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的人都吓坏了，一拥而上围了过来，包括那个使者。下一瞬间，田仁朗却突然跳了起来，把该使者一把扭住，摁倒在地。这下子全乱套了，有帮田仁朗抓使者的，更有使者的跟班来解围的，最后的结果是强龙压不住地头蛇，不管该使者怎么大喊“田仁朗等谋反，杀使者”都没用，一干天使人等被关进了秦州大牢。
一顿小棒子炖肉之后，这人招了。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朝廷派来的使者，更不是赵光义在开封府时的亲信。他叫李飞雄，是秦州节度判官李若愚的儿子，凤翔盩厔尉张季英的女婿。
这人胸怀大志，可惜异想天开。他从他父亲那里知道了秦州府的所有官方秘密，包括府库兵甲等具体数字，然后从京师到凤翔府去探望他的老丈人，趁人不备，他偷走了他老丈人的官马，一路狂奔，选在一个夜里，进了一家官方驿站，用老丈人的官马骗取了驿站管事的信任，声称自己是奉命巡边的使者。然后以使者的身份，选了一个驿站的兵卒做跟班，再用同样的手法滚雪球一样地把姚承遂、王守定等人骗到手里，跟着他一起到秦州的清水县去杀人，接管军队。
然后就是山高皇帝远，此地归我管……计划怎么样？理论上很周密，行动上很传奇，最后的结果也很惨烈。他怎么也没想到清水县就真有一个原晋王府的亲信，而且他演的李鬼太沉不住气，直接就泄了底。
之后的事就是涉案人等全部腰斩，包括同样被骗的姚承遂、王守定等人，以及当初那个驿店的管事和士卒。至于李飞雄，他被夷三族，连同他的亲家全家一起死光光。
分析一下这件事，似乎完全是个个案，像他这样突发奇想，除了自己以外，连个同谋都没有，就敢去颠覆大宋，从赵光义的嘴里往外分食吃，怎么看都是一个地道的疯子。但问题不在他的IQ指数上，而是要想一下，为什么他能一路行骗，仅仅凭着一匹官马以及“朝廷使者”的名头，就能把那么多的沿途官吏都玩弄于股掌之中？甚至到了边镇，一句话就把全部武将都上了绑，差一点就全被砍了脑袋？
而且要强调的是，这些职业玩刀子的人不仅没敢反抗，就连怀疑都不敢，如果不是刘文裕想拉关系走后门，就真的被集体拿下冤杀了。
为什么呢？要知道，这时只不过是太平兴国三年，也就是赵光义刚刚当上皇帝不到两年，难道武人就已经混得这样矬了吗？
事实上，是早就这样矬了。众所周知，宋朝的武将没地位，可谁也想不到他们竟然是以这样的速度失去地位的。
有一件事足以说明问题。
话说有能耐的伙计连老板都得另眼看待，那么给整个国家守大门的将军又应该有什么样的待遇呢？别说之前的五代以及大唐，就算是一手创立宋朝兵制、打压武人气焰的宋太祖赵匡胤，都对边境上的军队实行两种制度。
边防军可以随意动用当地的财政赋税收入，可以独立从商营利，不仅可对内，对外和异族交易也可以，而且一律免税。可以随意动用得来的钱招募勇士、收买间谍、奖励士卒……总之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都不算，赵匡胤还在开封城里给这些边关大佬修别墅，规格之高连施工的官员都看不过去，上报——这不对，都超过皇室亲戚的规格了！
赵匡胤却大骂——不懂就闭嘴！边关将士远比什么皇室重要，“急速造来，无使复言”！
到了赵光义时代又怎么样呢？在他刚登基时，不超过一个月，边关就出事了，而且是最恶劣的那种，边关将领们窝里反。
瀛州防御使、监霸州军马仁瑀，擅自命令部下出边境掠夺，选择的出境口是齐州防御使、判齐州李汉超的地段。这就出事了，马仁瑀不地道，抢了李汉超的口中食不说，还给李汉超吃了个大苍蝇。因为事后契丹那边必定要报复，可找谁呢？只能是李汉超。马仁瑀整个白占了便宜，还把李汉超当傻子耍。
李汉超恶性勃发，马上就找马仁瑀火并。
新皇帝赵光义出面了，他不打不骂、不急不躁，相反，选择的办法非常温馨，充满了以前晋王的仁者风范。
他派人分别给马仁瑀和李汉超送去大批的金银缎帛，并且摆酒给两人说和劝解。
矛盾是暂时的，友谊是长久的，和谐是必需的。于是一场边关火并就此平息。事情过后，赵光义才找了个机会，把马仁瑀调到了辽州，让他们俩离远点。
以上的事情，似乎表明了赵光义是个相当可人的领导，至少比他哥哥要温柔多了。但是，历史证明，武将们把事情给做错了。是的，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件事是马仁瑀、李汉超，甚至更多的武将合伙演的一出戏，用意就是要给赵光义一个下马威，让新皇帝知道些好歹，从而捞到更多的好处。
更没证据能表明，这件事之后武将们都很开心，因为他们的目的达到了，皇帝还真的是蛮上路的，他们惹祸可皇帝摆酒，面子大得没话说。
事实是这直接给赵光义敲响了警钟，让他刚上任就不得不对武将们重新审视。而且，“豪勇”的武将们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赵光义不是怕他们，而是在乎这件事对他的“国王之梦”的影响。
那时远征北汉的禁军还没回国。
想想看，国内的事情还没全搞定，禁军又都在国外，边境再出事，那就真的外焦里嫩彻底歇菜了。所以，赵光义只能选择保持晋王的老面孔——我忍。
但事情没完，时限转眼就到。转过年来，潘美、党进刚刚回国报到，赵光义就立即变脸，他向全国所有的节度使下达了一条死命令。
令——天下诸州把各节度使子弟的名单全部上报，然后按名单要人，限期到京。一共有一百多人，把这些高干子弟都补充到殿前司去，去干一些承旨之类的贱职，就此圈养。
这是在做什么呢？对，人质。赵光义已经把部下们当成了各封建属国，要他们送自己的儿子进京为质，以后听命令服从指挥就一切都好，不然他们的儿子就会人头落地！
是可忍，孰不可忍？！
职业军人们本已经开始淡泊的血性杀气被空前的危机感再次唤醒了，每个人都不自觉地握住了刀柄。那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一生刀头舔血、九死一生，为的是什么？难道不是封妻荫子吗？可现在居然连儿子的命都要保不住了！谁知道这个变脸比翻书还快的新皇上什么时候会彻底翻脸，与其那时受苦，不如这时痛快！
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时京城里出现了一个被当时的士大夫们所激赏、更被后世的文人们全体称颂的“文明”之举。
国家的第一军人枢密使曹彬，无论什么时候，走在哪条街上，只要迎面遇到了士大夫们，他一定会“引车避之”。
武人们的领袖也低头了，而且据说是心甘情愿的……这是怎样的一盆凉水啊，浇得宋朝全国的武人们都垂头丧气、心灰意冷。就从这时起，掌管全国军务的枢密院的地位，从五代时的领袖朝廷，到宋初时的与中书省分庭抗礼，到这时就只能退居次席了。
有的人忍了，可有的人站了出来。名将曹翰，他站在赵光义的面前冷笑着说，作诗有什么了不起的？依臣看来，那些酸丁写的还远远不够瞧！请听臣赋诗一首——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他日燕山磨峭壁，定当先勒大名曹！
好诗！赵光义击节叫好。诚然，名将曹翰文武双全，人生经验丰富，随便意与气合就能酿成佳句，但赵光义只是叫好，完全无视诗中的愤怨之气，他转过身来就再次给文人加恩。
没过多久，宋朝在太宗年间的第一次科考就开张了，并且“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凤池，中书省、宰相府也。也就是说，区区十年之后，这些考中的举子就能当上宰相！
武人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人，都只能活在潮流里，谁也不知道哪片云彩里有雨，会在什么时段下起来。他们只能私下里相对哀叹生不逢时，但就是这样的哀叹，都注定了没人去听。时光在飞速地流逝，转眼就到了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就在前面李飞雄事件发生之前的两三个月里，宋朝举国都沉浸在一片对皇帝的罕见的智慧与仁德的崇拜之中。
以至于，什么李飞雄，什么曹彬、曹翰，或者节度使的人质事件，都被那时的民众和历史远远地扔到了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