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他的哥哥伊戈尔在柏林出生，1955年6月16日，阿纳托利出生于白俄罗斯。一家人经常搬家，总计将近二十次，因为鲍里斯·丘拜斯要到全苏联各地的军事院校担任教职。鲍里斯·丘拜斯在抚养两个孩子的过程中，向他们灌输了基本的军人风范。据伊戈尔·丘拜斯回忆，他的父亲对共产党所宣传的各种理想十分当真。“我从小就深受诚实、公平、互助、团结等思想的影响。但我后来开始明白，他们是说一套做一套。”[6]
1968年8月21日，随着苏联派出军队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境内的改革运动，伊戈尔·丘拜斯对于苏联制度的怀疑变成了现实。“1968年8月，”他回忆说，“我清楚地认识到，当局说的是谎话。我不想受他们的欺骗。我自己得出结论，他们说的是谎话。”
时年二十一岁的伊戈尔正趁着暑假，在敖德萨看望一位同学。他组织了一场单人抗议。他来到列宁塑像前，举起了捷克国旗。“我举着旗帜高喊道：‘侵略者，滚出去！’”他回忆说。没有人参加，没有人围观，伊戈尔也没有受到逮捕。但反对社会制度的异见火花已经点燃。回到列宁格勒之后，他就此次侵略行为，给大学的墙报写了一篇略带煽动性的文章（在那个时代，文章复制件可以贴到墙上，让每一个人阅读）。伊戈尔的措辞很小心。文章掀起了一阵波澜。那节课下课后，伊戈尔看见全部学生都围到了他的文章跟前，正在认真地阅读。又过了一节课。“墙报不见了。文章也不见了！全都被拿走了。所以，那篇文章只张贴了二十来分钟。”
几个月后，伊戈尔所在班级参加列宁考试的成绩公布了，该考试旨在检测大家对列宁和其他共产主义思想的了解情况。在宣布考试结果的仪式上，系主任和当地党委负责人悉数到场。
名单依次宣读。伊万洛夫。“及格。”佩特洛夫。“及格。”西多罗夫。“及格。”丘拜斯。“不及格。”鸦雀无声。有学生当场表示不满，说伊戈尔对列宁的了解不比他们少，但党委负责人宣布，这是最终成绩。伊戈尔回忆说，自己再也不想参加什么列宁考试。可几天后，当他再次碰到那位党委负责人时，他问为什么一直不让他参加补考。那位负责人说：“你不光拿不到学分，我们还要开除你。”
回到家里，伊戈尔的叛逆情绪依旧不能平复，一家人于是开始了激烈的争吵。阿纳托利当时十四岁。“在家里，我爸爸和哥哥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激烈的争执和辩论，真是无休无止，”阿纳托利·丘拜斯回忆说，“争论的时间很长，我就这么看着。尽管立场各异，但争论的主题相同，那就是国家、历史、现在与未来。”辩论的话题远不止捷克斯洛伐克，他们为哲学、经济学、苏联陷入经济短缺的原因等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他们曾经争论过，商店里为什么买不到香肠。如果丘拜斯有朋友来访，伊戈尔也会拉上他们争论一番。他的家里就是这样。儿子可以说出自己的想法，鲍里斯·丘拜斯则会竭力而坦诚地说服伊戈尔，他是错的。
家庭争论中表现出来的进攻与躲闪，让年轻的阿纳托利深感入迷，并留下了持久的印象。父亲和哥哥都是哲学专业生和哲学理论专家，听了他们的争论，他觉得自己更喜欢比较具体的学科，如经济学。关于哲学的争论显得太抽象。
鲍里斯找到系主任交涉了一番，伊戈尔才没有被逐出校门。但儿子的异见给父亲带来了不小的麻烦。鲍里斯·丘拜斯在一所高等军事院校担任教职。一天，一位将军特地从莫斯科赶来，给大家做一场关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讲座。这位将军滔滔不绝地大谈特谈，苏联军队是为了“在捷克斯洛伐克恢复社会主义制度”。出于好奇前来听讲座的伊戈尔·丘拜斯怎么也克制不住自己。讲座结束，他径直走向将军，直截了当地表明：“我知道事情的另一面。你是错的。事情不是你讲的那样。”
这几句话引发了一次非常尴尬的调查行动，调查单位是列宁格勒军区总部，调查对象是意志坚定的共产主义理论专家鲍里斯·丘拜斯。事情的转折很让人担心，尤其是他的妻子赖莎。“我母亲的反应很紧张，”伊戈尔回忆说，“我明白，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明白，父亲可能遭到解职，那么我们很可能因此失去生存支柱。”多年后，鲍里斯·丘拜斯向他的大儿子坦陈，克格勃特工找过他，向他了解伊戈尔的朋友有哪些人。
但鲍里斯·丘拜斯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与他儿子的了解如出一辙：他对社会主义制度忠心耿耿。“他们经过调查发现，他是个正统的共产主义者，”伊戈尔后来回忆说，“也就没有理由要惩罚他。”
这段插曲让阿纳托利·丘拜斯明白，当社会制度遇到挑战时，它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他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父亲是共产党试图惩治的人，而这样一个人出生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年代，撰写过题为《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全面和最后胜利》的博士论文，并且每一天都致力于全面推进共产主义建设。从这次事件看来，在性格成长的最关键时期，年轻的丘拜斯记住了一条无声的教训，那就是新思想如果要露头，必须得到一定的保护。要表达新思想，必须有坚强的意志作为支撑，因为新思想随时面临噤声的危险。
阿纳托利·丘拜斯很享受自己开车带来的刺激感。他开车的速度很快，动作很干脆，常常在车辆几至失控时急打方向。他在列宁格勒期间，经常驾驶一辆黄色的小型扎波罗热人牌汽车，这种苏制轿车引擎后置，产地位于乌克兰。“他的车速令人不寒而栗，”他的老朋友奥金格回忆说，“他就这样开车来我家做客。走进我家时，他的耳朵里仿佛还回响着轿车的呼啸声。那种架势就像他驾驶的是一辆飞驰的奔驰轿车。他喜欢那辆小轿车，特别喜欢。”另一位朋友弗拉基米尔·科拉贝尼科夫（Vladimir Korabelnikov）回忆说，那辆小轿车很肮脏，“让人很不喜欢”，但每天都给丘拜斯腾出了更多时间，因为他不用再等公共汽车。丘拜斯会邀请朋友们与他外出露营，他开着扎波罗热人牌汽车来到列宁格勒城外的森林，一起散步，一起划船。激流泛舟是他胜于一切的爱好。他们会在现场找来木头，捆绑扎制成方形独木舟，再下到激流乱石中颠簸划行。时而险象环生，时而惊心刺激。[7]
丘拜斯往往固执己见。据多位朋友回忆，丘拜斯随时都需要信奉点什么。他一旦握住方向盘，就要费不少周折才能说服他松手并改变行车方向。他的意志相当坚定。这既是他巨大的人格力量，但也会形成诸多盲区。
在农庄上展开争论的时候，丘拜斯仍然非常坚信，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得到完善。1983年，他在列宁格勒大学参加论文答辩。论文题目是《在科学技术部门完善管理制度的考察和研究》。[8]据奥金格回忆，她并不打算参加丘拜斯的论文答辩，因为结果已经非常明显，但她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她回忆说，他的答辩相当精彩，甚至充满感情。他吐词清晰，能言善辩，信心十足。之后数月间，他的精彩答辩仍旧“余音绕梁”。
私底下，丘拜斯开始对自己的正统思想产生了怀疑。科拉贝尼科夫回忆，自己清楚地记得丘拜斯讲过，他已经意识到经济学才是一切的统领，也是改变苏联制度的唯一途径。据其他人回忆，丘拜斯没怎么阅读俄罗斯文学作品。他时间不多：他要阅读的，是政治经济学书籍。
集体农庄上那次争论之后，丘拜斯、格拉兹科夫和亚马盖耶夫变得小心起来。他们明白，关于指标的探索将徒劳无益，光嚷嚷这个还不至于惹恼制度，或引起克格勃以及党委的警觉。他们的行动必须谨慎，甚至隐秘。的确很少有人能与他们共享见解。亚马盖耶夫认识一个名叫谢尔盖·瓦西列夫（Sergei Vasiliev）的年轻研究员，他任职于列宁格勒财政经济学院，这所大学的声望略在他们之上。一天晚上，大约是丘拜斯进行论文答辩那段日子，格拉兹科夫把瓦西列夫请到了位于马拉大街的工程经济学院。
瓦西列夫告诉我，那时夜已很深，学院各礼堂一片静谧。勃列日涅夫已于前一年去世，曾担任克格勃头目的苏联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正释放出信号，有意结束持续多年的停滞状态。信号很微妙，大家只能在官方媒体发布的冗长文章中字斟句酌，而且尚不清楚安德罗波夫是否找到了出路。不过有迹象显示，安德罗波夫至少已经感觉到社会主义制度正在走向失败。
格拉兹科夫向瓦西列夫透露，他们在丘拜斯的领导下组建了一个校内秘密小组。属于“半地下状态”，瓦西列夫回忆说。[9]他问，那是个什么样的小组？“要改变社会制度，”格拉兹科夫回答道，“通过经济改革改变经济。”
当年被认为知识强人的瓦西列夫，加入格拉兹科夫、亚马盖耶夫和丘拜斯组成的小组，成为第四名骨干成员。就经济改革议题，丘拜斯低调组织过一次研讨会。与会者有二十余人，逐渐谈及大家一直在思考的一些激进看法。格拉兹科夫的角色是找到合适的人，并向这些人谨慎地发出邀请，以不引起任何怀疑。一如既往，亚马盖耶夫的想法和精力有如泉涌，并喜欢展开激烈辩论。瓦西列夫读书最多，知识最渊博，充当起了军师的角色。
丘拜斯成了总管，这次讨论会由他发起、引导并提供保护。他算不上顶尖经济学家或思想者，但在非此就会徒劳的政治环境下，他为新思想提供了存在的空间。他能搞到所需的批准文件，从而避免引起麻烦。二十八岁的他尽管来自一所二线学校，却是一位正在崭露头角的研究人员。跟朋友们一道，丘拜斯相当于把这个小组建成了一个学科团队。“要是没有他，我们恐怕只能照样在厨房里高谈阔论，”格拉兹科夫说，“其他什么都不会有。不会有研讨会，不会真正开展工作，我们三个人也不会写出什么文章来。”
“他在学院的声誉很好，”格拉兹科夫回忆说，“因此，他有很好的机会，可以举办各种研讨会。当时要做这样的事情很不容易。”例如，举办研讨会讨论匈牙利进步性改革这样的想法，很容易遇到来自克格勃的麻烦。“凡事都讲意识形态，”格拉兹科夫回忆说，“共产党有眼睛盯着，所以才需要批准。很不容易。但丘拜斯能拿到批文。他是党员！信得过！我们就是这么干的。”
“我们知道自己并不自由，”格拉兹科夫回忆说，“我们知道自己受到了监视，绝不能从事任何造反活动。在当时，‘市场’是个危险字眼。”
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随着改革措施出台，列宁格勒研讨会的主题越发充满自信。参与者不约而同地开始谈起一个大胆的想法：给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适度引入市场因素。他们进行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自负盈亏和去集中化这样的改革性概念能否挽救苏联经济，尽管那意味着允许工厂厂长多进行自主决策。后来，随着时间流逝，他们得出结论，现有机器或许已经在劫难逃，必须进行大规模重组。再后来，他们耗时数天，仔细推演转向新制度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即便“转向”这一用词也会让人浮想联翩。
图书馆里的书籍继续提供着养分，不过他们的灵感也来自其他渠道。他们有的是办法，可以搞到一大批激进的地下出版物，这些纸张发皱、自誊自印的手抄本为官方所严格禁止，但手手相传十分盛行。“你可以从某人手里拿到一份油印件，花一个晚上的时间就能够读完，”奥金格回忆说，“次日一早，你还得还给人家。谁也不敢保证，给你手抄本的人不会出卖你。”
一丝灵感突然涌上心头。给他们带来巨大灵感的，是匈牙利经济学教授亚诺什·科尔内（János Kornai）在1980年发表的一本书，上下两卷，厚达630页。《短缺经济学》比其他书籍更能让人洞察失败的苏联社会主义。自1968年以来，匈牙利一直走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前列，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而科尔内的划时代著作几乎完全基于他对匈牙利所做的观察。不过，对丘拜斯身边这几位年轻的学者而言，科尔内的著作可谓一扇窗口，因为无论苏联人还是西方研究者，都未能就何以存在短缺现象和短缺现象如何影响经济等问题进行过研究。科尔内考察了自由价格机制缺失的条件下，卖家、买家和生产方的行为，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央计划体制条件下公司和国家的关系问题。
科尔内要求读者想象一下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经济关系。他称这种现象为五阶段“家长制”。第一阶段叫作“善意给予－被动接受”，婴儿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需求，对父母给予的营养和物质照单全收。第二阶段叫作“善意给予－积极表达愿望”，孩子跟家人一起生活，并免费获取一切，但他可以有适度的请求和商议。第三阶段是“财政供给”期，孩子长大，离开家庭，比如上大学，但对某些花费仍有适度依赖。科尔内把第四阶段叫作“自给－扶助”期，孩子成人，劳动为生，但如果有需要，还会向父母求助。最后一个阶段是“自给－放任”期，孩子长大，完全自给。[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