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以前的词，由于是为了应歌而作，往往“因文而造情”。在表现手法上，主要是通过特定的时空场景和富于象征意义的意象群，来表现抒情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情绪变化，它不大注重引发此种情感的“事”，即重情略事。而苏轼的大多数词作则是“缘事而发”、“感事”而作，是主体心灵受到现实人生的振荡，情感郁结于中而发之于外，是“因情而造文”，具有很强的“纪实性”。所谓纪实，不仅是指纪具体的事件，如纪游、纪景、纪梦等等，也是指“纪录”由具体之事而引发的情感，即包含“情”和“事”两个方面。其纪事的方法主要有如下三种。
一、以题序补充词纪事的不足
词毕竟是抒情的，而不是用于纪事的。为了解决词的抒情性与纪实叙事的矛盾，苏轼创造性地运用了词题和词序的形式。本来词题和词序并非苏轼首创，早于苏轼的张先便在他的词中用了词题和词序。不过张先词仍然是以普泛化的抒情为主，其词题或词序往往只起着交代写作时间、地点的作用，具有可供编年的史料价值，而与词本文则缺乏有机的联系，二者在“事”与“情”上不能相互补充、印证和生发。而东坡词则赋予了词题词序以新的功能，使词题词序与词本文构成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
首先，作为词纪实叙事的一种表征，词题词序交代词的创作动机和缘起，确定词中所表现的情感指向，即加强情感的确定性。如其《水调歌头》中秋词小序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词序明确交代了创作的缘起，因而词末“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愿望就有一定的指向性，即怀念的是胞弟子由而非别人。当然这并不排斥读者从别的角度去联想。
其次，作为词本文纪事的补充，词题词序与词本文在叙事与抒情上互相补充：词的抒情性决定了词不宜以叙事为主，但词人又是缘事而发，事件的某些过程不得不交代，于是用词序来纪事，词本文则着重表现由此事引发的情感。这样，词本文与词序相互补充、相互生发。如其《满江红》（忧喜相寻）词表现的是一种安于忧患的“心曲”，但这种“心曲”因何事而生，词本文并没有说明，词序却有详细交代，原来是有感于友人罢官而“不戚戚”，其继室也“欣然同忧患如处富贵”，而作者“嗟叹之不足，乃次其韵”。没有词序，就很难了解词的创作背景。又如其《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的词序更是不可或缺。序曰：“一月七日，沙湖道中遇微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而词中只写到了雨中自我吟啸徐行、坦然自适的精神意态，未曾涉及他人。有了词序所叙“同行皆狼狈”，更衬托出词本文表现的“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自我人生态度的独特性。
二、以用典扩大词纪事的内涵
苏轼词纪实叙事的表现手法，除了在词“外”用词题词序来弥补词纪事的不足之外，在词“内”则大量用典，以扩大词纪事的内涵。
在词中大量用典，当是始于苏轼。苏轼词用典，常常是间接叙事，因为一个典故，常常包含着具体的历史事件，用历史典故代替正面叙事，往往可以收到以少胜多之效。词的结构一般短小，不可能用大量的笔墨去陈述事件的过程，而用历史上相关近似的事件予以替代，可以使词在有限的语言中蕴含和容纳更丰富更具体的历史和现实内容。如其《江城子·密州出猎》词即具有比较浓厚的叙事性和纪实性。作者在具体描绘出猎场面中显示和表现了主体的豪情壮志。但描写打虎过程不是三言两语所能穷形尽相的，于是用孙郎射虎的典故来概括。这不仅让人联想到昔日孙权射虎的具体故事，也可以看到今日太守射虎的英姿。而下片用冯唐的故事，既抒发了自我的人生理想，也为历史人物鸣了不平。在词中，历史与现实被沟通，既具历史感又具现实感。
三、以联章增强词纪事的能力
联章组词是苏轼用以纪实叙事的另一种方式。常常为人乐道的《浣溪沙》五首就是描写农村生活、田园风光的组词。用词写田园风光，敦煌词及五代孙光宪早已为之；用定格联章的组词形式来抒情写景，宋初欧阳修也早已尝试过。但是用组词的形式来描写农村生活、田园风光，苏轼则是首创。此词原序说：“徐门石潭遇雨，道上作五首。潭在城东二十里，常与泗水增减，清浊相应。”可知《浣溪沙》五首是一时一地之作。面对应接不暇的田园风光和好奇多情的村姑酒叟，词人觉得用一首词无法记录下这些富于诗意的场景，于是用组词形式从不同的角度摄下几组农村生活的真实镜头，具有强烈的纪实性和浓厚的叙事性。
不难看出，苏轼把词的视野从普泛化的人类精神世界拉向个性化的心灵世界和具体的现实生活中来，创造性地运用了与之相适应的纪实叙事手法，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创作方式。此后南渡词人和辛弃疾等人在表现那血与火交织、灵与肉搏斗的动乱时，之所以纷纷效法东坡词而不是花间词、清真词，就在于东坡词的纪实性表现方式具有更大的便利性和适应性。
（原载《鄂州大学报》2006年1月15日第145期，署名徐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