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人。出身于一个中等农家。六岁入私塾接受旧式教育。十岁即离开家乡入长沙明德小学，次年转入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的益智学堂，开始学习英文。十七岁时赴美国留学，始为半工半读，后以成绩优异而获湖南省官费资助，先后就读于派克学堂、奥柏林学院。其间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曾应基督教青年会之召，前往法国为赴法的中国劳工服务。战后重返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攻历史，获哲学博士学位。旋即回国，先后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致力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外交史研究。自1935年始，以学者身份从政，历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救济总署署长等职。1949年以后，又任台湾“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大使”等职。1965年5月退休后，原计划重回学术生涯，撰写回忆录与中国近代史专书，不期因癌症不治于10月9日病逝于纽约。
近代的湖南，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省份。1844年邵阳人魏源（1794-1857）刊行《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成为最早“睁眼看世界”的学人。其后的曾国藩（1811-1872）身体力行，以学问与事功成就其“伟人”事业。稍后郭嵩焘（1818-1891）出任清政府首任驻英公使，遍历欧陆，屡次上书当局，建议不但可以接受外国的武器、轮船、铁路，更可采纳借鉴西方进步的政治经济模式，全面地“走向世界”。不过这种远远超过同时代人的思想，在当时是不可能被理解与接受的。但此后风气大开，“经世致用”的学风士风盛行交通闭塞的湖南大地。数十年潜移默化之功，涌现出谭嗣同、陈天华、黄兴、宋教仁、蔡锷等大批仁人志士，一时湖南人才号称鼎盛。稍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等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青少年时代。
1895年12月出生的蒋廷黻，十岁时进入长沙明德小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当时的明德小学实为湖南“爱国主义教育”的中心（黄兴、张继此前曾在该校任教），蒋廷黻后来经常提到他的“国家观念”就是在明德时期形成的，乃是实言。在当时的明德、省立师范等新式学校中还流行一句口号：“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为普鲁士。”意思是在新中国的建立过程中，湖南人一定要担任最重要的角色，体现了一股湘人的豪气。蒋廷黻受到这种激进的思想环境熏陶，潜意识中自然有了将来干一番大事业的壮志雄心。
1929年，度过了十年留学生涯与有了六年国内大学任教经历的蒋廷黻，已经明确了自己的学术方向与人生理想，即以自身学识与经验来报效祖国。是年5月受命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即着手大胆地改革旧的教学与治学路径。他放弃“治史书而非治史学”的传统史学方法，除了本人致力专攻近代史与外交史之外，还组织专门班子开设与中国前途密切相关的日本史、俄国史课程，提倡学问为现实服务，即是“学以致用”的显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基于国难当头的现实，他与胡適、丁文江等人创办《独立评论》杂志，发表学者们对时政的看法。他本人撰写了大量政论文章，阐明自己对内政外交的见解，这引起了时在南昌的蒋介石的注意。1933年、1934年受蒋介石之召，二人多次“面谈”。1935年11月，蒋廷黻不顾众多友人的劝阻，决然跳入政治“火坑”，担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从此踏上从政的不归之路。这可以说是蒋廷黻自觉或不自觉的必然选择。
蒋廷黻晚年与故交李济交谈时的一段对话很能体现他对自己人生道路的评判。李济：“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蒋没有正面作答，他以惯熟的外交辞令回答：“济之，现在到底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李济是研究撰著上古史的专家，蒋廷黻不好当面贬低“写历史”的贡献，况且自己也曾“写”过十多年的“历史”，但他显然对“创造历史”更有兴趣并引以“自豪”。
蒋廷黻作为一个有着特殊经历和身份的“重要人物”，其回忆录确实有着较为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可惜其“口述自传”仅完成了大约一半即病故，本书仅仅反映了他前半生的经历，抗战以后的部分未能完成。这和他在清华任教时立志用十年时间撰写出《中国近代史》的宿愿未能实现一样，给相关研究者留下了永远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