漱溟6岁开始读书，因瘠瘦多病，气力微弱，未见聪慧，反显呆笨。在小学里的课业成绩“虽不是极劣，总是中等以下”。[23]有一次翻杠子跌伤后，再也不敢轻试，所以同学们生龙活虎地玩耍时，他总是在一边看，完全没有童少的活泼勇健之气。再加之爱想问题，神情颜色皆不似一少年，所以同学们给了他一个外号，叫“小老哥”。
漱溟的课业，除头年在家接受蒙学教育外，其余均在新式学堂。开蒙所及，仅止于《三字经》，即改读《地球韵言》了。所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他年少时一点都没有接触过，这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罕见的情况。漱溟7岁即进了当时北京的第一所洋学堂——中西小学堂，既念中文，也念英文。后来又分别在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蒙养学堂和江苏小学堂就读，所接受的都是新式教育，这些男女同班、采用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教科书、有英文教学的小学校，灌输给梁漱溟以最初的西方文化科学知识，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从小就“大开了眼孔”来看这个世界，感受到了异质文化的风采。
除了学堂教育外，漱溟还渐渐养成了自学的习惯，而当时最好的课外读物就是《启蒙画报》和《京话日报》。这两种报刊均是梁济之昆弟交、为漱溟父执的彭翼仲（诒孙）所办，在当时的北方地区有较大的影响。《启蒙画报》的主要内容是科学常识，其次是历史掌故、名人轶事，涉及天文、地理、博物、理化、算学、历史等，全是白话文，并配有图画，用寓言或讲故事的方式，揭示一个科学道理，或是叙述一段历史事件，读来饶有趣味。漱溟儿时的许多知识，都是从那里面得来的，“并且启发我胸中很多道理，一直影响我到后来”。[24]《京话日报》的主要内容是新闻和评论，新闻以本地的为主，国际国内大事次之，评论多半指摘社会病痛，或鼓吹一种社会运动，甚有推促力量，能产生很大影响。如当时的提倡抵制美货、反对英属非洲虐待华工、“国民捐”等活动，均是由这家报纸著论，引来关注，掀起舆论，尔后发动起的。这些新闻与时论引起漱溟的极大兴趣，激发了他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心与思考，并进而引导其深入地钻研。他说：
我的自学，最得力于杂志报纸。许多专门书或重要典籍之阅读，常是从杂志报纸先引起兴趣和注意，然后方觅它来读底。即如中国的经书以至佛典，亦都是如此。他如社会科学各门的书，更不待言。[25]
入中学后，这种自觉习惯更因先辈的人格感召，而使“心灵隐然萌露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常有自课于自己”的不容己之心，“不论何事，很少须要人督迫”。[26]漱溟自认为他不依傍他人、自做主宰的性情，以及关心国事、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情怀，均与早年自学习惯的养成和发挥有关。
1906年夏，14岁的漱溟考入顺天中学堂，开始了他5年半的中学生活。顺天中学堂为福建人陈璧所办，是北京最早的中学之一，与漱溟同年的张申府、汤用彤二人稍后也进入该校就读。当时的课目，大半集中在英算两门，学生多用力于此。漱溟与廖福申、王毓芳、姚万里三同学结为好友，相勉自学。他们往往不等老师课堂讲授，已先行预修，这使漱溟越发自信“没有不能自学的功课”。漱溟于国文不甚措意，国文讲义照例不看，国文先生所讲照例不听，不喜中国旧书。但因报刊知识的积累，使得他作文成绩还算不错，往往能不落俗套，出奇制胜，而且总是喜欢做点翻案文章。对此，一年老先生十分恼火，在他作文卷后写了“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的批语；而另一先生却十分欣赏他，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批语相勉励。当时的漱溟：
性情稍好古怪，有夸大狂，想做大伟人，总想由我一个人来担任国家的事。这并不是随便去想的，认得很真切，简直好像已经成了伟人一般，很傲慢。[27]
所以好友廖福申以“傲”为之命名。[28]当时漱溟的兴趣不在课堂所学，而真正认真的学习依然是在课外的自学。在“一股向上之心”的驱使下，他对两个问题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漱溟认为概括其一生的主要精力和心机，无非都是用在这两个问题上。“而这两个问题的开端和确立，便自中学时代始。”[29]
到了高年级，漱溟的自学材料范围更广，也更贴近时事。“始在光宣间，父子并嗜读新会梁氏书。溟日手《新民丛报》若《国风报》一本，肆为议论。”[30]这些从日本传递进来，或是上海出版的新潮报刊，使得漱溟获得了“当时内地寻常一个中学生所不能有的丰富资源”，远非课堂所学能比。除了书报资料对其学识的提点与扩延外，漱溟此时又结识了两个新朋友，他们对其思想和行为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是郭人麟，此君“天资绝高，思想超脱，虽年不过十八九而学问几如老宿”，于老、庄、易、佛皆有心得，尤喜谭嗣同之《仁学》。漱溟对他崇拜之极，尊为郭师，得暇便去请教，并记录他的谈话订成册本，题曰“郭师语录”。这种殊怪的拜服之举，甚至引来了同学们的讥笑，号之为“梁贤人”、“郭圣人”。在郭的影响下，漱溟始自知所持功利思想之浅薄，而意识到文学、哲学等非立见功效而有助人格修养的学问之重要，开始涉足他以前瞧不起的中国传统文化诸领域。二是甄元熙，一位由广东北上、早与革命党有联系的、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他与漱溟同班，在政治上直接影响了漱溟早年的思想，由钦慕新会梁氏的立宪主张，转而为支持革命派。后来，他便介绍漱溟加入了京津同盟会，两人成为辛亥革命时期患难与共的战友。
1.2 青春期的历练
1911年冬，漱溟由顺天中学堂毕业。此时的他，在思想经历上已发生了两个重大的转变：一是抛弃了功利主义的见解，重新思考人生问题，彷徨中不知不觉地向印度的出世思想靠拢。二是由立宪派转为革命派，并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思虑付诸实际的行动。
受梁济的影响，漱溟自14岁始，即已立定了自己胸中的价值标准，“以利害得失来说明是非善恶”，认为人生就是去苦就乐、趋利避害而已。[31]济之思想，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危殆情势所刺激，受曾胡用兵之后崇尚事功的风气之鼓荡，而自然接近于功利主义。他以“有用处”三字来评价世间一切事，有用处即是好，无用处即是不好。他自己虽也曾读书中举，但最看不起读书人，看不起做文章的人，时常叹息痛恨中国事事为文人所误。梁济务实疾虚的思想，漱溟认为“极近古代墨家一流，亦似与清初之颜李学派多同其主张”，但主要还是为近代中国事事不如人的情势所激。这种偏宕之想，确实代表了世纪之交多数中国人的看法，这也深深影响到了漱溟少年时代的思想。大约自入中学，漱溟即秉持此一观点，“抱一种狭隘功利见解，重事功而轻学问”，[32]他的救国救世的自负念头、目空一切的傲气，以及讨厌传统学问之课堂灌输和只着迷于关涉时事的自学，显然都与此有关。这种于“绕膝趋庭日夕感染中”所最早形成的功利思想，经与郭人麟接交后，即告瓦解，郭的精神完全笼罩了漱溟，打破了他对实用和功利的执著沉迷，从而走出了他早期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
梁氏父子，原本同倾心于梁启超的君主立宪主张，而辛亥前夕，漱溟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由主张立宪转而同情革命。故两人“洎入民国，渐以生乖。公厌薄党人，而溟故袒之。公痛嫉议员并疑其制度，而溟力护国会，语必致迕”。[33]漱溟的这一转变与甄元熙有关，他们彼此间经常秘密进行笔战和面对面的辩论，最后梁为甄的革命激情所感动、所影响。加之清廷的假立宪使漱溟渐渐失望，“深感时局如此，宪政肯定无望，革命便是唯一的出路了”。[34]于是，在甄的介绍下，他加入了京津同盟会；并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剪了辫子，以示与清王朝的绝决。漱溟加入同盟会后，经常去东单三条一间由京津保支部开设的沿街小杂货店，听消息，议国事，传递革命书刊；有时也守店面卖货，有一次还奉派到京郊购置一批带玻璃罩的煤油灯。当时，京津同盟会为了配合南方革命党的军事行动，搞了一系列的刺杀活动，漱溟虽未直接参加，但也有所预闻，尤其是彭家珍刺杀良弼的行动，曾强烈地震撼了他的心灵。南北议和后，漱溟进了《民国报》工作。《民国报》虽不是同盟会的机关报，但同样也宣传同盟会的政治主张，它的创办者和大多数人员均是同盟会的会员。社长甄元熙，总编辑孙炳文，都是老资格的革命党人，亦是漱溟当时最为亲近和要好的朋友。漱溟写稿时常用寿民或瘦民作笔名，有一次孙总编为他写了一把扇面，上题“漱溟”二字，正合他意，从此便以“漱溟”为名，本名反而鲜为人知了。
“由求学而革命”，这是漱溟对他那个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成长历程的一个精辟概括。最先感受到世界潮流和容纳了外来新知的青年学生，正值热血沸腾年龄，怀抱救世济民和改造社会的宏愿，对一切都充满了理想和憧憬，当时的漱溟“正是其中之一个”：
我由学校出来，第一步踏入广大社会，不是就了某一项职业，而是参加革命。[35]
作为《民国报》的外勤记者，他有机会深入社会各阶层，接触各色人等，上至总统府、国务院，下至社会团体、街头巷尾，无处不到，所涉猎的政坛见闻很多，也了解到了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阴暗面。他亲历了在袁世凯一手导演下，拒绝南下就任、吓唬迎袁专使的“兵变”闹剧，也目睹了袁世凯窃国得逞、黄袍加身的临时大总统宣誓就职大典。尤其是第一届正式国会开张后，参众两院“八百罗汉”们的种种丑恶行径，更是让他感到彻底的失望。越采访，他就越感觉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
当时议会内党派的离合，国务院的改组，袁世凯的许多操纵运用，皆映于吾目而了了于吾心。
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36]
当时的名记者、社评家黄远庸（1885—1915）曾就议会之事著《苦海呻吟录》，谓“近日政界，乃不知下笔将从何处说起，其第一苦处，即吾辈自认已无复气力写出此等千奇百怪千险万恶之社会也”。[37]有一个笑话，说当时的议员卖身于甲乙各党，有人代草了卖身文契一张，有云：专员某甲，今以本身所买得之议员一名卖与某贵党，连皮带骨，一切不留，自卖与贵党之后，任从贵党为非作歹，本员无不服从。这真可谓穷形尽相。面对如此黑暗的政局，漱溟多年来为之奋斗的理想彻底破灭，他说：
民国成立之后，我以为政治改造之要求已属达到，或可说已有希望，而事实上乃大不如此。反至一年远似一年，一年不如一年，开始时还似有希望，而日后则越来越绝望。[38]
政治上的绝望，使漱溟退出了《民国报》，也自动脱离了由同盟会改组后的国民党，而居家进一步深思社会、反省人生。这时的漱溟在思想进路上表现出了短暂的双向抉择：因愤激于社会上种种不平等现象而倾向于社会主义，又因纠结于人生之苦乐一大问题而醉心于佛教。
当时由张继翻译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所著《社会主义之神髓》一书，引起了漱溟的极大兴趣，“阅后，心乃为之大动”。认同于世间一切罪恶皆源于私有财产制度的观点，认为人类可惊可惧的日趋衰败，教育家、卫生家，以及宗教、道德、哲学都挽救不了，只有拔本塞源，废除私有制度，一切归公，才可免去人与人之间的竞相争夺。尽管漱溟当时对社会主义所知甚少，但为热情所鼓舞，撰成《社会主义粹言》，自己写于腊纸，油印数十本赠人。书中所举例子，不外乎女戏子强扮笑颜、委曲承欢，“好好女子，受人家的糟蹋侮弄”；而富者“花钱造孽”、威福自恣；白发老头拉人力车，为乘客催迫，一跤跌倒，头破血出；瘦小饿汉，只因夺食充饥，而被警察五花大绑，牵行于街市，等等。[39]这些充斥社会、随处可见的不平等现象，漱溟过之于目而惨恻于心，胸中早藏不平之气，一旦遇到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批判性很强的学说，便自然产生了一种亲和感而心向往之。但这显然只是一种情绪上的接近和容受，而缺乏全面的理解，更谈不上任何深刻性。正如漱溟自己后来所说的：
那时思想，仅属人生问题一面之一种社会理想，还没有扣合到中国问题上。换言之，那时只有见于人类生活须要社会主义，却没有见社会主义在中国问题上，有其特殊需要。[40]
但幼稚恰恰是根芽，后来漱溟以乡建运动改造社会的努力，不能不说是再续前缘。因为私有制度“和我倡导的合理人生态度，根本冲突；在这种制度下，难得容我们本着合理的人生态度去走”。[41]尽管乡建派与社会主义殊途异辙，但改造社会的目的性是一致的。所以漱溟虽不赞成走社会主义道路，却肯定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