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大批勘察设计部门、工程兵部队、施工单位和广大民工也为重庆地区的三线建设付出了辛勤劳动，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时代感召下，数以万计的三线建设者们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大西南的深山峡谷，来到山城重庆。他们扎根山区、露宿风餐、肩挑背扛，克服重重困难，用辛勤和汗水建起了无数的大中型工矿企业和科研单位，保证了三线建设的顺利进行。
四、对三线建设的历史思考
三线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庆当代历史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它对重庆的工业实力、道路交通、城镇建设等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三线建设取得的成就
一是壮大了老工业基地实力，促进了重庆综合性工业体系的形成。大批三线项目的建成投产，极大地增强了重庆的国防工业实力，尤其是在常规兵器生产方面具有相当规模，能够生产各种枪支、大口径炮、轻型坦克车辆、特种装备及其配套的各种光学仪器、弹药、化工等产品。国防船舶工业也可以生产包括潜艇在内的多种舰船和船舶配件。与此同时，三线建设进一步改善了重庆的工业结构。除化工、纺织、食品等传统产业的生产能力得到不同程度提升外，还初步奠定了以通信设备制造为主的电子工业基础。这样，重庆形成了以国防、民用机械、冶金、化工工业为骨干，轻纺工业相应发展，门类较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
二是改善了交通状况，奠定了重庆城市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的基础。三线建设时期修建的川黔、襄渝铁路打开了重庆与外界交流的大门，从根本上改变了交通闭塞落后的状况；牛角沱嘉陵江大桥、合川涪江大桥、北碚朝阳嘉陵江大桥和石板坡长江大桥的修建，改写了重庆无公路桥的历史，打通了制约重庆市域交通的瓶颈；重庆港的扩建和长江、嘉陵江十几个码头的建设，以及白市驿机场的改扩建，大大增强了重庆航运业和航空业的吞吐能力。总之，铁路干线与长江黄金水道，再加上航空运输和公路运输，形成了立体交通网络的雏形，大大改善了重庆的交通状况。
三是带动了沿线经济，使重庆初步形成职能各异的现代城镇体系。一些大型工业项目的实施，不仅对重庆中心城区的拓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还带动了沿线经济和小城镇的发展。例如，四川仪表总厂以及下辖10多个分厂的建设，促使北碚城镇发展成为重庆仪器仪表工业基地；四川染料厂、四川维尼纶厂、长寿化工厂等骨干企业的集中建设，促成了长寿化工城的发展；大批三线军工企业的兴建，加上改建后的冶金、采掘工业，使綦江成为以机械工业为主的卫星城；大型企业西南铝加工厂的兴建，使巴县西彭由原来以生产稻谷、柑橘为主的农村变成了以有色金属加工为主的小城镇。此外，双桥区路铺镇也因大型企业四川汽车制造厂的选点新建，发展成为我国重型汽车工业基地。
（二）三线建设存在的问题
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三线建设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战略举措，其主要目的在于建立以国防工业为主导的后方基地。因此，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也存在一些严重问题。
一是移民搬迁问题。据当时不完全统计，三线移民有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约50万人。从宏观上来看，移民为重庆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各地来的主要是优秀的熟练技工、科技人才和管理人员，因此当时流传着“精兵强将上三线”“好人好马上三线”的说法。他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大大增强了重庆地区的科技实力。此外，大量移民的涌入对重庆的城市文化和人们的生存状态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有机融合，形成了今天重庆人热情好客、开放趋新、接纳五湖四海的宽广和包容的品格，为重庆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但从微观上来看，移民也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由于三线建设是临战状态的生产力大调整，因此大量的企事业单位搬迁安置在偏远山区，这必然导致移居到当地的三线职工子女在教育、就业、婚姻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都难以解决。职工大多内部通婚，工厂招工也只有大量吸收本厂职工子女。时间一长，造成企事业单位内部近亲繁殖、关系复杂、难于管理。因为远离城市，交通信息不便，又进一步造成人文环境的退化。此外，搬迁企业建厂需征用农民土地。为了缓解工农之间的紧张关系，当时采取了“三不四要”（尽量不占良田好土、尽量不拆民房和搬迁社员、不搞高标准民用建筑，要支援农业用水、用电、用肥和养猪用潲水）的建厂原则。但农民用水用电长期由工厂免费提供，无形中增加了工厂的支出，还导致工厂管理不便、治安混乱。
二是布局选址问题。三线建设的宏观均衡布局战略是正确的，问题却出在具体布局选址上，这是三线建设备受指责的一个主要方面，也是后来三线调整改造着力解决的问题。建设中片面执行“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缺乏实践基础和科学规划，使一些企业特别是军工企业，建在地质气候有灾害隐患的地方，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发展。有的企事业单位位于深山峡谷之中，长期面临山洪暴发、泥石流冲击、滑坡塌方崩陷的危险。如国营红山铸造厂平均每年遭受滑坡5000立方以上，在1975年的洪水中有60%的建筑物被淹；有的单位建在有矿藏资源的地层上，随着开采量的增大，厂房建筑地基不稳，出现裂缝、下沉、塌陷等问题。如国营双溪机械厂因为厂址下面大量铁矿的开采，严重威胁工厂安全；有的单位建在旱涝期水位起伏较大的江河边，或是没有考虑长远建设规划的淹没区内。如万县的重庆衡山机械厂、重庆长江涂装机械厂等一批船舶工业，平时就有洪水危险，三峡工程上马后，又被规划的水库淹没（王瑞：《坚持改革精神，以调整促生产，切实搞好三线企事业单位的调整》，重庆市档案馆1049-5-527。）；有的项目钻山太深，过于分散，运输线路长，原材料、产品的进出十分不便，协作配套件亦不能按时互相提供，不仅增大了投资，也影响了生产、信息交流和科研技术的发展。这一问题特别是在产品结构复杂，互相协作配套厂较多的大口径火炮行业和光学行业尤为突出。这些工厂均按专业分工建成，独立生产一个产品的能力很差，每年的运输费用比在市郊工厂高出15%~20%。还有第24、26、54、62所等科研院所，因为交通不便，信息资料闭塞，造成产品开发滞后，技术交流协作和成果推广都比较困难。
三是投资比例问题。在基本建设投资上过分向国防和重工业倾斜，致使投资比例失调，特别是城市建设资金短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国力还较为贫弱，但为了建设常规兵器基地所依赖的重工业又以资本密集型为特点，因此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负面影响对重庆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城市建设资金的短缺。三线建设时期，重庆虽然是核心建设地区，但国家的高投入基本用于重工业生产，城市建设投资比例不仅未增加，反而呈下降趋势。无论是居民住宅，还是城市供水；无论是公共交通，还是学校建设，大都处于滞后状态。
但应该指出的是，三线建设时期，重庆城市建设滞后于工业建设，绝非重庆的特殊现象，而是在全国带有普遍性的。究其原委，除政策导向失误，投资比例失调等因素外，从主观上看，主要是由于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缺乏充分的或正确的认识，在指导思想上人为地将工业建设与城市建设割裂开来。这样的指导方针最终导致轻工业、服务业和城市建设长期被忽略，而重工业一枝独秀的局面。（张风琦：《论三线建设与重庆城市现代化》，《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第81页。）
四是条块分割问题。三线建设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主导行为，由国家集中动员全国力量来完成开发任务。国家是唯一的投资主体；所有制结构是单一的国有经济；调节机制是国家计划和行政命令；开发的格局是依靠国内自有资金和资源，发展封闭的内向型经济。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掌管经济是按行政区域来管理和配置资源的。而当时的重庆作为四川的一个省辖市，其经济活动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内，严重制约了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作用的发挥。尽管1964年至1967年三线建设的前期，中央对重庆实行了计划单列，但重庆计划管理体制仍接受中央和四川省的双重领导，并以省领导为主，经济社会各种事业发展许多方面的计划仍由省统筹安排。这就大大削弱了重庆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逐步转变为一个单一的工业城市。
此外，三线时期，随着大批中央企业和省属企业的建立，自上而下的工业“垂直领导”进一步强化，企业关系更加复杂，条块分割更加严重，极大地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最为典型的就是重庆的军工企业。由于军工的管理体制是由中央直接控制，军品任务由上级统一下达，并统一生产调度和技术协调，与地方在经济上联系很少。这种高度集中的集权型管理体制，使军工企业处于自成体系、自我循环的封闭状态，与民品生产截然分开，地方政府无法对军工企业的产供销进行综合平衡和管理，这既不利于军工企业自身的发展，更不利于地区经济的协调。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复杂的条块分割中，重庆的发展长期处于中央、省、市属企业相互不能协调，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能统筹的矛盾之中，从而制约了城市经济发展的潜力。
三线建设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因此出现上述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今天，尽管我国已从高度的计划经济步入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国际形势也由紧张趋于缓和，但认真总结和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对于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我们应当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从而指导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正确处理好计划与市场、中央与地方、速度与效益等关系，在实践基础上制定切合实际的发展规划，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半个世纪前，重庆作为西部地区三线建设的重点城市，光荣而圆满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重任。五十年后，重庆作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大开发和新时期国家战略中将肩负起更为艰巨的历史重任。
（作者单位：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陕西的三线建设历程
◎柴云
陕西作为三线建设的重要地区，得到了国家的重点投资，投资与建设规模仅次于四川省，居全国第二。在三线建设期间，国家在陕西投入了200多亿元，进行了110多项重点项目的建设。三线建设使陕西的交通运输、能源工业、国防科技工业、原材料工业、电子工业、机械制造工业等行业都有了显著的发展，改善了工业布局，工业实力大为增强。三线建设使全省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及各项社会事业都得到了很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陕西的经济格局。陕西同时也是三线调整改造的重点地区之一。国家在陕西实施了三线调整项目40个，共投资25.84亿元，搬迁职工7万余人，使三线建设的遗留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促进了陕西地方经济的发展。三线建设为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下的陕西大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和人才基础，对当代陕西的社会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陕西是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
陕西省地处中国中部偏东靠北，黄河中游西岸。地域西起东经105°29 '，东至东经111°15 '。东西跨有经度5°45 '，直线距离510公里；南起北纬31°42 '，北至北纬39°35 '。南北跨有纬度7°54 '，直线距离863公里。南北狭长，地形复杂，有山地、平原、高原、盆地和峡谷，其地理特征分为陕北黄土高原、关中渭河平原和陕南秦巴山地三大自然区域。东连山西、河南，西通甘肃、宁夏，南接湖北、四川，北阻内蒙西。全省面积20.56万平方公里。其地“居天下之上游，据建瓴之形势”，是屏障北疆，扼守西北，连接西南、华北和中原战区的战略要地。
（一）陕西具备三线建设的基本条件
第一，陕西地处内陆腹地，有建设战略大后方必须的地理环境。陕西是中国西北地区东部的要地，是我国东部通往西北的咽喉，通往西南的交通要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西汉时期，萧何曾从战略的角度向刘邦进谏：“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至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明末清初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其所著的《读史方舆纪要》中指出：“陕西山川四塞，形胜甲于天下，为自古建都重地，雄长于兹者，诚足以奄有中原矣。”境内地形复杂，山川纵横。中部有八百里的关中平原和巍峨峥嵘的秦岭，东有西岳华山和黄河天险，南有富饶的汉中盆地和层峦叠嶂的大巴山脉，西有绵延起伏的关山、陇山和千山山脉，北是壮阔浑厚的黄土高原和沟壑纵横的丘陵地带。高原占全省总面积的48%，山地占36%。依照“分散、靠山、隐蔽”原则，这种战略地位和地理特点，十分符合中共中央在内地、大山区建设“大三线”的要求，是建设的理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