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内涵是概念的质，它说明概念所反映的对象是什么样的；外延是概念的量，它说明概念所反映的是哪些对象。确定某一概念的内涵，也就相应地确定了这个概念的外延。如果对概念内涵的理解有所不同，相应地对其外延的认识也就有所不同。例如，如果把“商品”理解为“通过货币交换的劳动产品”，就不会把“以物易物的劳动产品”当成“商品”；如果把“商品”理解为“用人民币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的范围即外延就更窄了。反之，外延确定以后，内涵也会相应地确定下来。如已知用任何货币交换的劳动产品都是“商品”这一概念的外延，那就不能把“用人民币交换的劳动产品”当作“商品”这一概念的内涵。
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确定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定性是指在一定条件下，概念的含义和适用对象是确定的，不能任意改变或加以混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灵活性是指在不同的条件下，随着客观对象的发展变化和人们认识的深化，概念的含义和适用对象是可以变化的。
【郑板桥巧出对联】
一天，郑板桥到金山寺游玩，看到方丈的卧室里挂了很多字画，便信步走了进去欣赏起来。金山寺的方丈是位老和尚，不认识郑板桥，当他看到一位貌不惊人、穿戴平常的人，以为是一位普通的游客，就没有理会郑板桥。
后来，老方丈发现这位游客看字画时很认真，像个行家，便招呼郑板桥：“坐。”郑板桥正被字画所吸引，就随便应了一声，目光依然盯着字画。接着，老和尚又漫不经心地吩咐身边的小和尚：“茶。”小和尚应了一声，准备倒茶。
“请问先生来自何方？”老和尚问。郑板桥回答道：“扬州兴化。”老和尚一听，口气比先前客气了许多，说：“贫僧也是扬州兴化人，我们是同乡，幸会幸会，快请坐快请坐！”说着，老和尚站起身，走到郑板桥身边，做邀请状。郑板桥也不客气，顺着老和尚的指向刚坐了下来，小和尚就把凉茶端了上来。老和尚对小和尚手一挥，说：“泡茶。”小和尚退了出去，端上一杯热茶。
老和尚与郑板桥随便谈了一会儿后，问：“先生来自兴化，可曾认识郑板桥？他的字画可是名扬四海呀。”郑板桥微微一笑，说：“他的字画我见过，没有什么独到之处，不值得夸赞。”老和尚一听，通过面部表情，明显能看出有些不高兴，说：“先生不能这样说。”接着，指着一幅墨竹，说：“这就是他的画，整幅画构图疏密有致，画得惟妙惟肖，可谓巧夺天工呀，是本寺一宝。”
郑板桥依然微微一笑，说：“这幅墨竹是我亲眼看着他画的。”老和尚听后，有点摸不着头脑，问：“那么，先生您是……”
“敝人就是郑板桥。”老和尚一听，马上兴奋起来，说：“久仰久仰，没想到今天您光临本寺，实在是本寺的一件幸事。”说完，指着大红的椅子，“请上坐。”又向站在门外的小和尚大声喊道：“赶快泡好茶。”
郑板桥坐在上首的椅子上，喝着刚泡的好茶，与老和尚一起谈论字画。喝完茶，郑板桥站起身子，准备向老和尚辞别。老和尚用恳切的口吻说：“贫僧想求您为本寺留点宝墨，还请先生赏脸。”
郑板桥犹豫了一下，大脑中浮现出老和尚前傲后恭的态度变化，欣然提起笔，写了一副对联：坐，请坐，请上坐；茶，泡茶，泡好茶！老和尚看了对联，窘得满脸通红。
郑板桥的对联生动地讽刺了这位以貌取人的老和尚。从逻辑的角度看，郑板桥的对联巧妙地运用了概念限制的方法。概念的限制是指通过增加概念的内涵以缩小概念的外延，由属概念过渡到种概念以明确概念的一种逻辑方法。即从一个外延大的概念过渡到一个外延小的概念的过程。其主要方法是在概念的前面加上一定的限制词。“坐—请坐—请上坐”和“茶—泡茶—泡好茶”，就是通过加上一定限制词来逐步缩小概念外延的。
概念的限制是通过增加概念的内涵，进而缩小其外延的逻辑方法。例如，对“学生”增加“品德好”、“学习好”、“身体好”这些内涵，就限制成“三好学生”。对“工人”增加“在石油岗位工作”的内涵，就限制为“石油工人”。
概念的限制适用于把一般性概念具体化，但是，限制也有限度，单独概念是限制的极限。例如，由“战争”可以限制到一个具体的单个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往下，就不能再对“抗美援朝战争”进行限制了。因为单独概念是外延最小的概念，不可能找到比它更小的种概念。
概念限制的语言表达形式，一般是在表达被限制概念的语词前面增加限制性语词。例如，在“文明”前面加上“政治”，就过渡到“政治文明”；在“战士”前面加上“勇敢”，就过渡到“勇敢的战士”。但是，并非任何增加限制性语词的情况都是对概念的限制。例如，把“杭州西湖”前面加上“美丽”，过渡到“美丽的杭州西湖”；把“天安门”前面加上“雄伟壮观”，过渡到“雄伟壮观的天安门”等。这些都不是限制，因为，它们没有达到缩小概念外延的目的，增加的内涵是相应对象本身就已经具有的。
概念的限制是思维中经常运用的逻辑方法，它有助于人们准确表达思想，实现认识由一般到个别（或特殊）的过渡。
【楚王丢弓】
有一天，楚王去野外打猎。他骑着高大健壮的骏马，背着心爱的弓箭，策马扬鞭奔跑在田野中、丛林里、山冈上，一路上他射中了很多猎物。
天黑后，楚王兴致勃勃，回到宿营地，检查随身携带物时，意外发现自己心爱的弓不见了。楚王心里十分难受，心里不停地念着：“那可是一张举世无双的良弓呀！”
贴身侍卫得知楚王丢掉心爱之物，便说：“大王，您不要难受，我马上召集人马，把您的弓找回来。”
“天这么黑。地方那么大，到哪里去找呀？能找得到吗？”
侍卫拍着胸膛说：“就把我们白天经过的地方翻个遍，也要找回大王的弓。”
侍卫的话让楚王有些心动，他在帐中反复徘徊，心中暗想，到底是找还是不找呢？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楚王拿定主意，说：“算了算了，丢就丢了吧，不要找了。”
“您说什么？”在场的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楚王坐下来，缓慢地说：“我把弓丢在楚国的土地上，捡到者是我们楚国人，这张良弓还是我们楚国的。”
“大王英明！大王英明！”侍卫们欢呼不已。楚王丢弓不找弓的事儿，一传十、十传百，后来传到孔子的耳朵里，孔子对此发出感慨，说：“就表面而言，楚王显得很仁义，其实他还没有做到家，他应该这样说：‘我们楚国人丢了弓，别人捡到了就捡到吧，何必在意是不是楚国人捡到呢？’”
从“楚王丢弓”到“楚国人丢弓”，再到“人丢弓”，这就是概念的概括。概念的概括，是指通过减少概念的内涵以扩大概念的外延，由种概念过渡到属概念以明确概念的一种逻辑方法。例如，将“失足青年”减去“失足”这一内涵，就过渡为“青年”。
概括是扩大概念的外延，即内种概念过渡到属概念的逻辑方法。
根据需要，概念的概括可以一次完成，也可以连续进行。例如，由“中国人”过渡到“人”，由“高等数学”过渡到“数学”，由“植物”过渡到“生物”，这些都属于一次概括。再如，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先分别列举了自由主义的11种具体表现（如保持一团和气，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听之任之，办事不认真，摆老资格等），再总括指出：“所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并且进一步指出：“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这就属于连续运用概括方法。其结果，有助于人们深刻地认识自由主义的本质。
对一个外延较小的概念可以进行连续概括，但到底要概括到什么程度，则要看实际的需要。此外，概括也是有限度的，概括的极限是哲学范畴。例如，物质、意识、运动、静止、原因、结果等，这些都是外延最大、适用范围最广的概念，再也不可能找到它们的属概念，当然也就不可能再进行概括。
概念概括的语言表达形式，一般是将表达一定概念的语词中的限制词去掉。例如，从“司法干部”过渡为“干部”，从“无国籍的人”过渡为“人”。但是，也有不是以减去限制词的方式对概念进行概括的。例如，将“学生”概括为“人”，将“洗衣机”概括为“家用电器”等。
概念的概括也是思维中常用的逻辑方法，它有助于人们对具体问题的认识从个别（或特殊）上升为一般，进而使认识得以扩展和深化。
【白马不是马吗】
普通逻辑不研究概念在具体内容上的关系，而是把概念作为思维形式，从外延方面来研究概念之间的关系。概念的外延之间的关系分为相容关系和不相容关系。
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争雄图霸，不断打仗。作战中，骑兵冲锋陷阵，攻势凌厉，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所以，各国都重视骑兵的发展，马也就被特别看重了。许多国君下令，不许马匹随便出关。
这天，公孙龙骑着一匹白马，大模大样向城关走去。到了关前，他也不下马，继续往前走。守关的小官一面命士兵挡住，一面大声喝问：“你不知道禁马出关吗？为什么故意闯行？”公孙龙勒住马头，微微一笑，回答说：“你是说禁马出关吗？请你细看，我骑的是白马，白马非马，你禁不得我。”把关的听了，张口结舌，不知怎么回答。公孙龙乘机穿过城关，扬长而去。这以后，公孙龙“白马非马”的说法就传开了。直到今天，人们讲起中国古代的哲学，就会提到“白马非马”的说法。
公孙龙骑马过关，不一定真有其事，但是，他确实说过“白马非马”的话，而且写过好几篇文章，像《白马论》啦，《坚白论》啦，来证明这话说得对。
要说白马不是马，很少有人赞成，可要说白马和一般的马有区别，还真有些道理。
人类对各种事物的认识，各个概念的确定，经历了千百年漫长的过程。我们现在知道的“人”啊，“马”啊，“空气”啊，“水”啊等等，这些无数的概念都是世世代代的人们，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实践和认识，逐步总结出来的。公孙龙在这个认识过程中是有贡献的，因为他在2000多年前就指出，“白马”这个具体的概念和“马”这个一般的概念是有区别的。他说，“白马就是‘马’加上白色”，“马”是指形体的名称，“白”是指颜色的名称。这就启发人们去思考特殊和一般，个性和共性的相互关系，帮助人们加深对事物的认识。
“白马”和“马”是有区别的。但是，能不能说，“白马”不是“马”呢？当然不成。公孙龙却硬说，既然白马是马加上白色，所以，白马不是马。
公孙龙错在哪里呢？先得说，他没有弄明白什么是“马”的概念。平常，人们指着一匹牲畜，说：“这是马。”那就是说，这牲畜长着强健的四肢，耳朵小而直立，面长，脖子和尾巴上长有长毛；能骑，也能拉车。“马”这个概念，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一种认识。它概括了所有这种牲畜的共同本质和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般特点。但是，作为抽象的概念的“马”，和现实生活中那一匹匹具体的、活生生的马是有区别的。任何一匹具体的、客观存在的马，除了具有马的共性以外，还具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样子、大小、毛色，等等。要不，人们怎么能把这匹马和其他马区别开呢？每一匹现实的马，都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既有马的一般性质，又有自己的特点。世界上，绝不存在那样一匹抽象的马，不具有任何特点，不带任何颜色，分不出大小，比不出优劣。而公孙龙恰恰认为，那抽象的马不但存在，而且只有它才是真正的马。这样，就不仅白马不是马，其他红马、黑马、大马、小马都不是马了。公孙龙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割裂了共性和个性、一般和特殊的相互联系。用哲学上的话来说，他犯了一个“绝对化”的错误。他不明白，表示事物共性的、抽象的概念是从具体事物中概括出来的，事物的共性和它们的个性分不开，而且只能通过个性表现出来。是马，就都有颜色。如果带颜色的马不是马，天下就没有马这种牲畜了。
所以，要准确地表达概念，要如实地反映对象的性质，就首先要弄清是相容关系还是不相容关系，不能相互混淆。其次，要准确地区分相容关系中的同一关系、从属关系和交叉关系，不能混用；要把握不相容关系中的反对关系和矛盾关系两种特殊情形，是矛盾关系就不能说成是反对关系，是反对关系也不能说成是矛盾关系。
概念之间的关系，从外延上来看，一般分为全同关系、真包含于关系、真包含关系、交叉关系和全异关系这五种情况。
1.全同关系是指一些概念的内涵虽然不同，但它们在外延上具有完全重合关系
例如“《天龙八部》的作者”的内涵是“写《天龙八部》的人”，“《射雕英雄传》的作者”的内涵是“写《射雕英雄传》的人”，它们的内涵不同，但它们的外延却是重合的。如果“《天龙八部》的作者”是A，“《射雕英雄传》的作者”是B，那么A和B的关系，就是所有的A都是B，同时所有的B都是A。A和B的这种关系就是全同关系。
全同关系的概念外延相同，但内涵不同，因而在同一篇文章的不同场合中运用具有全同关系的概念，能够揭示出这个概念的不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