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国性媒体市场（如体育类、财经类报纸）和区域性媒体市场（如都市类报纸）的竞争格局中，明显地看出“三四律”的影响。特别是在近年来竞争最激烈的区域性报业市场，“三四律”的作用更加明显。
例一，成都。以《华西都市报》创刊为标志，掀开了成都报业竞争的序幕。《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成都晚报》《天府早报》《蜀报》《商务早报》《四川青年报》等7份都市类报纸并起，但对市场有影响的报纸始终没有超过4家。经过几轮激烈竞争，最终《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成都晚报》三张报纸占据大部分市场，《成都晚报》虽居第三位，实力明显弱于前两家。
例二，南京。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江苏商报》《扬子晚报》《金陵晚报》《现代快报》《服务导报》《每日侨报》（后更名为《南京晨报》）等多份报纸激烈争夺市场份额，最终对市场有决定性影响的报纸不超过3家，即《扬子晚报》《现代快报》《金陵晚报》。
例三，西安。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西安晚报》与《三秦都市报》相互竞争，1997年《华商报》改版入市，掀起西安报业竞争的第一轮高潮。2000年起，《百姓生活报》《今早报》《西安商报》《经济新报》《各界导报》等报先后入市角逐。虽然竞争者众多，但真正对市场有影响的报纸始终保持在3家，只是第三名偶有变化。目前，西安都市报市场的主要竞争者仅剩下《华商报》《西安晚报》《三秦都市报》《阳光报》等几家报纸，占据前两名的报纸获得了大部分发行及广告份额，第三名以下的报纸，市场影响力大为减弱，难以有效吸引广告客户。
探究“三四律”对于报业竞争格局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大多数报业市场将出现有利于领先者的竞争格局，弱势报纸活动空间日益狭小。
经济规律表明，一个增量放大的市场容易出现完全竞争，导致出现“战国时代”；而一个存量缩小的市场必然出现垄断，演变为“一家独大”。在两个竞争者之间，所占市场份额之比达到2：1时，一般会出现一个有利于领先者的格局，其被超越的可能性就很小。此时，处于领先地位的媒体如果继续扩大市场份额，其边际利润（即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投入所带来的利润）接近于零，甚至为负。换句话说，就是领先的报纸在远远领先于对手的前提下，已经获取了广告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即使继续扩大市场占有率，所带来的收入与所付出的成本相比是得不偿失的。与此同时，落后的媒体，由于市场占有率远低于领先者，即使加大投入，在短期内也难以改变市场份额的比例，达不到同步拉动广告收入增长的效果。所以，在报业市场份额达到或接近1：1/2：1/4的格局之后，以前白热化的竞争反而会缓和，市场保持相对稳定状态。
事实上，国内许多城市的报业市场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这一市场格局。西安曾经是国内报业竞争异常激烈的城市之一，但从2003年开始，西安报业市场开始沉寂起来，其原因就是由于“三四律”的作用，出现了对于市场领先者来说比较理想的市场结构。特别是2004年以来，《华商报》广告收入始终占有西安市70%左右的报纸广告份额，其他众多报纸只能分食剩下的30%。长沙报业市场的老大《潇湘晨报》占有50%的广告份额，老二占25%左右，老三仅有10%左右。郑州的《大河报》、武汉的《楚天都市报》、南宁的《南国早报》、青岛的《半岛都市报》等，也都把当地一半以上的广告收入囊中。可以说，稳定且巨大的发行量、强大的资金实力和读者的偏好，使这些报纸具备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其领先地位被颠覆的可能性较小。
其二，报业市场出现“第三名困局”，今后报业竞争将较多地集中在弱势报纸之间。
亨德森在提出“三四律”假设的时候还指出，如果想要取代地位巩固的领先者，挑战者就必须采取迂回战术，占领独立的局部市场，或者投入远远高于领先者防御所需的资金。他说得非常坦率：“如果‘三四律’的发生是必然的，常识就会告诉我们：要么成为某一产品的局部市场领先者，要么就趁早变现退出。”
以我国多数城市报业市场情况来看，未来只有进入市场占有率排名前两位的报纸，才有可能实现赢利，第三名则是比较危险的“及格线”，甚至是决定其生死的“生死线”。
现在多数城市的报业市场上，第一、二名之间的市场份额差距逐渐拉大，而第二名与第三名、第三名与第四名之间的差距并未完全拉开，尤其是第二、三名的地位均不够稳固，因此，最现实的市场机会就是努力成为市场占有率第二位的媒体。各报竞争的焦点是争夺第二名，避免成为第三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这是因为一旦报纸进入第三名，就会陷入一个“怪圈”：一方面，它要维持一定的市场份额（发行量）以免被后来者赶超，要维持与第一和第二名相差不能太大的采编队伍以及薪酬待遇、版数等，这就必须要有与之相当的资金投入。而另一方面，由于较低的市场份额，导致第三名的市场影响力相对不足，得不到足够的广告收入来维持报纸运作。因此，对于第三名来说，要么尽快冲击第二，进入安全区；要么退出竞争，转入细分市场。多数情况下，维持现状是没有出路的，只会带来更大的经营亏损。
这又从另一方面预示了：今后，报纸的竞争将会更加残酷，更加激烈，这是生存的本能决定的。但恰恰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大家来集体维护行业的竞争秩序。竞争应该是明智的博弈，讲策略，讲理性，避免那种非理性的、会带来群体伤害的错误举措。比如发行的价格战和广告的价格战，打这种仗，只会把大家都拉下水去。这种饥不择食、不择手段的挑战，是一种自戕，一定会在竞争者中引起连锁反应，从而搅乱一个有序的市场，广告商也会因此对报纸群体失去信心，造成整个价格体系的毁坏。
五
必须指出，危机也是机遇，“衰退期也是转型期”。社会发展进步本身不断证明，没有绝对的平衡，危机总是存在的。在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唯有提防导致危险的原因才可以趋于安全，提防失败的原因才可以趋于成功。这就要求报业人员树立永葆忧患意识共识，努力巩固阵地，别开新天。
一要用心体察危机。即通过危机思维做到居安思危、知危思进。微软等就是通过危机思维激发不断开拓进取锐气的成功典范。微软的危机思维表现为“两个担心”“四个问”。比尔·盖茨在1990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担心失败，绝对担心。我每天问自己：我们是否仍在勤奋工作？有人是否正在超越我们？这种或那种产品是否真的出色？我们是否能把它做得更好？”他说，“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
二要敢于挑战危机。增强忧患意识旨在激发开拓进取之锐气，敢于挑战危机。面对严峻的形势，如果知危而畏，见危思退，消极无为，必然看不到转机，也就无力抓住转机。无数事实告诫人们：抱着消极心态不能正视危机和困难，所能绕开的恰恰不是危机中的危险和困难中的患难，而是危机中的转机、困难中的希望。机遇与希望总是伴随着积极乐观的人。
三要善于创造危机。由于各种原因，至今在一些单位，或多或少有些员工仍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和“终身制”思想，高枕无忧。这就必须创造一种环境，激发他们的动力。国外很多企业经常有意识地制造危机，甚至以实际行动去增强员工的忧患意识，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现代心理学研究发现：随着焦虑程度的加深，人的业绩也会提高。当焦虑度达到一个理想水平时，业绩会随之达到最佳；如果人们追求的目标或接受的任务具有挑战性，但仍有极大可能成功时，人们追求目标或接受任务的动力最大。
四要全员认同危机。要把忧患意识变为全体人员的共识。话说回来，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在这本难念的经里，有着各不相同的危机或隐患。当忧患意识得到了团体内全体人员的一致认同时，就可能万众一心。
六
“忧患”二字，有“忧”有“患”。对“患”要“忧”，但首先还是要“防”。增强忧患意识，最根本的是提高防患能力。防患的首要之举，是把内部治理得更好，固本强基，防患于未然。
在已经开始的报业市场调整、重组和转型这个“洗牌”过程中，既有严峻的挑战，也有难得的机遇，总体来说，挑战比机遇要多。应对挑战，我们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苦下功夫：
一是在发展多媒体集团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只有通过多种媒体，报纸的内容资源才能得到复合性使用，才能在复合性的使用中不断增值，在不断增值中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二是推进报业经营方式实现重大变化。报业必须在当年成长期、成熟期的那些经营理念上有所突破，寻找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优化投资结构，对主营业务、拓展型业务、未来新兴业务做出清晰的安排，逐步由单一经营向多元经营转变，化解经营风险。增强现有经营单位的经营自主权和应变能力。在报纸收入减少的情况下，引入战略合作伙伴共担风险，应当成为现实的选择。
三是深化改革报业管理方式。尽管个别成长型报纸还有潜力，但总体上，报业已经难以从市场的增量中获得效益，只能靠降低成本来适应利润摊薄的现实，必须实行企业管理特别是财务上的精打细算。
四是积极产出更高质量的报纸产品。只有高质量、高价值的报纸才可能延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忠诚。即使在数字时代，也必须靠内容取胜。报纸内容提升的方向依然是：扩大和充实本地新闻版块，因为在网络的信息流动面前，只有原创性的本地新闻才是报纸的制胜武器；增加报纸言论和解释性深度报道，因为在网络资讯日益丰富的今天，对信息的核实、分类和解读将成为读者对报纸更为本质的要求；文体娱乐板块需要加强和丰富，以适应读者在这方面日益增强的需要；房产、汽车、健康等专刊需要整合，以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为报社的广告经营提供更好的平台。
五是充分做好报纸“王者地位”将让位于新兴媒体的思想准备。报纸应认真考虑如何放下架子虚心学习，探索与其他媒体的深度合作，实现多媒体的混合经营，防范被边缘化的危险。
六是以更高的标准实施团队建设。人才的结构应随着事业的发展不断完善，要有一批有深度的专家型记者和编辑，一批能够熟练掌握多媒体技术的记者和编辑，一批善于市场营销、企业管理、成本控制的骨干人才，更需要懂业务懂市场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一群具有共同价值观的人才，一支能够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的团队，是一家报纸得以在激烈竞争中发展的基础，是最大的财富。
（原载2009年4月光明日报出版社《新闻理论与实践·2007》）
主流化不是“小党报化”
一
最早的都市报诞生在贵州，1993年《贵阳都市报》创刊，1995年《华西都市报》创刊，接着《南方都市报》《楚天都市报》相继诞生。都市报大多是从党委机关报分离出来的，或者说，都市报是党报的子报。都市报发展之初，以清新可喜的文风、竭诚服务读者的观念、灵活创新的经营机制等鲜明特点，受到大众的由衷喜爱，曾被比喻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最快、最具活力、对传统的报业格局冲击最大的一匹‘黑马’”。
然而，没几年，当主要面向城市人群传播、具有明显市场化运作特征、新闻性和服务性并重的都市报呈遍地开花态势时，在一些人眼中，它的形象却不那么“光彩”了。学界和业界对都市报较为普遍的评价，一是浅显缺乏深度，二是平淡缺乏权威，三是通俗缺乏品位，因之公信力缺乏。有人形容都市报“社会新闻打天下，负面新闻做卖点”“明星取代了模范，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事实，娱乐覆盖了文化，低俗代替了端庄”，败坏了社会文明，成了社会不安定的制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