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巾事变一百多年后，游牧民族占领了中国北方，建立了政权。其中一个政权国号为赵，历史上称为“后赵”。
后赵帝国的皇帝石勒的身世非常传奇。他是奴隶出身，一路拼杀，最后竟然成了开国之主。
佛教在中国的处境因此发生了巨变。
石勒不傻，他知道利用儒教维持统治有巨大的优势。他原本属于游牧民族，但是在建立自己的政权后，特意使用了汉人曾经用过的国号“赵”，意思是希望把自己的政权纳入到儒家体系中，自己想当一个属于“三纲五常”系统里的儒家帝王。
可是石勒是少数民族，这是没法改变的事实。儒家特别强调“华夷之别”，说少数民族野蛮粗鲁，根本不算文明人。因此石勒在使用儒家系统的时候，天生就吃了亏。
为了弥补儒家系统的不足，石勒想到了佛教。就在他打算要在中国北方长久统治的时候，他开始重用一位从西域来的，叫做佛图澄的僧人。
因为石勒的重用，佛图澄在后赵帝国中极为尊贵，地位甚至超过了王公贵族。石勒和他的继任者们尊称佛图澄为“大和上”、“国之大宝”。上朝的时候，只要佛图澄到来，满朝文武都要起立向他致敬。皇帝还规定，监察部长每天都要早晚两次向佛图澄请安。
以这种尊贵来论，佛图澄可以堪称国师了。
有了皇帝的推崇，佛图澄在平民中的威望也很高。后赵百姓在吐口水的时候，都要先想想佛图澄大师人在哪个方向，要是大师在东边，就不朝东边吐口水。帝国境内，佛教大为兴盛。到处都是庙宇，百姓争先恐后出家为僧。
佛教在中国终于兴旺起来了。
不过我们这章的主角不是佛图澄，而是他的徒弟，一个叫做道安的年轻人。
道安的家在今天我国的河北省南部。道安出生前不久，这里还是晋帝国的领土。
道安家世代都是儒生。刚才说过，儒家非常鄙视外民族。按照常理，一个接受儒家教育的人，很难去信仰一个来自外国的宗教。
但自从石勒席卷中国北方，情况就不同了。
就在道安出生的前一年，匈奴攻入了晋帝国的首都洛阳。晋帝国皇帝以及无数的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嫔妃宫女都被异族俘虏。皇宫被焚烧，皇后当了匈奴的老婆。皇帝的侄女流落民间，被卖到普通汉人家里当奴仆，惨遭虐待。
皇帝本人也受到百般凌辱，被当做低贱的仆役。匈奴首领出门打猎的时候，命令曾经的皇帝穿着军人的服装走在队伍前面，大摇大摆地经过街市。长安的百姓认出了自己的皇帝，“聚而观之，故老有泣者”[1]。
汉人担心了数百年的危机变成了现实：中国北方遍布游牧民族的刀锋。
生活在这一时代的陶渊明作诗说：“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汉人过的都是朝不保夕的日子，躲避乱世也就成了头等大事。
道安7岁的时候，石勒在中国北方建立了后赵政权。此时石勒重用佛图澄也已经7年了，在朝廷的影响下，中国北方已经拜佛成风。既然佛教是朝廷鼓励的宗教，那么出家为僧也就成为汉人躲避灾祸最有效的手段。
道安幼年家道中落，小时候住在表兄家。道安在年仅12岁的时候就出家了。这么小的年纪，出家不大可能是道安自己做的决定。从他表兄的立场讲，可能是为了道安的生活考虑，才让他进入佛门的。
但道安不只安于避难。
他在23岁的时候来到了后赵帝国的首都，见到了佛图澄。
道安相貌丑陋。中国的知识界向来有以貌取人的习惯。佛图澄的弟子们一见到道安的长相，都觉得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只有佛图澄在交谈中发现这位年轻人佛学精深，立刻决定收他为徒。
这成为道安佛学之旅的转折点。使他一跃进入中国北方最高级别的僧人团体之中。
——但是，道安为什么要钻研佛学？
只是为了避难的话，道安只要安心在寺庙里呆着就是了，他为什么学佛法呢？
您是不是觉得我这个问题问得多余？
您可能会说，出家人研习佛法，这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吗？就算道安原本是为了避难出家，那他出家以后接触了佛学，对佛学产生了兴趣，这不是很正常吗？
这个问题的奥妙在于：中国佛教并没有自己的启蒙教育。
佛学典籍里没有《三字经》，没有识字课本。一个人就算你再喜欢佛法，你要研究它，你也得先识字，先能阅读对吧。那时候要想启蒙，只能先学儒学。道安也不例外，《梁高僧传》说道安“年七岁读书再览能诵”，说明他出家前就受过了儒学的系统教育。
也就是说，在魏晋时代（其实是整个中国古代），一个佛学家必然首先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受过儒学等传统教育，才可能去研究佛学。
但道安既然已经学了儒学，为什么还要热衷于佛学呢？
您可能觉得，这不难理解啊：儒学讲的是治国礼法，佛学讲的是个人解脱，两者研究的不是一件事。有人只关心个人解脱，不在乎安家治国，所以弃儒学佛，这个完全合理。
说的没错。
但是在道安那个时代，除了儒学外还有一门叫做“玄学”的学问。这门学问以研究道家学说为主，也关心个人如何解脱。道安时代的汉人知识分子都精通玄学，道安也不例外。
道安最终成为了佛教高僧，而没成为玄学大师，也就意味着他认为玄学不如佛学好。
实际上，魏晋时代的每一名汉人高僧，都学过玄学，他们都是弃玄求佛的人。
那么，玄学哪不好了，玄学到底说的是什么呢？
【二】
玄学是门很奇怪的学问。
我们大都听说过“玄学”这个名字，可是很少有人具体谈论它。中学课本上讲到魏晋，只说士大夫清谈，不讲玄学。各种讲座和畅销书讲到魏晋，大多只说晋人风骨，也不细讲玄学的观点。而且在中国历史上，这门学问到了魏晋以后就基本没人再研究，差不多消失了。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先说说“玄学”这两个字的意思。
我们不应该把“玄学”两个字解释成“玄妙之学”——这就好像一个人给自己起名叫“有内涵”一样滑稽。魏晋玄学家王弼认为，“玄学”的“玄”字是“远”的意思。那么，“玄学”的字面意思就可以理解成“高远之学”，远离现实之学，也就是形而上学[2]。
说白了，就是研究终极真理、人生意义这些“大问题”的。现在有些人把“玄学”理解成“鬼怪学”、“灵异学”，这是误读了。
汉朝是崇拜儒学的。从董仲舒独尊儒术开始，儒学——具体来说是考证儒家经典文献的“经学”——成为汉朝的官方学说。汉朝的知识分子都认为，只要学好了经学，对儒家经典里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能给出正确的解释，那么就能掌握治理国家的真理，就能达到天下大治。
西汉末年的王莽就是典型，他疯狂地崇拜儒家经典《周礼》，试图在现实里复原《周礼》中的各种规章制度，结果把国家搞得一团糟。他当了皇帝没几年，他的王朝就因为经济崩溃灭亡了。
等到东汉末年的时候，又是天下大乱。从黄巾之乱到三国，全国打了好几十年。好不容易熬到了晋朝统一，结果没两年又发生八王之乱，又打。然后就是石勒等游牧民族陆续入侵的“五胡乱华”，一大堆政权你来我往，打个没有消停。
政权更替，意味着统治阶层的频繁洗牌。那是个只有上层贵族才读得起书的时代。贵族被频繁洗牌，也就意味着读书人天天被洗牌。用王小波的话说：“知识分子赶上这么个年代，死活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倒霉的年头儿何时过去。”
这个倒霉的年头儿什么时候能过去呢？
《三国演义》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说这话的人站在了明朝，他回顾历史看到的是汉唐宋长久的统一，所以觉得分合是中国历史的常态。然而一个南北朝时的文人回顾历史，看到的是春秋战国五百年的战乱、东汉西汉各自二百年的统一，随后又是三四百年的战乱，直到他眼皮底下，这个乱局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在他看来，统一并不是历史的常态，眼前的乱局有可能无穷无尽，永远没有出路。
在这么一个倒霉的年头里，知识分子们自然会去想这么一个问题：
问题出在哪里呢？天下为什么那么乱呢？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当年咱们特别推崇的儒学、经学，它是有问题的。
不过，那时候的人们还没有彻底否认整个儒学——毕竟“独尊儒术”之后，汉朝还是稳定了好些年的。如果儒学的根子没问题，那自然是咱们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出了问题。
不是孔孟的错，是我们这些学子的错。
那怎么改进呢？
儒学有个弱点，就是不去考虑形而上学的问题[3]。换句话说，不去研究“世界、人类和社会的本质是什么样”这类根子上的问题。
这在儒学行之有效的时候，不是个问题。只要儒学所说的内容对统治有效就行了，我们没必要非拿本质问题去抬杠。
但是当儒学受到质疑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因为任何问题一旦不断地追究下去，最后触及的总是形而上学的问题。
儒家不研究形而上学的问题，什么学问研究呢？
那就是道家。
于是到了魏晋的时候，逐渐产生了一股用老庄等道家思想去解释儒学的风气，这就是玄学。
一开始，玄学家们进行了一些很棒的学术研究，但是到了后来，玄学家们讨论的内容越来越玄，甚至到最后他们说的话普通人听都听不懂了。
这是为什么呢？
一说到《老子》[4]、《庄子》，我们大概都有个印象：这几本书是不是故意有话不好好说呢？
比如《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又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咱们乍一听，这都是什么玩意儿，说的是人类的语言么，这都什么意思啊？
等你正为这些听不懂的怪话皱眉头的时候，老庄大喝一声：
这就对了！
因为老庄认为，语言不能反应这个世界的本质。
你想，在人类出现之前，那时候还没有人类的思维和语言，可世界早已经存在了。可见这个世界是超越人类语言和思维存在的。
或者说：语言是人类后天规定出来的东西，自然不能百分百准确地表达这个世界。
比如，我告诉别人说：“我现在很高兴”。“高兴”这两个字其实很苍白。别人听到这句话也不能准确地知道我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心情。就算我用再详尽地文字描述也没有用。其他人除了亲身体验之外，没有任何办法来复制我的感觉。
再比如，我手里拿着一块石头。我说：“这是个石头”。可“石头”这个词并不能准确描述我手里的这个东西，因为每块石头都有不同的形状、颜色。就算我用语言进一步详细描述，说“这个石头很大”“是灰色的”，“大”和“灰色”也仍旧只是一种泛泛的概括。
再者，语言描述是需要时间的。石头上一瞬和下一瞬的状态总有细微的不同，就算你能用语言准确描述出某一瞬的状态，等你话说完，石头此时状态已经和你描述的那一瞬不同了。
这就是老庄哲学的一个核心观点：
语言不能代表真理，反而是对真理的歪曲。
所以《老子》一上来就说：“道可道，非常道。”[5]意思是，终极真理这种东西，一旦用语言说出来，就已经不是终极真理了。所以真正的道理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又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6]又说：“多言数穷。”[7]《庄子》说：“道不可言。”[8]《周易》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9]。”
这些话都是一个意思：
语言描述不出真理。
这个观点本身是不错的，当代西方哲学也有类似的主张。
但是当玄学家们接受这个观点的时候，他们遇到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
如果不用语言，我们该怎么讨论玄学、传播玄学呢？
在古代，你想传播学问，唯一的办法是写书。就算再拒斥语言，老庄要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主张，就必须用文字写下来。我们今天了解老庄的思想，也是全凭《老子》、《庄子》这几本书。
既然真正的真理不能用语言来表达，那么《老子》、《庄子》中的文字，就只能尽量接近真理，而不是真正的真理。后来的学者只能根据老庄的著作尽量去领悟，悟到多少是多少，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这种困境，我们可以打个比方。
唐代有个诗人叫陈子昂，有一天他在高楼上游玩，突然体会有一种莫名其妙，又非常强烈的感觉。他想让别人也和他有一样的感觉，但是感觉这种东西，怎么能用文字直接描述呢？好在他是个大文学家，于是写下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诗句。
后人要想理解陈子昂的感觉，就要去念这首诗，然后反复咂摸滋味，试图获得一些特别的感受。然而，这感受很难和陈子昂当年的感觉一模一样，甚至于你根本无法确认自己的感受是不是和陈子昂的一样。
所以，陈子昂借用“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句话来描述自己的感受，并不是最完美的方法。后人很可能对他的感觉有误解。但是，陈子昂也没有别的选择了。要么别人永远都不知道他的感受，要么就只能用文字勉强记录了。
这就是老庄面对的困境。
有人问了，那老庄为什么不把话说得有条理点呢？
反正文字已经是对真理的歪曲了，那你老庄为什么不像课本那样，选择用“一、二、三”这样有条理的话去解释你的真理，为什么非要用“怪话”去解释呢？
这个问题还可以拿陈子昂打比方：
陈子昂当年的感受，能不能用有条理的语言来表达呢？
其实也能，比如写成：
一、我当时的心情处于低潮期。
二、我当时想起了很多历史往事。
三、我忍不住哭了。
……
等等，可以写好多。
实际上，我们后来人对这首诗的评论，就是这么写的：作者写这首诗的时候看到了什么什么，这首诗表达了作者什么什么的感情，都是很有逻辑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