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调整企业布局。主要是对一些钻山太深、布局过散、厂址存在严重问题的企业，分别采取三种办法进行调整：首先是就地改善条件、调整产品方向；其次是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科研院、所在中心城市建立技术开发部；第三是在原址无法生存的企业，依托中心城市进行迁并或迁建。“七五”和“八五”期间四川列入国家三线调整的项目占全国的30%，投资规模占35%，均列国家首位。企业搬离偏远山区后，生产经营条件和生活环境都得到了极大改善，“八五”期间搬迁的企业，销售收入比搬迁前增长了近3倍。（何郝炬等编：《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页。）
二是调整产品结构。在国家国防战略由准备应付大规模战争转向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后，三线企业大都出现了军品订货锐减、生产任务不足、大量生产线闲置和企业亏损严重等诸多问题，而且这些企业的产品和生产结构单一，专业性很强，转向不易。因此四川三线企业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按照中央提出的“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十六字方针进行改造。1980年2月，四川省委指出，应该采取措施调动军工的积极性，把三线建设形成的军工力量运用于工业的改造和提高。省委要求军工各部门和企业要积极安排落实，认真组织好民品“拳头产品”。“六五”期间，四川有82%的军工企业有了支柱产品和稳定的配套产品，52%的企业民品产值占企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30%的企业做到了“以民养军”（杨超等编：《当代中国的四川》（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2页。）。
三是推动三线企业走向市场。三线企业的调整一开始就打上了市场经济的烙印，它既是国民经济的调整内容，又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同步。依靠国家计划进行调整，三线企业的状况虽然有所改观，但规模经济的形成并不理想。1980年，四川省政府提出，军工民品的生产实行计划调节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国家计划指导，地方统筹安排。1983年，四川省委提出，探索军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路子，是中央赋予重庆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搞活西南经济、充分发挥大三线建设作用的一项重大决策。1986年10月，四川省委、省政府在关于《振兴四川经济的几个问题的意见》中，提出要围绕产品优势，组织有竞争力的企业集团，把产品打入省外和国际市场。许多企业抓住机遇，一方面采取主动走出去，发展横向经济联系，特别是到沿海开放城市或中心城市开窗口的办法，弥补自身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弱点；另一方面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一步巩固和发挥企业装备、人才的优势，使自身实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壮大。与此同时，国家和各地区党委、政府也通过组织专业性合作和工贸结合为主要内容的洽谈会，扶持三线企业产品出口、推动三线企业与地方企业组成生产经营协作联合体等方式，为三线企业走向市场经济积极创造条件。一大批三线军工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洗礼中迅速壮大。
四是推动国防科研院所融入地方经济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对国防科研院所不同于一般科研机构的尖端性、超前性、强制性和保密性的特点比较重视，但对国防科研院所相同于一般科研机构的生产科技产品以及进一步转化科技成果的共性重视不够。三线国防科研院所是我国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集中度最高的单位之一，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不但是科技强军和推进我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快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步伐的需要。1986年，四川省委指出，要尽快打破国防科技小天地、与国民经济建设分离的“两张皮”局面。在国民经济管理体系中，建立一种军民融合、军民一体化的新管理体制。以四川绵阳这个中等城市为例，新中国成立后这里聚集了大量代表国家水平的国防科研院所、许多重要科技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和十分丰富的科研成果，其国防科技优势的充分转化和利用，对四川甚至西部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辐射和带动作用。1991年10月，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国务院三线办决定，将绵阳作为全国“军转民科技兴市”试点城市。
五、四川三线建设的意义
20世纪60年代中期决策和展开的三线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采用特定的方式、按照预定的目标进行的一次以国防工业为中心、牵动全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实践证明，三线建设的决策正确，成绩斐然，它对增强我国的经济和国防实力、改善生产力布局、促进内地资源的开发、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有着重大的作用和意义。四川是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国家对四川的投资也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峰，四川三线建设所用资金约占中央对整个三线地区投资的近1/3。中央依靠高度集中的行政计划体制对四川三线建设的大规模投资，对四川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我国战略后方建立起配套完整的国防工业基地
三线建设最主要、最直接的目标是在我国西南、西北地区建设起一个配套设施基本完整的国防工业战略后方基地。经过10余年的努力，四川成为国家在内陆腹地的重要国防工业和科技基地，基本实现了预定目标。1965—1978年间，共建成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研究院所以及配套单位150多个，其中大中型企业占97%，固定资产原值占全国国防科技企业的17%和三线地区的32%，职工人数占全国国防科技工业的14.5%和三线地区的31.4%。（何郝炬等编：《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页。）从行业来看，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航空工业建成了中国技术水平最高的航空研究制造基地；航天事业建成了新的卫星发射中心；在核工业领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的先后成立，使四川的核能研究、生产、应用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经过三线建设，四川的国防科技工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行业和门类较齐全、技术装备较好、科技力量较强、能独立研制多种军品和民品的生产科研体系，成为我国战略发展后方基地的主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核工业和航天工业的建立，使“超级大国”垄断核武器、制造“核威胁”成为空话，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二）改善了生产力布局，建立起新兴工业基地
三线建设中，四川建成了300多个大中型企业，拥有了全部38个重工业门类，160个全国主要工业行业中的95%四川都有。除国防科技外，与之配套和服务的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发展很快。三线建设时期，国家集中力量发展四川的钢铁工业，主要建设项目有攀枝花钢铁基地、重庆钢铁基地、成都地区钢铁工厂，另外还有一批改建扩建项目。对有色金属工业累计投资100多亿元，除对原有企业进行改扩建以外，还在重庆建成了西南铝加工厂。三线化学工业的建设主要是为国防军工配套的重水、炸药、树脂、橡胶、医药以及为农业服务的化肥和其他化工项目，四川重点建设了峨眉水泥厂和西南玻璃厂等。
三线建设使四川的能源与矿产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1950—1983年，国家对四川煤炭工业投资总计1003240万元，三线建设时期占60%以上；国家对四川的石油及天然气工业投资总计293063万元，三线建设时期占70%以上；同期国家对四川电子工业投资44686万元，三线建设时期占60%以上（卢周来：《三线建设与改造对四川省经济的影响及启示》，《军事经济研究》1996年第7期，第37页。）；1965—1979年，四川的铁矿石开采能力由40.69万吨增加到817.15万吨，炼铁能力由38.89万吨增加到271.69万吨，炼钢能力由59.56万吨增加到289.7万吨，钢铁生产能力由92.48万吨增加到251.85万吨，发电装机容量由83.47万千瓦增加到379.32万千瓦，水泥生产能力由117万吨增加到556.88万吨。（何郝炬等编：《三线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页。）经过三线建设，四川成为全国五大钢铁生产基地之一、四大电子工业基地之一、三大电站成套设备生产基地之一，机械工业形成了以重型矿山和工程机械制造、汽车、仪器仪表、农业机械等较完整的体系，天然气、水泥、化肥的制造能力也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三）使四川的基础设施有了质的改观
三线建设前，四川省的交通、能源、矿产、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落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1964年以前，全省公路通车里程仅有9000多公里，铁路线也只有成渝、宝成、内宜、川黔四条。其中内宜线仅在四川境内，而成渝、宝成、川黔线都始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运载能力已经不能满足四川对外交流日益扩大的需要，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三线建设时期，国家不仅对成渝、宝成、川黔三路进行了改造（其中宝成线于1967年至1975年进行电气化改造，是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又新投资建设了两条重要省际铁路干线——成昆线与襄渝线（其中成昆线是我国第一条全线一次采用内燃机车牵引的一级干线）。同时，四川的公路建设也迅速发展，总里程增至8万多公里，约占全国的9%，位列全国第一。此外，三线建设期间的公路多为配合三线企业而修建，而这些企业分布较散、离大城市较远，因此这一时期的公路建设对解决四川偏远地区的交通难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期，为配合三线建设，四川的邮电通信事业也得到较快发展。
（四）新兴工业城市和企业群崛起，奠定了工业发展格局
三线建设前，四川的工业只集中在重庆、成都等几个大城市；经过三线建设，四川的工业布局进一步展开。随着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以川南盐化为中心的天然气化工生产基地，以成都、德阳、绵阳、广元为中心的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的建立，四川的工业布局开始由几个中心城市向全省扩展，工业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也为四川经济更好地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新兴工业城市在荒原中崛起，古老的城镇焕发了青春。新建铁路的通车，矿产资源的开发，现代工业的布点，都使建设项目所在古老城镇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攀枝花是在三线建设中诞生的新兴城市的典型代表。此外，德阳、绵阳、广元、乐山、自贡、泸州等城市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三线建设的指导方针是，关键项目原则上不放在中心城市，但为了抢时间，也把一批基础工业和配套项目放在有一定条件的老工业城市，这样也使重庆、成都等中心城市的机械、电子、国防、轻纺和原材料工业得到了较大发展，增强了经济实力。
（五）使“老、少、边、穷”地区社会经济面貌得到改变
我国全国人口的约60%、少数民族人口的80%以上生活在内地。一般来说，内地人民生活水平低于沿海，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则更低一些。四川是一个多民族省，由于历史原因，甘孜、阿坝、凉山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缓慢。三线建设在这些经济发展十分落后的地区布点和展开，特别是成昆和襄渝铁路的建成通车，大大促进了这些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例如大凉山地区的四川越西县，彝族人口占60%，过去由于交通闭塞，山区人民长期刀耕火种，货物全靠人扛马驮。成昆铁路修建后，铁路通过该县的里程约79公里，境内设有9个车站，全县有50多个乡镇通了汽车，交通环境的改善使经济发展的条件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些对于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和共同繁荣，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协调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作者单位：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四川三线建设研究综述
◎戴忠东 王癸鳕 赵黎
三线建设，是我国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从备战出发而进行的以国防工业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大后方建设，共投入资金2052亿元，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四川为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建成了300多个以国防科技为主的企业单位和科研院所，形成了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交通能源、基础工业及国防工业体系，实现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在我国西部纵深地区建设一个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的目标。改革开放后，特别是随着国家对三线企业的调整改造以及新世纪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学术界逐步开始加深对三线建设这一新中国经济建设史上的重大事件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四川的三线建设研究相应开展起来，并逐渐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
一、四川三线建设研究队伍和研究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