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朱自清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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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生命的价格(6)

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浅,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俗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意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了。

单就玩意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著。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

1947年10月26日作

(原载1947年11月18日《观察》第3卷第11期)

◎正义

人间的正义是在哪里呢?

正义是在我们心里!从明哲的教训和见闻的意义中,我们不是得着大批的正义么?但白白的搁在心里,谁也不去取用,却至少是可惜的事。两石白米堆在屋里,总要吃它干净,两箱衣服堆在屋里,总要轮流穿换,一大堆正义却扔在一旁,满不理会,我们真大方,真舍得!看来正义这东西也真贱,竟抵不上白米的一个尖儿,衣服的一个扣儿。——爽性用它不着,倒也罢了,谁都又装出一副发急的样子,张张皇皇的寻觅着。这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的聪明的同伴啊,我真想不通了!

我不曾见过正义的面,只见过它的弯曲的影儿——在“自我”的唇边,在“权威”的面前,在“他人”的背后。

正义可以做幌子,一个漂亮的幌子,所以谁都愿意念着它的名字。“我是正经人,我要做正经事”,谁都向他的同伴这样隐隐的自诩着。但是除了用以“自诩”之外,正义对于他还有什么作用呢?他独自一个时,在生人中间时,早忘了它的名字,而去创造“自己的正义”了!他所给予的正义,只是让它的影儿在他的唇边闪烁一番而已。但是,这毕竟不算十分辜负正义,比那凭着正义的名字以行罪恶的,还胜一筹。可怕的正是这种假名行恶的人。他嘴里唱着正义的名字,手里却满满的握着罪恶;他将这些罪恶送给社会,粘上金碧辉煌的正义的签条送了去。社会凭着他所唱的名字和所粘的签条,欣然受了这份礼;就是明知道是罪恶,也还是欣然受了这份礼!易卜生“社会栋梁”一出戏,就是这种情形。这种人的唇边,虽更频繁的闪烁着正义的弯曲的影儿,但是深藏在他们心底的正义,只怕早已霉了,烂了,且将毁灭了。在这些人里,我见不着正义。

在亲子之间,师傅学徒之间,军官兵士之间,上司属僚之间,似乎有正义可见了,但是也不然。卑幼大抵顺从他们长上的,长上要施行正义于他们,他们诚然是不“能”违抗的——甚至“父教子死,子不得不死”一类话也说出来了。他们发见有形的扑鞭和无形的赏罚在长上们的背后,怎敢去违抗呢?长上们凭着权威的名字施行正义,他们怎敢不遵呢?但是你私下问他们,“信么?服么?”他们必摇摇他们的头,甚至还奋起他们的双拳呢?这正是因为长上们不凭着正义的名字而施行正义的缘故了。这种正义只能由长上行于卑幼,卑幼是不能行于长上的,所以是偏颇的;这种正义只能施与卑幼,而不能施与他人,所以是破碎的;这种正义受着权威的鼓弄,有时不免要扩大到它应有的轮廓之外,那时它又是肥大的。这些依旧只是正义的弯曲的影儿。不凭着正义的名字而施行正义,我在这等人里,仍旧见不着它。

在没有权威的地方,正义的影儿更弯曲了。名位与金钱的面前,正义只剩淡如水的微痕了。他瞧现在一班大人先生见了所谓督军等人的劲儿!他们未必愿意如此的,但是一当了面,估量着对手的名位,就不免心里一软,自然要给他一些面子——于是不知不觉的就敷衍起来了。至于平常的人,偶然见了所谓名流,也不免要吃一惊,那时就是心里有一百二十个不以为然,也只好姑且放下,另做出一番“足恭”的样子,以表倾慕之诚。所以一班达官通人,差不多是正义的化外之民,他们所做的都是合于正义的,乃至他们所做的就是正义了!——在他们实在无所谓正义与否了。呀!这样,正义岂不已经沦亡了?却又不然。须知我只说“面前”是无正义的,“背后”的正义却幸而还保留着。社会的维持,大部分或者就靠着这背后的正义罢。但是背后的正义,力量究竟是有限的,因为隔开一层,不由的就单弱了。一个为富不仁的人,背后虽然免不了人们的指摘,面前却只有恭敬。一个华服翩翩的人,犯了违警律,就是警察也要让他五分。这就是我们的正义了!我们的正义百分之九十九是在背后的,而在极亲近的人间,有时候这个背后的正义也没有!因为太亲近了,什么也可以原谅了,什么也可以马虎了,正义就任怎么弯曲也可以了。背后的正义只有存生疏的人们间。生疏的人们间,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自然可以用上正义这个幌子。至于一定要到背后才叫出正义来,那全是为了情面的缘故。情面的跟柢大概也是一种同情,一种廉价的同情。现在的人们只喜欢廉价的东西,在正义与情面两者中,就尽先取了情面,而将正义放在背后。在极亲近的人间,情面的优先权到了最大限度,正义就几乎等于零,就是在背后也没有了。背后的正义虽也有相当的力量,但是比起前面的正义就大大的不同了,启发与戒惧的功能都如掺了水的薄薄的牛乳似的——于是仍旧只算是一个弯曲的影儿。在这些人里,我更见不着正义!

人间的正义究竟是在哪里呢?满藏在我们心里!为什么不取出来呢?它没有优先权!在我们心里,第一个尖儿是自私,其余就是权威,势力,亲疏,情面等等;等到这些角色一一演毕,才轮到我们可怜的正义。你想,时候已经晚了,它还有出台的机会么?没有!所以你要正义出台,你就得排除一切,让它做第一个尖儿。你得凭着它自己的名字叫它出台。你还得抖擞精神,准备一副好身手,因为它是初出台的角儿,捣乱的人必多,你得准备着打——不打不相识啊!打得站住了脚携住了手,那时我们就能从容的瞻仰正义的面目了。

◎你我

现在受过新式教育的人,见了无论生熟朋友,往往喜欢你我相称。这不是旧来的习惯而是外国语与翻译品的影响。这风气并未十分通行;一般社会还不愿意采纳这种办法——所谓粗人一向你呀我的,却当别论。有一位中等学校校长告诉人,一个旧学生去看他,左一个“你”,右一个“你”,仿佛用指头点着他鼻子,真有些受不了。在他想,只有长辈该称他“你”,只有太太和老朋友配称他“你”。够不上这个份儿,也来“你”呀“你”的,倒像对当差老妈子说话一般,岂不可恼!可不是,从前小说里“弟兄相呼,你我相称”,也得够上那份儿交情才成。而俗语说的“你我不错”,“你我还这样那样”,也是托熟的口气,指出彼此的依赖与信任。

同辈你我相称,言下只有你我两个,旁若无人;虽然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视他们的,指他们的,管不着。杨震在你我相对的时候,会想到你我之外的“天知地知”,真是一个玄远的托辞,亏他想得出。常人说话称你我,却只是你说给我,我说给你;别人听见也罢,不听见也罢,反正说话的一点儿没有想着他们那些不相干的。自然也有时候“取瑟而歌”,也有时候“指桑骂槐”,但那是话外的话或话里的话,论口气却只对着那一个“你”。这么着,一说你看,你我便从一群人里除外,单独地相对着。离群是可怕又可怜的,只要想想大野里的独行,黑夜里的独处就明白。你我既甘心离群,彼此便非难解难分不可;否则岂不要吃亏?难解难分就是亲昵;骨肉是亲昵,结交也是个亲昵,所以说只有长辈该称“你”,只有太太和老朋友配称“你”。你我相称者,你我相亲而已。然而我们对家里当差老妈子也称“你”,对街上的洋车夫也称“你”,却不是一个味儿。古来以“尔汝”为轻贱之称;就指的这一类。但轻贱与亲昵有时候也难分,譬如叫孩子为“狗儿”,叫情人为“心肝”,明明将人比物,却正是亲昵之至。而长辈称晚辈为“你”,也夹杂着这两种味道——那些亲谊疏远的称“你”,有时候简直毫无亲昵的意思,只显得辈分高罢了。大概轻贱与亲昵有一点相同;就是,都可以随随便便,甚至于动手动脚。

生人相见不称“你”。通称是“先生”,有带姓不带姓之分;不带姓好像来者是自己老师,特别客气,用得少些。北平人称“某爷”“某几爷”,如“冯爷”“吴二爷”,也是通称,可比“某先生”亲昵些。但不能单称“爷”,与“先生”不同。“先生”原是老师,“爷”却是“父亲”;尊人为师犹之可,尊人为父未免吃亏太甚。(听说前清的太监有称人为“爷”的时候,那是刑余之人,只算例外。)至于“老爷”,多一个“老”字,就不会与父亲相混,所以仆役用以单称他的主人,旧式太太用以单称她的丈夫。女的通称“小姐”“太太”“师母”,却都带姓;“太太”“师母”更其如此。因为单称“太太”,自己似乎就是老爷,单称“师母”,自己似乎就是门生,所以非带姓不可。“太太”是北方的通称,南方人却嫌官僚气;“师母”是南方的通称,北方人却嫌头巾气。女人麻烦多,真是无法奈何。比“先生”亲近些是“某某先生”“某某兄”,“某某”是号或名字;称“兄”取其仿佛一家人。再进一步就以号相称,同时也可称“你”。在正式的聚会里,有时候得称职衔,如“张部长”“王经理”;也可以不带姓,和“先生”一样;偶尔还得加上一个“贵”字,如“贵公使”。下属对上司也得称职衔。但像科员等小角色却不便称衔,只好屈居在“先生”一辈里。

仆役对主人称“老爷”“太太”,或“先生”“师母”;与同辈分别的,一律不带姓。他们在同一时期内大概只有一个老爷,太太,或先生,师母,是他们衣食的靠山;不带姓正所以表示只有这一对儿才是他们的主人。对于主人的客,却得一律带姓;即使主人的本家,也得带上号码儿,如“三老爷”“五太太”。——大家庭用的人或两家合用的人例外。“先生”本可不带姓,“老爷”本是下对上的称呼,也常不带姓;女仆称“老爷”,虽和旧式太太称丈夫一样,但身份声调既然各别,也就不要紧。仆役称“师母”,决无门生之嫌,不怕尊敬过分;女仆称“太太”,毫无疑义,男仆称“太太”,与女仆称“老爷”同例。晚辈称长辈,有“爸爸”“妈妈”“伯伯”“叔叔”等称。自家人和近亲不带姓,但有时候带号码儿;远亲和父执,母执,都带姓;干亲带“干”字,如“干娘”;父亲的盟兄弟,母亲的盟姊妹,有些人也以自家人论。

这种种称呼,按刘半农先生说,是“名词替代代词”,但也可说是他称替代对称。不称“你”而称“某先生”,是将分明对面的你变成一个别人;于是乎对你说的话,都不过是关于“他”的。这么着,你我间就有了适当的距离,彼此好提防着;生人间说话提防着些,没有错儿。再则一般人都可以称你“某先生”,我也跟着称“某先生”,正见得和他们一块儿,并没有单独挨近你身边去。所以“某先生”一来,就对面无你,旁边有人。这种替代法的效用,因所代的他称广狭而转移。譬如“某先生”,谁对谁都可称,用以代“你”,是十分“敬而远之”;又如“某部长”,只是僚属对同官与长官之称,“老爷”只是仆役对主人之称,敬意过于前者,远意却不及;至于“爸爸”“妈妈”,只是弟兄姊妹对父母的称,不像前几个名字可以移用在别人身上,所以虽不用“你”,还觉得亲昵,但敬远的意味总免不了有一些;在老人家前头要像在太太或老朋友前头那么自由自在,到底是办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