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的工业比重大，城市人口多、负担重。在我国国民经济三年困难时期，研究工业战线调整时，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感到，如果能将东北一些企业调整到内地，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就此他曾经向毛泽东和中央讲了这个想法。（宋任穷著：《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418页。）因此，中央决定进行三线建设，东北局是积极拥护的。
辽宁属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点地区，地处沿海沿边，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比较多，因此支援三线建设的任务很重。辽宁支援三线建设的工作在东北局具体领导和部署下，由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处领导负责，并由经委具体负责实施。按照国务院的统一安排和东北局的具体部署，辽宁省从1964年下半年就开始了支援三线建设的工作。
对于支援三线建设工作，中共辽宁省委认为这是一项较为长期的艰巨任务，也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对此非常重视。
一是抓了思想政治工作。按照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工人，先企业内部，后职工家属的方法进行动员。采取自动报名与领导批准相结合的办法。动员后报名比较踊跃，比如旅大市（今大连市）建筑公司在动员后，自动报名的职工达97.5%，其中态度坚定的占60%左右。对于调走的人，各市各系统都组织了大会欢送，并派负责干部护送。
二是对家属进行了工作。各市支援单位一般都选派群众中有威信的干部组成家属工作小组或留守小组，专做家属工作，加强思想工作和解决各种具体问题。
三是实行两手抓，一手抓搬迁，一手抓生产。人员、设备调走后，各地各部门一般都及时整顿劳动组织，调整机构，充实设备，做到减人不减产，促进生产高潮。（中共中央东北局文件1965年第42号：《东北局批转东北局计委支援“大三线”调人情况的简要报告》，1965年6月3日，第2-3页。）据不完全统计，到1965年5月，辽宁地区迁往内地和正在迁往内地的企业及技术支援项目共26个（均列入国家搬迁计划），调出约5万人左右（其中基本建设队伍近2万人）。其中，地方的企业项目有21个：（1）沈阳冶炼厂的高纯金属车间与上海九〇一厂金属粉末车间，共200人，迁往四川綦江一〇三厂。（2）大连钢厂两座5吨电炉（50人），迁往贵阳钢铁厂，建设一个优质钢厂。（3）沈阳东北制药六厂的麻醉药品车间和人员（60人），迁往宁夏中卫县，利用一个下马的铁厂作为厂址进行生产。（4）鞍钢第二中板厂全部设备和人员（460人），迁到四川重庆，并入重庆钢铁公司。（5）鞍钢第二薄板厂的全部设备与上海矽钢片厂1200毫米热轧板车间和相应辅助设施和人员（共2984人），迁到贵州遵义，建设遵义薄板厂。（6）本溪钢厂的5吨电炉4到5台，3吨半电炉1台，1吨、3吨、5吨汽锤各1台，小型轧机1套和石景山钢铁公司冷轧板车间（共868人），一并迁到青海西宁，并入西宁钢厂。（7）大连钢厂一、二钢丝车间部分设备，精密合金车间部分设备，与北京钢铁研究院的精密合金研究室的部分设备和人员（共950人），一并迁往陕西，建设成为一个特殊金属制品厂。（8）鞍钢钢丝绳厂的部分设备和人员（1238人），迁往宁夏石嘴山，建成石嘴山金属制品厂。（9）抚顺铝厂的矽铁电炉3台，人员500人，迁往甘肃兰州地区的河口，利用河口钢铁厂现有设施建成河口铁合金厂。（10）沈阳苏家屯加工厂的铅材加工车间与上海九〇一厂的钢管、钢棒车间，上海慎昌钢管厂（共200人），迁到甘肃白银厂（距白银市10公里的山沟里），建成西北铜加工厂。（11）抚顺铝厂的纯硅车间和人员（80人），迁到贵州都匀，建设成贵州纯硅厂，为机械工业提供纯硅原料。（12）大连起重机厂的部分设备和人员（300人），迁往宁夏银川，并入银川机械修配厂。（13）大连起重运输机厂（350人），迁往陕西宝鸡，并入新秦机器厂。（14）大连汽轮机厂与上海先锋电机厂、哈尔滨汽轮机厂的部分设备，以及压缩机研究所（共1050人），一并迁往贵州惠水地区。（15）大连油泵油嘴厂（170台设备，800人），迁往川北。年产油泵油嘴总成各1万缸，三对偶件16万只。（16）沈阳橡胶四厂生产特种橡胶杂品（军工用）的设备和人员（40人），迁往陕西咸阳，并入西北橡胶厂。（17）锦西化工公司机械厂的中压阀门车间与天津化工机械厂生产压缩机配件的设备、北京化工试验厂的高压阀门车间（人员共1129人），一并迁往四川泸州，并入泸州天然气化工厂。（18）抚顺石油二厂的合成润滑油车间（79台设备，100人），迁往四川隆昌。（19）大连机车车辆厂生产罐车的车间（3000人），迁往青海西宁地区。年产罐车2000辆。（20）沈阳桥梁厂的桥梁车间、山海关桥梁厂的道岔车间（共1000人），一并迁往陕西兴平。（21）沈阳油漆厂、大连油漆厂、天津油漆厂的部分设备和人员（350人），迁往甘肃天水，并入天水油漆厂。
迁建企业是一线支援三线建设的一种主要形式。辽宁省委、各相关市委对支援工作高度重视，并且下了很大的决心，政治动员工作到位，各迁建单位顾全大局，充分体现出全国一盘棋的思想。由于在迁建中贯彻了“中心型、专业化”的原则，加上一线与三线的密切配合，老厂贯彻执行了“包迁、帮迁、包投产”的精神，所以收到了投资少、建设快、投产快的效果。同时，老厂把先进经验也带了过去。这批迁建企业与辽宁过去建新厂大不相同，走的弯路少，从投产之日起，就达到了较好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可以说，辽宁支援三线的工作做得很好，成绩很大。鞍钢第二中板厂是迁入重庆钢铁公司的一个机械化轧钢厂，鞍钢发扬了很高的风格，在迁厂时不仅为重庆钢铁公司配备了较强的领导班子，选拔了政治条件好、技术等级高（平均3.9级）的技术工人，而且对迁出的67个机组和390多台电机设备进行了全面检修。凡是有缺陷的部分，都进行了修理和更换，清除了所有电机设备的油垢、铁锈，并进行了喷漆、镀锌，检修质量都达到了技术标准。对2200多箱设备、备件的包装，做到了“不坏、不乱、不丢”，没有一件差错；重达7000多吨的设备装运241辆货车，经长途运输到达重钢时，全部完好无损。沈阳气体压缩机厂迁入重庆华中机械厂的59台设备，检修后基本上达到了原来出厂标准的有3/4，其余设备，也都满足了工艺要求。另外，许多迁出单位，不仅用良好设备支援内地，而且在调人的同时，还把职工日常生活用具如床、椅、桌、凳，甚至连扩音器都迁了去。可以说，迁建任务克服了许多困难，都很好地完成了搬迁和生产任务。
搬迁的企业，有的是并入内地企业的，对内地企业起到了充实、提高或补缺的作用；有的是利用内地的下马工程进行安装建设的，节省了资金，加快了建设速度；有的是新建项目。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如此工程浩大的迁建工作，确实超出人们的预料和想象，迁建中表现出的办事高效率，严密的组织工作和广大干部职工呈现出的意气风发的精神，也是今天我们在各项建设中需要学习和发扬的。
1965年9月，中央召开迁建工作会议。会后，为了解迁建工作情况，协调解决搬迁中的问题，东北局派东北局经委副主任孙洪志、黑龙江经委主任冯仲斌和辽宁省经委副主任薛泉等人组成赴西南、西北三线访问团，到成都、重庆、西安、西宁、兰州、银川等地访问了由东北地区迁往内地的52个单位。对这些单位的职工和家属进行了慰问，并听取了迁入地区的中央局、省、市委负责人对迁建工作的意见。孙洪志等人回到沈阳后，向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书记顾卓新作了书面汇报。宋任穷将这个汇报材料呈送给彭真、薄一波、余秋里和谷牧。后来，东北局就东北地区迁建工作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给中央写了报告。
1966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的《关于老基地、老企业支援三线钢铁基地建设的决定》，辽宁省和鞍山钢铁公司还负责包建攀枝花钢铁基地和贵州水城铁厂。从筹建、施工到建成投产，从配备领导班子和技术骨干、提供设备和原材料到承担试验研究工作、提供技术资料和备品备件等，辽宁省和鞍山钢铁公司都非常重视，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全面负责，一包到底。
在支援大三线建设的同时，东北局还根据中央提出的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的要求，部署在东北地区加强了小三线建设。辽宁省按照东北局的指示，在小后方迁建了一些常规兵器的工厂。1965年5月，河北、内蒙古和辽宁三省区在天津召开后方基地建设会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朱理治主持了会议。会议具体研究了三省区后方基地的军工建设、军工配套、交通通信、后方工业建设、粮食生产等问题。1966年9月，东北局在沈阳召开东北地区小三线基本建设和生产试制会议，讨论通过了小三线生产和建设的十条规定。会议指出，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在小三线建设中，在东北局和三省省委的具体领导下，经过参加小三线建设职工的积极努力，以及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同，在基本建设和生产试制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并初步摸索出一些经验。小三线建设项目，特别是军工，基本上贯彻执行了“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发挥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精神。小三线建设整个形势是大好的，各项工作均有很大进步。（中共中央东北局文件1966年第94号：《东北局批转东北局计委、经委关于“东北区小三线基本建设和生产试制工作会议的报告”》，1966年10月18日，第3-12页。）由于当时已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包括辽宁在内的东北三省关于小三线建设的方针和措施虽然有许多可取之处，但也打上了“左”的深深烙印，有些是不切合实际的。
支援三线建设，虽然已经过去50多年了，但其影响是深远的，它在当时对于改变我国内地与沿海地区工业发展的不平衡，促进西南、西北地区和全国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辽宁省在支援三线建设中，体现出全国一盘棋思想和大局意识，发挥了老工业基地的优势和作用，输出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为西南、西北地区和全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单位：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
上海小三线建设的历史回顾
◎黄金平
上海小三线（即上海市后方基地）是上海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在安徽南部山区和浙江西部山区等地建设起来的，以生产常规兵器为主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自1965年开始着手建设，到1988年全部无偿移交给安徽省，历经24年，共建成81家全民所有制独立单位，职工及职工家属超过7万人，总投资7.52亿元，是全国各省市小三线建设中门类最全、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
一、上海小三线建设的背景
所谓三线，是指20世纪60年代将我国大陆地区由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划分三道线，其中一线地区指沿海及边疆地区，如北京、上海、广东、福建、西藏、新疆、内蒙古等；二线地区是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部地区；三线地区则包括属于内地的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
三线又分大三线和小三线，大三线是指我国西南的云、贵、川和西北的陕、甘、宁、青地区，小三线是指一、二线各省市自治区的后方腹地。例如，上海的小三线是安徽皖南、浙江西部及江西中部（吉安等地）。
小三线建设的大背景是三线建设。中央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主要是从国防安全和经济形势的需要两方面来考虑的。
面对我国周边紧张局势和经济形势，毛泽东在1964年到1965年间，多次指示“要准备打仗”，“第一线和第二线要搞三线”，“沿海各省市要搞点小的，属于地方军工厂”，“三线建设要抓紧”，“现在再不建设第三线，就如同大革命时期不下乡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同时，还说“内地建设不好，我就一天也睡不好觉”，“有困难，要克服；钱不够，把我的工资拿出来，没有路，骑毛驴去”。1964年，党中央做出了迁建工作的决定，指示在三线地区进行大规模新建和扩建的同时，从一线往内地搬迁一些工厂，带过去设备和技术力量，以尽快建成战略后方基地，完成备战任务和改善工业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