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终于说到西天取经的“唐僧”了。
自然，真实的历史里没有孙悟空也没有吃人的妖怪，玄奘是凭借自己的力量，一步一个脚印走完印度之旅的。但这丝毫不减少他的传奇性。今天关于玄奘的介绍文字连篇累牍。无论是通俗小书还是电视纪录片，它们无不尽力突出玄奘的功绩：强调他走了五万里路，访问了138个国家，带回了657部经文；玄奘还在唐帝国中拥有极为尊崇的地位，频繁出入皇室，陪伴李世民度过晚年时光，还亲自给帝国第四任皇帝授菩萨戒。
但是，很多文章没有提到的是，玄奘还创立了佛教一大宗派：慈恩宗。
这些文章更不会提到，玄奘的慈恩宗只传了一两代就几近失传。而仅有的这一两代，也只是在几个精英佛学家之间传播，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
别人提到玄奘，都在讲一个充满了荣光的传奇。而我今天要给您展示的玄奘，是一个无奈的失败者。
您或许会觉得，我强调玄奘的失败是在哗众取宠：
谁的人生中没有失败和低潮呢？你故意拿他的失败之处放大，对他已经取得的伟大功绩避而不谈。用这种刻意选择出来的论据得出点惊世骇俗的“新结论”又有什么意思呢？更何况慈恩宗的没落是玄奘去世以后的事了，谁又管得了自己去世以后的事呢？
对于这种质疑，我还真有自己的理由。
玄奘完成了常人不可能完成的旅程，撰写了极为重要的史料《大唐西域记》，以至于印度本国的历史研究都要依靠玄奘的记录。
作为旅行家，玄奘是成功的。
玄奘西行求法的目的，主要是寻访佛经《瑜伽师地论》[1]，解答一些佛学的疑惑。最后他不仅学成回国，而且还把《瑜伽师地论》翻译成了质量极高的汉语版本。此外他还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我们在讲鸠摩罗什的时候说过译经对于汉传佛教的重要性。无论从翻译质量还是数量上讲，玄奘都是能和鸠摩罗什比肩的伟大翻译家，对中国佛教作出极为重要的贡献。
作为翻译家，玄奘是成功的。
而且玄奘还顺便横扫了印度佛学界。他在印度佛教界公开讲法，说“若其间有一字无理能难破者，请斩首相谢”[2]。一共讲法了十八日，没有一个人敢挑战他。
作为佛学家，玄奘也是成功的。
但这些对于玄奘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今天在谈论玄奘的时候，很多人不自觉地把他的西行当做一场宿命之旅。似乎他天生就是为了西行而活，从生下来那一刻起，人生中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为西行做准备。
这当然是昏话。
西行有无数的艰难险阻，以当时的技术，玄奘死在半路的概率要比完成西行的概率大得多。用玄奘事后的话说，西行是“决志出一生之域，投身入万死之地”[3]。玄奘当然不怕死，但也没有必要轻易葬送自己的生命。退一步说，即便西行能成功，也要花费玄奘十几年的时间，耗掉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再说等到了印度，能不能学到佛法，所学佛法是不是能解答自己的困惑，这也是一个未知数。
换句话说，没有绝对的必要，谁没事会冒险西行啊！
玄奘当然不是愣头青，并不是一生下来就一门心思想去印度。在决定西行之前，玄奘先在中国大地上游荡了一圈，到处拜访僧人。最后他又来到唐帝国的首都长安，找遍了所有他能找到的高僧。直到他发现全中国没有一个佛学家能解答他的困惑，他才下决心西行[4]。
所以对于当时的中国僧人来说，玄奘西行的决定既令人敬佩，却也非常狂妄。
因为这意味着玄奘认为当时全中国所有的佛学家、所有的佛教宗派，都不够好！
玄奘在印度学成之后，是自愿回国的。也就是说，玄奘是认为自己已经学到了正宗的佛法，心满意足之后才回国的。
那么这就意味着，玄奘认为他带回来的佛教教义，要比全中国现存所有的佛教宗派都更优秀，更符合佛教原本的教义。
作为僧人，玄奘非常重视传播佛教。据他的传记说，玄奘在取经路上经常说法，感化了很多王公贵族。那么玄奘自然也希望把从印度辛苦取回的佛学，传播给中国僧众，所以才建立了慈恩宗。
然而慈恩宗一直都未能在中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力。玄奘用17年艰苦行程、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佛法，在他去世没多久就几近失传。
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失败吗？
这件事更让我们感兴趣的地方在于，玄奘可以说是一个有史以来最完美的佛教徒。
他信仰虔诚（否则不会冒死取经）、有极强的毅力（否则不会完成西行）、佛学造诣极深（打遍印度无敌手）、成绩斐然（翻译了极多的优质佛经）。更难能可贵的是，玄奘并不迂腐，懂得和王室来往。最后，更可遇而不可求的是，玄奘还拥有极好的运气。在西行途中，他多次靠运气死里逃生（对于佛教信徒来说，那是在菩萨诸佛的保佑下），让他完成了一般人做不到的壮举，给他带来了极高的声望。
对于一个宗教信徒来说，玄奘还有什么让我们不满意的地方吗？
一个拥有缺点的人失败，我们不会在意。但一个外表完美的人、一个各种品格我们都无法企及的人，最终却迎来失败，这背后的原因才是我们最感兴趣的。
【二】
我们照常理推想，一个僧人最有可能犯的错误是政治问题。
可玄奘并不像《西游记》里的唐僧那样固执迂腐。
玄奘从印度回国后，给皇帝李世民的第一封信里就有“宣皇风之德泽，发殊俗之钦思”[5]之类的马屁话。等到和皇室熟了以后，给皇室的信中更可以见到“皇帝皇后，因子福而享万春，永握灵图常临九域”[6]一类世俗味十足的吉祥话。
再拿皇后生孩子这事举例。
玄奘54岁的时候，当时的皇后，我们今天俗称为“武则天”的武氏怀孕。玄奘为其“加佑”，祈福母子平安。快要生孩子时，玄奘又进宫念经祈福。孩子生了，玄奘上表道贺。孩子满三天，上表道贺。满月，上表道贺。周岁，又上表道贺。
皇后生孩子，这可以算是后宫的大俗事。然而从皇后临产到孩子满月，短短三个月里，玄奘就为这件事上表了四五次，这可不能说他不会“来事儿”了[7]。
光会“来事儿”不算，玄奘还对政治形势极为敏感。
皇子李显出生后，玄奘带他出家，并上了一篇奏折。在称颂了一番王室之后，玄奘说：皇子出家，能保佑祖先超度、子孙享福、帝国江山永固，这才是最大的孝啊[8]！
我们前文说过，佛教出家和儒家孝道有着巨大的矛盾，也为此产生过激烈的冲突。玄奘深知儒家是立国之本。他不但不反对儒家，还注意抓紧机会迎合儒家，这可算是机灵得紧了。
在玄奘53岁的时候，武则天消灭了后宫中的一切敌对势力，当上了皇后。我们今天知道，这只是武则天登上帝位中的一小步。但是在当时看来，立废皇后这事再大，也不过是一段后宫争宠的小风波而已。
但就在第二年，玄奘在递交给朝廷的信中，一律都以“皇帝、皇后”并称。要知道皇帝在立武后之前也有皇后，但那时玄奘只是单独称呼“皇帝”而已。如果说玄奘的此举是因为他已经察觉到武后的野心、甚至预测到她的政治前途，这恐怕太过夸张。但最少也是在刻意迎合皇帝对新皇后的宠幸。身为一名僧人，对皇室后宫的变动都这么关心，任谁也不能说玄奘在政治上不及格了[9]。
我们知道，大部分时候，中国统治者对于宗教都是很宽容的。只要宗教不干涉统治者的权力、寺庙不占用太多的财产，统治者们就愿意本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原则，照顾一下宗教。赏赐点财物，换来些祝福，心里总是舒服的。再加上玄奘极力迎合皇室，皇室怎么可能不给他面子呢？
在表面上，玄奘也的确极为风光。
最风光的，有这么几件事。
第一件，是玄奘从印度回国，一进首都就受到极为隆重的欢迎。几乎全长安的市民都出来迎接他。
《续高僧传》上说当时“数十万众，如值下生”。“下生”是个佛教术语，是说天上的菩萨会在适当的时候来到人间，普渡众生。也就是说，《续高僧传》形容长安的百姓见到玄奘，就如同见到了活菩萨一般。那一天全长安城到处都是烧香拜佛的市民，街道拥挤，以至于维护治安的官员担心出现踩踏事件。
皇帝李世民随后召见玄奘。双方的交谈非常愉快，李世民答应给玄奘提供优越的工作条件，还派官兵保护玄奘，以免他的工作受到打扰。
第二件风光事件，是李世民在晚年的时候和玄奘非常亲密。
晚年的皇帝听从玄奘的建议，大修佛塔、大批度化僧人。皇帝最后几个月的时光，几乎是在玄奘的日夜陪伴下度过的。李世民还对玄奘说：“我真恨遇见您太晚了啊！我要是能早点振兴佛教该多好！”[10]
第三件，是李世民的儿子，帝国的第三任皇帝李治对玄奘同样尊崇有加。玄奘去世以后，李治痛苦地大喊：“朕失国宝矣！”并为玄奘安排了盛大的葬礼。
以上这些事迹，哪怕只有一件都可以说明玄奘极受皇室恩宠。
但是如果详加观察，我们会发现一切风光都是表面上的。
我们先从第一件事，玄奘回国受到李世民热烈欢迎说起。
先解释一个疑问。我们刚才说玄奘回国受到了长安全体市民的热烈欢迎。聪明的朋友可能会疑心：
长安的百姓又不是神仙，他们怎么知道玄奘要在这天进长安的？
我们今天有领导啊名人啊到哪受到热烈欢迎，那都是先有个人提前打个电话通知招待方，告诉他们哪天几点，我们从哪条路上来。招待方组织好了欢迎的群众，按照约定的日子排排站好，这事才能成。
可古代没有电话啊。玄奘如果要提前通知长安市民，那得先派一匹快马，早早的到长安散播消息。而且那个年代也不时兴组织群众夹道欢迎，欢迎玄奘的长安百姓都是自发的。古时候又没有电视电话，要想让玄奘来长安的消息让全市百姓都知道，就得依靠口口相传，这也得花不少时间。
换句话说，玄奘要想达到全市迎接的效果，必须先派人通知长安官民，然后自己还要故意在后面慢慢耗时间，耗到长安万事俱备了，再进城。
真正的历史也是如此。玄奘走到了唐帝国边境的时候，并没有急着回国。而是先修书一封送回国，然后眼看着祖国在前就是不前进，足足停留了半年多的时间，才进入长安。
要是这么说来，玄奘光为了夹道欢迎就等了半年，这人岂不是太虚荣了嘛！
要说清楚这事，得介绍一个较为复杂的背景。
这事和税收有关。
帝国的兴衰在于税收，税收又全赖户籍制度。逃脱户籍的人口越多，就等于朝廷漏收的税越多。因此中国历朝都要尽量避免百姓随意迁移，以防止人口脱离户籍。在唐代，居民要想通过关隘，必须拥有称为“过所”的通行证才可以。出入边境，通行证更是必不可少的。
当年玄奘在西行前，就按照帝国法律，先向朝廷申请通行证。
但那个时候，唐帝国刚刚建国，和西边邻国的关系不太好，开国皇帝李渊还曾经向突厥称臣。政权未稳的帝国实行的是闭关政策，轻易不让人出入。《唐律》中规定，对不应该批准通行证又批准了的官员，判处“徒一年”[11]。
这里的“徒”和我们今天的有期徒刑不完全一样，是一种带有奴役、羞辱性质的劳动惩罚[12]。对于上层官员来说，自然轻易不能批准玄奘的申请。玄奘给朝廷写了很多封申请信，又联合很多僧人签名，通行证却一直没有批下来。
最后玄奘出关，是偷渡出去的。
按照《唐律》，偷渡关口的罪行是“徒一年”，假如偷渡的是国境，刑罚更重[13]。不从关口通过，而是绕过关口偷渡则“加一等”[14]。玄奘不仅偷渡了国境，很可能还是绕过的玉门关。按照法律来说，最少要判个两三年的。
因此当玄奘回国的时候，虽然他已经名满天竺西域，虽然他带来了很多国王的文书和珍贵的佛经、礼物，但他的身份还是偷渡客。边境士兵不把他逮捕的话，自己也要受到牵连。
所以玄奘在临近帝国边境的一个小国停了下来。他在这里给皇帝李世民写了一封信，详细说明了自己偷渡的原因，又很乖巧地说我在外这么多年艰难万重，都是靠大唐“天威”才能化险为夷。
最后这几句他是这么写的：
“我乘坐的大象淹死了。我带的经书太多了，没有了坐骑我只好暂时停留在这里。要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想早点儿见到陛下！可我实在太想您啦！所以就派人先给您送封信啦。”[15]
玄奘绕了一个极大圈子说话，就是不直说他不敢回国的真正原因。其实他的借口一戳就破：玄奘在西域早已经极有名望，沿途各国都拿他像神仙一样供着。在那个边境小国，玄奘待了足足七八个月，怎么可能连几匹马都搞不到？
其实这七八个月的停留，全是用来等皇帝回信的。等到李世民亲笔回信说“今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16]，玄奘这才启程回国。
因为这番等待，玄奘回国的消息，提前半年多就传到了长安。玄奘所从事的伟业，在今天看来都是极了不起的，在当时更是千年难遇的传奇。再加上佛教对百姓的影响力，所以玄奘在进入长安之前，早就让全长安人民翘首以盼了。
说完了闲话，我们来说玄奘的第一次风光。
这件事从表面上看来，是玄奘给李世民写了一封信，李世民看到信后非常高兴，不仅赦免了玄奘的偷渡罪，还隆重地把他迎接回来。两个人见面的时候，李世民大大夸奖了玄奘一番，又给了他优厚的条件翻译佛经。是皆大欢喜的一件事。
但是我们细看皇帝和玄奘的对话就会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