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哈洽会”会场哈尔滨会展中心到松花江江畔公园，有好长一段路程。我和卡季娜乘坐出租车前往。大概对我刚才有意回避的答话有些惴惴不安，一路上卡季娜很少说话。
按照中国人的待客习惯，我让卡季娜坐在前排副驾驶位置。附带说一句，这种习惯其实很不妥，应该让客人坐后排司机后面的座位才合理，才算尊重，因为那里最安全。可习惯的力量是难以抗拒的，我也只能从俗。
我坐在后排，看不见卡季娜面部的正面表情，但能清晰地看到她脸的侧面轮廓。白皙而精致的曲线，熟悉而深陷的眼窝，有力而坚实的双唇，还有那金色的秀发……此时有些凝重而仍闪耀着丝丝期望的神情，只在这脸的侧面轮廓上，已是表露无遗了。毫无疑问，这是我曾经熟悉，甚至爱慕的，苏联专家的漂亮女儿……
我知道有卡季娜这么个人，还是因秦厚木而起。
大概是一九五五年吧，记得不是很准确，反正是“一五”计划正在进行的那些日子。
我在哈尔滨市第六中学读初三。“六中”是一座很不错的学校，教学水平一直排在哈尔滨几十所中学的前列。特别吸引人的是，这所学校的外语教学水平很高。当然，那个年代，说到外语，自然指的是俄语。而在我们班级，有两个人外语学得好，一个是秦厚木，另一个就是我。
我这个人，天生理工脑子，数理化可以，外语过得去，其他可就不堪提起了。尤其是文学，毫无悟性，写篇作文得费牛劲。
至于秦厚木，说起来复杂得很。他是华俄混血儿，父亲是中国人，中东铁路工程师。母亲是俄罗斯人，但并非是来自遥远地方的外国人，而是哈尔滨当地俄罗斯人的后代。因为俄语是他半个母语，说起来，写起来，当然略胜一筹。令老师同学多感意外的是，他学的最好的，竟还不是俄语，不是理科，而是语文，在这里似乎应该说“中国语文”。他爱好文学，中国文学、俄罗斯文学都喜欢。他用中文写的作文，常在“六中”作文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只是有一点，汉语虽然也是他半个母语，但可能是离开妈妈怀抱之后才学的，写起来不慌不忙就才华横溢，可听起来，说起来，似乎就比别人慢半拍。他本来就叫“厚木”，又有个俄语名“沙姆”，再加看上去反应有些木讷，为此，大家就开玩笑叫他“木木”。这个名称在汉语里算不得什么褒奖之词。又恰巧当时大家都在读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书，他有个短篇小说就叫《木木》。“木木”在小说中确实是忠实温良而又敏感的象征，可惜却不是主人公的名字，而是他心爱的小狗的名字。厚木那么聪明，又那么精通文学，对此不可能不知道。不过大家“木木”“木木”地叫，他都爽快地答应，从不反感。这也许因为他性情敦厚，不计较这些小节吧。或者他内心特别喜爱木木和他的主人那种善良天性，对这一称呼也就不以为非了吧。说不清。但有一点必须说明，当时那年代，男女之间的界线是很明确的，十几岁的少男少女出于天性，界线更是分外严格。“木木”这称呼，只有我们男生会直接喊他，同班女生背后也许会这样称他，但绝不会当面这样叫他的。不是由于太不庄重，而是由于太亲昵。
那年，学校开展了一项与苏联同龄小朋友的通信联谊活动。当时，我们年纪小，只以为这次通信是为了提高俄语学习成绩，现在想起来，当然不是这样简单，这其中有着那时我们还难以理解的更深用意。
那时候，哈尔滨地处对苏联交往的最前沿，苏联援建中国的一百五十六项重大工程，有十几个项目在哈尔滨，所谓“共和国长子”也就是这么叫起来的。已经有不少苏联专家在哈尔滨工作，还有不少正陆续前来。“六中”周边，正是这些苏联援建大工厂所在地。上学放学，进进出出，我们都会和那些苏联人擦肩而过，但总没什么机会和他们真正结识。
其实，哈尔滨的俄罗斯人不少，人们对他们早已见怪不怪。就拿我们身边来说，秦厚木也算得上半个俄罗斯人，也是大高个儿，黄头发，白皮肤，深眼窝，高鼻子，大家对他就从无半点芥蒂，好像这一切很自然，天生就该如此。不过呢，在我们懂事时候，在街上能见到的纯粹俄罗斯人，几乎都是鬓发苍苍的老人。这些被戏称为“老毛子”的旧有俄罗斯人，衣着与我们不同，特别是女人。她们夏天穿纯纱洒花连衣长裙，哈尔滨人叫“布拉吉”。冬天穿皮毛大衣，多是黄鼬、灰鼠皮，也有紫貂皮的，这与当时哈尔滨百姓穿的棉袍、棉大衣，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这些穿着虽贵重，但一律都很陈旧，毫无光彩。与这些衣着的情形差不多，他们脸上的神色，也多灰暗沉郁，毫无生气。而这些新来的苏联专家虽然肤色、长相甚至语言与他们相似，但是，都年富力强、精神焕发，与那些“老毛子”大不相同。所以，我们，至少是我，对新来的苏联人，不免有种神秘感。
这次和苏联小朋友通信联谊，对我而言是正中下怀，因此特别兴奋。
这次联谊通信，有个特殊规定，就是中国学生要用俄文写信，苏联学生要用中文复信。我虽然被公认俄文学得好，但自己心里明白，只学了一两年俄语的小小初中生，能好到哪！这回可就得用用我的好朋友木木了。
我熬了两个夜晚，写好了信，拿给木木看。
他看了看，不经意地说：“挺好的。交上去吧。”
那时的联谊通信由学校统一邮寄。
“真的么？别骗我。”
“真的。不用改的。”
“不行！你是不是怕我写的胜过你，故意把糟糕说成好。不够朋友！要不，把你写的，拿来看看！”
“行。别说看看，送给你都行！”
秦厚木说着从书包里掏出两张纸，是很精美的俄式信笺，带着浅浅的横格和斜线。上面写满漂亮的俄文，不用细看内容，光是这个派头，就叫我羡慕不已。我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话。
“可是你说的，送给我也行。那就这么办吧，我的给你，你的给我，反正还都没署名字呢。”
“就这样吧。”
我奇怪地注视着木木，发现他似乎对此并没介意，甚至对这次活动也都不怎么当回事。这可与当时周边环境中苏友好气氛，以及我们全班同学的兴高采烈，大相径庭。到底有什么隐秘，我并没有多想。反正我无意间得到了一封在所有要寄出的信中，堪称最佳的信，当然无心细究其他了。
两个月后，苏联学生的回信来到了。
那天早自习，老师来到教室，举着一摞信件，宣布说：“苏联小朋友给每个同学都写了回信。现在发给大家。不要动，就坐在座位上，我一一发到你们手里。”
大家把目光都集中到老师手上，我同样满怀希望。因为，我觉得自己的信远比同学们强，大概回信也会不一般的。信一件件发到同学手上，终于，老师来到我面前。
她没有马上给我信，却有些奇怪地看了看我。然后，从那摞已所剩不多的信件最底下，取出一封信，递到我面前。
我接在手里，一阵惊喜。这果然是一封不同寻常的信。信封比同学们得到的信要大，信本身也要厚许多，硬许多。最抢眼的是，别的信封都是白的，而这信封上印着彩色图案，那图案看着眼熟，但因急于看到信封里面的东西，无暇细想。
我小心地拆开信封，从里面抽出纸张。两页写满中文的竖格纸，后面还有……天！竟然是一张和信封大小差不多的照片！
照片上是一位苏联小姑娘，看上去十三四岁吧。漂亮极了，绝对是漂亮极了。玲珑剔透的脸，深深的眼窝，大大的眸子，高挑精致的鼻梁，略带微笑的唇线，特别是一条粗粗而自然悬垂在胸前的金色发辫，显得有几分与年龄不大相衬的成熟。那年代，中国女孩都梳齐颈短发，即使梳辫子，也是左右分开的短辫，像两柄小刷子一样摆来摆去的。猛然见到这样美丽的单辫，真叫我有些心跳加快呢。
此时，老师发完信已经离开了教室。本来就是早自习，可以自由行动，再加上得到苏联小朋友的回信，教室里不可能再保持安静。许多同学到处走动，互相交换信件看，还指指点点，评论着哪封信汉字写的好，哪封信语言流畅。突然有几个同学发现我手里的照片，马上围过来。
“呦，真漂亮啊！好像洋娃娃——”
“什么好像？！人家就是洋娃娃嘛！”
“不对。比洋娃娃还美，会笑。你看，你看……”
女生们挤在最前面，叽叽喳喳。男生站得远一点，只是看，不出声。
我想起来，能得到这份珍贵礼物，多亏一个人呢。于是站起身，走到秦厚木面前。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周围的吵闹，正老老实实埋头看自己得到的那件回信。
我有点炫耀，也有点感激地把照片递给他。
“木木，你看！这是我那封回信里附带的照片。”
秦厚木接在手里，立刻被照片上的女孩吸引住了。他注目良久。后来似乎猛然间发觉自己这么盯盯地看一个女孩子的肖像，在同学面前有点丢面子，脸忽地红了。
“她叫什么名字？”
好像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木木抬头问我。
“名字？不知道，还没来得及看信。”
木木没再追问，也不好意思再看照片，就把照片翻转过来。这时，我们俩几乎同时注意到，照片背面，有俄文签名。
“莫斯科，普希金学校，七年级，卡秋霞……”
我俩几乎同时读出了声。
停顿片刻，我言不由衷地说：“木木，这是回信附带的照片，当然是送给写信的人。你保存着吧。”
说完这话，我觉得自己很像个男子汉，但仍忍不住往照片上看了又看。说句实在话，我真怕他把我的话当真，伸手把照片接过去。中国人呦，这套作派自古传下来，明明不喜欢对方照自己的话去做，可口里一定要说，非得对方再三推辞才算做满人情。真够虚伪的，我不由在心里骂自己。
秦厚木也留恋地看看照片，但没有伸手去接，倒从书桌上轻轻拈起我刚刚放在那里的装卡秋霞照片的信封。
“这样吧。照片和信，你留着，把信封给我。我喜欢上面的六角街灯。你看，是不是和江畔公园栏杆上的一模一样……”
我再次审视信封上的图案，木木说得不错。那是我熟悉的六角街灯。
卡秋霞，就这样进入了我们两个哈尔滨大男孩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