正在兴旺之时，但也在这一年陷入了劫难。从此，一户吉星高照的人家，一户享不尽荣华富贵的人家，便开始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是演出了一场悲天悯人的人间戏剧，更使余姓人家的每一个成员都受了一场生生死死的磨难，有的在这场磨难中消沉，有的在这场磨难中获取新生；有的做了人，有的成了鬼。有的更做尽了恶事，却只恨做恶事的人未能得到恶报，反而让他等摇身一变，又做了人上之人。
人间祸福，世态炎凉，余隆泰一家人的故事，就从1900年这一场大难中开始了。
余隆泰家的仆佣班头名叫吴三代，只有二十几岁。余家的仆佣成群，女佣人以及各房里的使女，陪房丫环，分由各房里的主子调管；男佣人，不分院、不分房，大厨房里的佣人，归大帐房管，其余看家护院，拉车拾轿，采买零杂物品的男佣，统由吴三代调管，有什么事，主子只吩嘱吴三代一个人就可以了。
吴三代从十几岁到余府来当差做事，最先也只做些粗活，后来又被选到余隆泰房里。只是，这孩子机灵，无论什么事不等余隆泰老太爷吩咐，利利索索，早早地就侍候到了，老太爷自然是十分喜爱。余老太爷总是夜里读书，道德文章要到万籁俱静时才有文思，哪旧是极细微的声音，也要把老太爷的满腹经余隆泰夜半三更为自己刚刚写好的一篇文章得意，披上衣服，悠哉悠哉地走出书房来漫步休息。推开书房的格扇门，走下台阶，余隆泰老太爷只见远处院门外有个孩子的身影正提着一盏马灯在地上照，最先余老太爷以为是哪个小当差的在为主子找什么东西，便只随便说着：“已经这时辰了，回去歇着吧，无论什么东西，只要丢在自家院子里是绝对能找回来的。”谁料，余隆泰的声音倒把那个提灯的孩子吓了一跳，他立时站起来身子，垂手站在院墙边下，诚惶诚恐地说着：
“原是伯虫儿叫唤惊扰了老太爷读书，没想到灯影儿反把老太爷引出屋来了，小三该死。”说话的原来是吴三代。
“哦，是吴三儿呀！”老太爷管吴三代叫吴三儿，三字的后面有个儿音，一半也是出于对孩子的喜爱。”你在照什么呢？”老太爷问。
“这院里蛐蛐叫得太邪，我拿灯把蛐蛐照出来，免得打扰老太爷读书。”
啊！余隆泰这时才想起来，难怪今晚书房里这样安静，静得似是时间都凝固成了铅，一丝儿的声音也没有。每到秋日读书，蛐蛐叫得入着实心烦，它若是好生叫，倒也无所谓了。有时那蛐蛐叫得让人心绪不宁，听蛐蛐的那种颤颤危危的叫声，总会联想到一些让人走神儿的事，而且一想这种事，那平日学富五车的五车学问，立时便变成了五车臭豆腐了。
小小吴三代，从此受到余隆泰老太爷的器重，寸步不离，形影相随，余隆泰一分钟也离不开吴三代。余府里的轿子本来有专门的轿夫，但余老太爷乘轿，走在前面抬轿的，只能是吴三代，轿夫中的头头丁十一，蒙吴三代器重，配搭的只在轿后抬着，而这个吴三代，却是堂堂正正的”头杠”，以此也算是吴三代在府上特殊地位的一种标志。
久而久之，吴三代成了余隆泰的心腹，荣华富贵，吴三代不能与余隆泰分享，但是辛苦艰难，一律只由吴三代承担，吴三代将余隆泰孝敬得舒舒服服。难得会遭遇到劫难的余隆泰，在义和团进天津城后，大祸临头了，为余隆泰出面解围的，也就是这个吴三代。
早在去年(光绪25年，公元1899年)春天，义和拳便在天津城闹得热火朝天。当然，对于义和拳的举事，天津城里百姓喜，官家忧，吃洋饭的伯，二毛子胆战心惊。余隆泰不信天主教，不算是二毛子，但身为三井洋行掌柜，也被”灭洋”的义和团视为一个异端，是义和团拳民们为匡扶大清所必要斩除的妖魔。
最先，义和团在南门外聚众练拳，后来便在城内处处设坛。大师兄二师弟的只要在随便什么地方一看，说是这处宅院要立坛，不由分说呼啦啦一些人就进去，七手八脚立上神位，然后就昼夜不停地烧香燃烛，一忽儿是什么神仙下凡，一会儿则又是扶乩下圣偷，从此这户人家就成了上界与拳民们会面、交谈、打交道的地点。义和拳在别处如何伸张正义，扶清灭洋，不得而知，但义和拳一旦进了天津，立即就染上了天津特色，而天津最大的特色，便是水旱码头的河坝风采。大师兄们看中立坛的地方大多是大宅门，有的是金钱财宝，大锅大灶立起来，吃这家喝这家，坛上的一切香烛纸錁全由这家人操办，这户人家心中有苦不敢言，只得处处当心维持。
最初余老太爷没把义和团放在眼里，他压根儿就不信什么刀枪不入的邪说，就在满天津城男女老小遍传义和团的乩语”一片苦海望无涯，小神忙乱走风尘，八千十万神兵起，扫灭洋人世界新”的时候，余老太爷发下话来，本族子弟凡有信奉邪说者以忤逆论处，佣人婆子丫环凡有信奉邪说者，一律逐出余府。
余老太爷不过六十多岁，只因为他财势大、辈份大，所以无论是在族里还是在市面上，人人都尊称他是老太爷。其实他什么宫职也没有，在朝廷里连份师爷的差事都没有，他自己又不开银号，但因为天津日租界领事馆代表日本国正式关照过天津的衙门，余隆泰君被委任为日本三井洋行中国掌柜，从此历届天津道台无论是上任还是卸职，都要到余府来向余隆泰老太爷”道场”，余老太爷自然不会亏待他们，上任的有一份官礼，卸职的又有一份私酬，为数多少？秘而不宣，但只是在任的道台不和余家上下人等找别扭，离职的前任写《稗记》时保证不说余家的一句坏话。
隆泰不买义和团的帐，义和团也不买余隆泰的帐，当一半家的余老太大曾经吩咐过”万一拳民一朝闯进要立坛，二门以外就由他们立坛罢了，只是这二门之内不许他们放肆，有女眷。”谁料那些威武非凡的大师兄二师弟们就如此呼啦啦从门前走过去，又呼啦啦从门前走回来，连望都不往余家的高门楼子望一眼。
春夏之交，传来了义和团杀二毛子的消息：恰中洋行有一位田二爷，在街面上本来没有什么名气。不过是个跑街的员司，伙计不算伙计，先生不算先生，在怡中洋行里排不上份儿。天津卫闹起义和团，怡中洋行有头有脸的人物部”猫”起来了，只这位田二爷不知怎么看错了皇历，自以为抓注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想于此动乱之日露两下子，待来日怡中洋行恢复营业时好有个荣升高就的机会。活该他走运，这一日他来到怡中洋行，正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楼房里喝茶望天唱西皮流水，突然间塘沽船行发来电报，要怡中洋行立即派员到塘沾核定船舶行期。若是别的差事，田二爷也就权且想个主意应付了，正好这跑塘沽定船发货接货的事是田二爷的本分正差，二话不说，穿戴整齐了雇上辆马车他就直奔老龙头火车站，不早不晚，正赶上一趟火车去山海关，搭车他就去了塘沽。不必赘述，差事办得漂亮非凡，很是让怡中洋行沾了个大便宜。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之后该打道回天津了，不料火车不开了，说是义和团扒了铁道。也罢，好在塘沽和天津只有六十里的距离，搭上辆马车，估摸着大半天时间也就到了。
车至军粮城，塘沽与天津之间的正当中，义和团立了坛口，过往行人一律下车盘问，田二爷是老跑街的了，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休想从他口中问出什么破绽，可是人家义和团是天兵天将，不必与凡人答问，断定你是不是二毛子。自有一套办法。
“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