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和旧制度没有完全断裂，但遗产十分有限，唯一保留下来的遗产，就是旧君主制下的中央集权：“我承认中央集权制是一大成就。我同意欧洲羡慕我们，但是我坚持认为这并非大革命的成就。相反这是旧制度的产物……这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同上，第75页）这种羡慕并非褒义，而是对欧洲君主的揶揄。
这里说的王权或中央集权，实质上都是国家政权中的行政权，而立法权、司法权，虽然名义上也有，但都是仆役、婢女，可能还是封建领主时代的遗留风俗。托克维尔说，只有当王国民情鼎沸时，中央政权才让他们出头露面，“暂时理事，允许他们热闹一番”，“社会飞跃发展，每时每刻都产生新的需求，而每一种新的需求，对中央政府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权力源泉，因为只有中央政府才能满足这些需求”。（同上，第100、101页）这就是经济学中“寻租”现象产生的制度环境。因为司法缺乏灵活性，其活动范围是固定不变的，新的案件层出不穷，立法又无例可循。
法国君主的王权、中央集权是怎样形成的呢？那是伴随着大小领主势力的沉沦，开始发展和膨胀起来。就和中国秦汉两朝一样，封建领主成为采邑的食利阶层，就不再是领地的主人了，即使领主们手中还有一些领地中可怜的司法权力，只要能兑换成金钱，领主们也不吝交换。这样隶属中央的地方行政权力就乘势建立了起来。大革命前的法国划分为34个总督管辖区，各管辖区都由国王委派总督，各县则有总督的代理人管理，总督代理人的手下则有税务员、行会理事和警察承担政府的行政职权。省属的各教区一切事务都由政府的官吏把持，教区实行的法律不再是过去的领主法律，而是君主专制国家的法律。
随着中世纪领主土地的陆续失去，他们转发国王敕令、征集民兵、征收捐税的公共权力已不再拥有，不再直接统治地方。大的贵族住到巴黎靠年金过活，中小领主则生活在农村、乡镇。“领主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个居民而已，与其他居民不同的只是享有免税权和特权；他拥有不同的地位，而非不同的权力。总督们在写给他们的下属的信中，特意说道，领主只不过是第一居民。”（同上，第70页）
王权的形成，在路易十四时期达到顶峰，“朕即国家”即是王权形成的权威名言。据托克维尔所说，围绕着王权，形成了一个拥有特殊权力的行政机构，这就是御前会议。它集中了法国国家所有的权力，充分显现着王权的意志。御前会议既是最高法院，又是高级行政法庭，掌管一切特别管辖权。并且还是政府的核心组织——最高行政委员会，对政府官员具有指导作用，决定重大政务，监督下属政权；同时有立法权，制定法律和分派捐税。其实在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幕后，国王才是一切的主导、灵魂。这就是托克维尔说的旧制度中的王权、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因此法国当时没有真正握有立法权、司法权的相应组织机构。
国王路易十六高度集权，但其行为并不检点，处理国事昏昏欲睡，打猎、舞会时兴致盎然，结果大权落在王后手中。中央设有总监，下面六个大臣各自为政，办事效率极差；各级机构臃肿陈腐，冗官闲职或一团和气不办事，或相互掣肘、拆台；官僚军事警察机构每年的花销空前，仅支持北美独立战争就开支军费20亿利弗尔。法国支持北美独立战争，并非法国国王支持北美人民的正义斗争，而是英法为了争夺殖民地进行的七年战争的延续，结果使法国陷入更深的经济危机，直接导致了三级会议的重新召开和革命的爆发。
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政体下，法国的官本位在托克维尔笔下描写得也非常精彩：“那时的职位更多，较小职位的数量简直没有穷尽，仅仅自1693年至1709年所设职位就达4万之多”，“一个人略识文墨，生活优裕，若是弄不到一官半职，那就死不瞑目”。（同上，第132、133页）托克维尔大笔一挥，又指向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当时的政府鬻卖职位，而今天政府则授予职位，要想获取职位，不用掏钱；人们的手段更高明：将自己交付出去。”新的人身依附关系出现，奴性官僚又开始形成。
政府官吏专横、贪腐、颟顸，干什么事只求痛快，根本不管百姓死活。比如修路：“桥梁公路工程指挥从那时起，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爱上了直线的几何美；他们非常仔细地避免沿着现存线路，现存线路若有一点弯曲，他们宁肯穿过无数不动产，也不愿绕一个小弯。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或被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等不到赔偿，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同上，第227页）这样践踏民众切身利益的野蛮拆迁，怎能不惹怒乡村中新的土地所有者——地主和自耕农，以及城市的市民阶层，也就是新的社会阶级？托克维尔说的中央集权政体，在帝国时期更准确的描述，应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专制政体”。
中央集权官僚专制政体成功建立起国家从君王直到城乡最底层官吏的纵向统治体系，但国家缺少横向的组织架构平衡。原有的地方领主机构、城市的行会组织、城乡的自治团体、教会对教区的管理、各省的三级会议几乎都被行政机关代替，没有任何社会团体、中介组织和行政系统沟通和交流信息、反馈民意。专制政府还自鸣得意，无形中已成孤家寡人，背上无限责任。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城市中一切工程都要奉照御前会议的方案办理。工程招标要在总督或代理人面前进行。甚至公众的喜庆活动也要由官员主持，由他命令何时点放灯火、何时张灯结彩。
在专制政府的统治下，法国人民变得十分怪异扭曲，托克维尔说：“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社会败象，但专制主义喜欢人人如此，“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同上，第35页）。这就是现代人所称专制社会中，每个人都是游离的原子、原子化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需要集权的、专制的制度保证。
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君主制国家仍然是大土地所有者的国家。原先的领主贵族，虽然大部分失去土地，但还没有像英国那样资产阶级化，同时还严重妨碍新兴资产阶级提升社会地位。也就是说，法国旧的上层建筑虽然未变，但其基础却大大变化了。按照托克维尔的逻辑来讲：“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这座宏伟大厦顷刻之间就会全部毁灭。”（同上，第175页）当旧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在大革命中顷刻毁灭之时，革命的领导人和刚刚获得平等的人民仍然需要政府、需要国家机器的保护。托克维尔说：“在无政府状态和人民专政中被挫伤而软弱无力时，当慌乱的民族摸索着寻找他的主人时，专制政府便有了重新建立的极好机会，而这些机会是那位天才轻而易举地发现的，他后来既是大革命的继续者，又是大革命的摧毁者。”（同上，第244—245页）他说的“那位天才”就是拿破仑·波拿巴，他说的专制政府则是拿破仑建立的法兰西第一帝国，也即旧制度中国家机器的一种新的专制形式。
如果说托克维尔对拿破仑、对第一帝国的评论还是两分法的，那么他对路易·波拿巴和法兰西第二帝国则是充满仇恨，并且极尽嘲笑之能事。在这方面他与马克思、恩格斯有极大的相同点。
拿破仑三世在法国1848年2月、6月革命洪流之后，当上了总统、皇帝。他也是历史的工具，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开拓道路的作用。但他极无政治信义，好大喜功，纵容社会纸醉金迷、贪污腐化，鼓励各人自扫门前雪、只顾个人发财的市侩生活。托克维尔认为，在拿破仑三世时代，政府掌握着无穷无尽的恩典、赈济、荣誉和金钱，具有的手段既有诱惑性又有强制性，足以平息一切反抗。整个社会生活万马齐喑，巴黎上层是放荡不羁的享乐风尚，感情、思想杂乱无章。托克维尔虽然极力称赞法国大革命，但他内心始终高兴不起来，因为法国扩大了专制的国家机器，而多数法国人又选择了倾向帝制的路易·波拿巴，回到了大革命前的君主制！
当路易·波拿巴把法兰西共和国又变为第二帝国时，马克思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该书的中心思想就是当路易·波拿巴把行政权力提到皇权的极致，而立法机构又做了行政机构奴才和帮凶的时候，路易·波拿巴才做上了皇帝。而这里的“物种基因”则是从法国波旁王朝、第一帝国、第二帝国延续下来的中央集权专制政体和集权意识主导的法国人。
托克维尔是一位难得的历史学家，但他不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而且对社会主义充满了恐惧和敌意。他只见过布朗基一次，那是在法国1848年6月革命的前夜。他说在议会上，“一个人登上讲台，此人我只在那一天见过。然而一念及此，我就充满厌恶和反感。……一副凶恶、下流的模样，……人们告诉我他就是布朗基”（《托克维尔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页）。托克维尔这种感觉不是偶然的偏好，在同年的二月革命中，作为一位睿智的历史学家，他预感到：“自2月25日起，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体制猛然从革命者的头脑中冒出来，在大众混乱的头脑中传播。”（同上，第81页）“这些理论相互之间分歧极大，常常截然相反，有时甚至势不两立。但是所有这些理论，它们的目标全都不着眼于政府，而是力图触动社会本身——即政府赖以存在的基础，他们全都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同上，第82页）
在此要对托克维尔的观点作一些说明。他这里指的社会主义乃是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包括像圣西门、傅立叶、布朗基主张的那些社会主义。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出世篇——《共产党宣言》是于1848年2月21日出版的，仅早于法国二月革命一天。马克思、恩格斯也非常关心法国大革命及巴黎公社等历史事件，现在让我们看看马克思主义早期的国家理论是如何回答法国旧制度遗产问题的。
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托克维尔和马克思是同一时代的人，他比马克思年长13岁。托克维尔是否看过马克思的著作，不能肯定，而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看过托克维尔的著作。从他们书中谈到的美国特殊国情、欧洲顶顶王冠被打落在地的语句，都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在国家学说方面，托克维尔对马克思的研究也有相当的帮助。针对托克维尔关于法国旧制度在大革命中唯一保留下来的中央集权官僚专制的论述，马克思也表示赞同，但在如何对待旧制度的官僚体制上，两人的观点则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在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中，提出了关于国家学说的崭新观点。整理其要点有以下四点：
1.“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
法国的君主专制国家，及其后的第一帝国、复辟的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国，在托克维尔看来都是中央集权专制帝国，就是这期间的民主共和国也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尽管其统治阶级在不同时期可以分为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但国家权力总和无产阶级无缘，不可能从根本上满足人民大众的要求，达到解放人民的目的。这就是历经大革命及其以后80多年，旧制度的国家官僚专制机器不但未消失，反而日益庞大臃肿的原因和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