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俄罗斯外交文化本原
一、从自然、上帝到“神人”整体主义二元本体之思
1.俄罗斯自然主义神本之思
现代人类学研究表明，自然环境是造成不同民族文化和心性差异的根本原因。与中国先民生活在水草丰美，气候适宜，自然条件优越的中国中原地区不同，远古时期的俄罗斯先民在欧亚大陆北部边缘地带艰难地求生，这一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使俄罗斯人的心灵笼罩在一种充满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精神氛围之中。一望无际的森林、广阔无垠的大地和漫长酷寒的冬季这三者从根本上塑造了俄罗斯人的心性。意大利启蒙思想家加姆巴蒂斯达·维柯在考察《法》的起源时指出，原始的自然神祇崇拜是所有民族先民都经历的精神历程。俄罗斯人也不例外。作为远古时期分布在南欧广袤草原上的雅利安部族的一支，俄罗斯先民与其他雅利安人一样崇拜类似于雅利安人在古印度创造的“吠陀”文献中的自然诸神。俄罗斯古代史研究表明，古斯拉夫人的神话故事明显地受到古印欧语系部族人把宇宙间两大对立元素——光明与黑暗——的斗争看做“阳神”与“阴神”的斗争，并由此引出了“现实世界”和“冥界”两个概念的影响。除了“吠陀”诸神，俄罗斯先民与居住在丛林密布、沼泽、河流纵横交错的芬兰湾地区芬兰人部落的融合，也增加了他们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崇敬及对祖先的崇拜。阴暗、寒冷、潮湿的自然环境对于俄国先民文化心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其他多森林的北欧国家一样，散居在延绵不断的森林中的俄罗斯先民过着散漫、孤独、靠天吃饭的生活。他们把自然现象和自然力都看做是有生命的东西，对之奉为神明，顶礼膜拜。孤独，被遗弃的恐惧以及对可怕自然现象的畏惧，促使生活在各个小村落的俄罗斯先民聚在一起通过各种仪式，祈求雷神佩伦和畜神维列斯及起源于氏族制度的祖先等诸多神祇的保佑。因为，“在苦难中，只有信仰能够支撑你，鼓舞着你，使你能够战胜苦难”。古罗斯人在皈依基督教之前，曾笃信万物有灵的多神教，他们崇拜太阳、火、风；相信人死后还有阴间生活，而且以为人死后还会吃喝，所以有款待死人的习俗。自然诸神在俄罗斯先民心中被看做永恒的、无所不包和无处不在的生命，看做任何存在的绝对基础。它与一切存在物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由此“俄罗斯先民在生活中形成了两个领域：实际给定的经验领域和理想的领域，并认为，人只有从这高于一切实际给定的东西的另一个领域中才能获得他在‘这个’世界中的能动性的指南和力量”。但如恩格斯言：一切民族的原始信仰不过“是支配着人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当然，每个民族的生命精神和宗教信仰又各有其特性，俄罗斯人的生命精神和宗教信仰的“个性”在于，它始终没有完全脱离原始的、神秘主义的自然神祇崇拜。
这种对大自然经久不息的崇拜是俄罗斯文化首要的本原。它从根子上塑造了俄罗斯人的精神和灵魂。使俄罗斯人的内心深处充满着神秘主义、自然主义的文化价值取向。神秘主义自然观规定了俄罗斯人信仰的二元性，即，对他们来说，除了人的现实世界还有一个先验存在的众神的世界，而且各路神仙独霸一方，像地上的世界一样彼此平等相待。从现代哲学看，俄罗斯先民的思维显然是不发达的、原始的，也可以说是只有简单的“信”，而没有“思”，更没有将这种“信”上升到如同犹太人的上帝和中国人的天、道那样理性的、高度抽象的思维价值肯定价值形式。历史上，散居在东欧广阔平原和森林中从事农耕的东斯拉夫人千百年如一日地生活在一个静止不动、粗陋的“信”的世界。这种对自然诸神的“信”成为古罗斯国家和俄罗斯人的意识形态、思维方法和世界观，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起着重要作用。如马卡里在《俄国教会史》中言：“在我们这里多神教的确到处存在。多神教几乎保留下来，只是在一些地方多一些，在另一些地方少一些。”俄国学者雷巴科夫亦指出：在“罗斯受洗”后相当长时期里，“基督教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下都有计划地向多神教发起进攻，但处处遇到强烈的反抗。这种反抗一直持续到中世纪早期的罗斯。总的来看很难说，是基督教还是多神教主宰着罗斯人的世界观。”俄罗斯历史典籍《伊格尔王远征记》中的记载表明了，对自然诸神的崇拜和迷信在古罗斯人的意识中占有根深蒂固的中心地位。可见，俄国人的信仰实际上是一种基督教(东正教)和多神教的统一体。这种独特而又矛盾的思想基因，全面渗透到俄国人生命活动的方方面面，在他们对待自然、社会交往和个人内心世界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世界上一切都有一种神秘的关联，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有机联系。基于此，一些俄罗斯文化论者断言：“东斯拉夫信仰是俄罗斯文化史中重要的文化先决条件”；对斯拉夫民族神话和习俗的强烈认同而积淀成独特的民族心理，是近代以来俄罗斯思想界力图维持本土文化的完整性而生发出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差异的根本动因。近代以来，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列昂捷夫、费奥多罗夫和E.特鲁别茨科伊、弗兰克等俄罗斯思想家关注的重点都是终端上的世界末日问题——“带有启示录的色彩”。而且，在俄罗斯，即使是观念—实在论者也受到自然主义的诱惑。如俄罗斯斯拉夫主义者具有崇拜人民历史地形成的生活现实心理特点的自然主义倾向。20世纪后，许多俄罗斯自然主义者与神秘主义相结合最后走向了虚无主义，走向无神的“神”的崇拜。即，由于多神与上帝纠葛在一起最后导致寻求新的宗教信仰，在无神名义下事实上崇拜各种自己创立的“神”，这个神可以是一切东西，如“社会主义新人”、“社会进步”等都曾被当做新的“神”来崇拜。弗兰克在《路标：论俄国知识分子》一文中曾对这种神本思想作过很好的表述。他指出，“理论价值、审美价值、宗教价值都不能统治俄国知识分子的灵魂，他们对这些价值的体验是模糊和薄弱的，并且在一切场合总是被牺牲于道德价值”。而这种道德价值又确实带有功利主义色彩。而功利的道德主义实质上必然是虚无主义的，因为它只承认相对的暂时的利益，而“否定或不承认绝对(客观)价值”，真、善、美在他们那里都是没有用处的，“只有当追求的客体是丧失了绝对价值的相对福利，即满足主观的人的需要之时，道德——才被绝对化并成为一切实践世界观的基础”。因此，在20世纪，虚无主义的道德主义成为俄国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最基本、最深刻的特点之一。近代以来，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往往“从客观价值的否定生发出对他人(人民)主观利益的神圣化”，并认为，“生命中的唯一幸福是物质充裕和主观需要的满足；人应当做的只是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献给大多数人的命运的改善，拒绝这一点的一切人与事都是恶，都应当无情地消灭，这样一来，他们就必然成为文化上的虚无主义者”。弗兰克还指出，“关于遥远将来的绝对幸福的抽象理论扼杀了人对人的具体道德关系以及对贴近的当代人及其当前需要的爱的这种活的情感。俄国社会主义者不是利他主义者。他们也追求人类幸福，但他们所爱的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自己的思想，亦即全人类幸福的思想。他们为这一思想牺牲自己，也毫不犹豫地为此而牺牲他人。——这样，从对未来人类的巨大爱中产生了对人的巨大的恨，建立人间天堂的激情变成了破坏的激情，具有信仰的民族主义派社会主义者变成了革命者。”即是说，在弗兰克看来，俄罗斯无神论本身就具有宗教性；情绪化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唯物主义思想的名义下英勇地走向死亡，并在唯物主义的外表下追求绝对存在。而这表明了，他们在精神上实际处于一种对异己力量的永恒依赖状态。由此可见，尽管俄罗斯地理空间不断扩大，并经历了诸如彼得大帝改革、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洗礼等，自古以来俄罗斯人的自然神本体思想之根始终存在，很难完全泯灭。
除了精神和灵魂，自然神本体之思对俄罗斯人的心性、哲学认识论和原始价值偏好也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千百年来，对自然诸神的崇拜使俄罗斯人在深层意识中对今生的失败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并对未来普遍地持悲观主义的立场。如，詹姆斯·H.比灵顿言：“在俄罗斯人的思想深处总是有一股潜流，即对整个人类未来的真正焦虑。”俄国哲学的旨趣更多地强调的是，理性与信仰的内在联系，主张以宗教体验和信仰为基础，构筑俄罗斯思想体系。俄国思想家普遍注重人的内在精神，并将这种精神作为他们理论的出发点，从而主张从内向外地改造世界。他们认为，重要的不在于改造外部世界，而是改造自己的内心世界，因为外部世界能否变得更加扬善抑恶，归根结底取决于人自己心中的善恶斗争。因而，近代俄罗斯思想中宗教信仰问题占有很大的比重，并盛行道德主义。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俄罗斯道德主义者关注人的超自然的生存意义和使命，主张通过信仰宗教，为人心中的善确立可靠的基础和保障，以战胜作为世界万恶之源的人内心中的恶。不过，他们中多数人的思想仅停留在这个道德层面上，没有能够像中国、古印度和古希腊先哲那样从道德境界进一步上升到天地境界，从而获得真正的思想自由。但俄罗斯近代思想的这一不足，无损于近代俄罗斯伟大的道德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历史功绩。尤其，“在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修养日益受到外界物质挤压的当今社会”，俄罗斯伟大道德主义者的思想和“道德文章”显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因为，现代生物遗传学的研究证明，遗传不仅仅是物质的，也包括精神性的遗传，即人的精神、道德观念等一切精神性素养和偏好，包括价值取向、性格、审美情趣等，可以通过遗传影响下一代，使不同人的子女在精神、道德、性格等诸多方面产生一些先天性的差异。这表明，尽管古代一些国家的先哲假定的、纯粹先验的观念存在有待现代科学的证明，但我们不能否定包括俄国宗教神学在内的一切宗教关于灵魂不死的假说，对世界各国、各民族众多的“信徒”具有积极的道德影响，主要是使他们在现实的世俗生活中往往采取有利于社会和谐、进步的自我发展取向。同时，我们认为，中国古代先哲很早就体悟到这种精神和物质相互转化的生命现象，并将之作为支撑中华文化的基础。如，庄子在《大宗师》中言：“夫造物者报人，不报其人，而报其人之天”，孔子说：“天生德予余”等表明，中国古代先哲除了以人格化的“天”、“道”为本，还特别重视积德，强调道德教化能够造福自己、荫庇后代，使家族得以繁衍昌盛(如福建永乐土楼振成楼中的一副对联言：从来人品忝能寿)。现代科学研究正越来越多地证明，人类社会祖祖辈辈通过在生活中言传身教把自己从上辈人承袭的道德、精神、秉性等传给自己的后代，使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与物质生活水平一样不断地得到发展，走向完善。而人类精神的超越性和不同人在先验的道德和精神特质等方面的遗传差异，实际上并不是来自于“神的赐予”，一些看似神赐的精神品性实际上也是一定的物质活动。如，人体内被科学家冠之为幸福或快乐因子的化学物质——内啡肽，在不同人群中的存在就有多寡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的产生部分地与人喜欢不喜欢运动及人的性格、生活态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与天地、大自然一样是一个永不停息的运动过程，人的精神思想、道德水准总是向前、向上发展的，不断走向完美、完善，走向更高的思想道德境界。除了性格可以遗传，道德精神等也可以通过人体内某种化学物质的变化而得到“遗传”。而且，从现实生活和科学假设上肯定快乐、幸福和道德因子的可传承性，显然有利于现实世界中的人采取更积极的人生观，从而使人类不仅在物质上不断取得进步，同时在精神上也能够使人通过向善而获得精神、思想和道德上的升华或净化。总之，在人类社会活动正步入“后现代”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充分肯定人类精神和思想特性及其“道德密码”的可传承性。而现代科学的任务之一，是找到能够清楚地证明这些密码传承的生物路径，以加快人类的全面发展。俄罗斯人文精神发展的历史轨迹也证明了这一点。如别尔嘉耶夫言：“亘古就有的俄罗斯集体主义只不过是自然进化初始阶段的暂时现象，而不是永恒的精神现象。”事实上，如当代俄罗斯文化大师利哈乔夫所指出，俄罗斯文化是“多种文化的混合物，这一文化融合的进程始于诸多草原游牧民族融入斯堪的纳维亚—斯拉夫”的基辅罗斯文化，即俄罗斯东正教文化。
2.俄罗斯东正教上帝本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