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玉霞感到非常幸运,也非常感激这位银行家杰克先生。我和杰克先生从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时至今日还年年互寄新年贺卡,表达对老朋友的牵挂和祝福。
自买下40号店铺后,我的生意账户一直在旺角汇丰银行。有一次,我弄错了,存款账面差点小数。该行新换的经理不了解我,给我退了票。我火了,我在香港从未被退过票,让他给我赔礼道歉,他不肯。我说:“我不在你们银行交易了,我要迁走账户!”我去找总行杰克先生,告诉他我要迁去别的银行。他连问:“怎么了?怎么了?”我生气地说:“才100多元就退我的票,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我丢不起这个人!”他一边安慰我,一边解释,才平息了我的怒火。他批评了那个新经理,没多久,就把他调走了。
后来,我曾介绍工友王才生的儿子到杰克先生管辖的汇丰银行工作。王工友的儿子很争气,经过多年努力,升职为亚洲区汇丰银行总裁,在上海重建了汇丰银行大厦,后来又担任美国地区副总裁。前几年他退休后,被北京民生银行聘为总经理。
竞购38号 1978年,业主陈从欣先生要卖掉38号店铺,他儿子学做珠宝首饰生意,想在最繁华的弥敦大道上购买一间新店铺。新店铺300万元,这在当时就已是惊人之数,如今价值上亿了。
陈先生开价42万元,问我是否买。我嫌太贵,还价30万,他不答应。我其实很想买下来,38号和40号相连,将来可以打通成大铺面,但是,因为手里没有太多的钱,同时也想让他降降价,就缓了缓。没想到,陈业主急于出手好去买新的铺面,竟然去找了我的同学方浩然。他们谈成了,并且找律师办了手续。
有一位好友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我立即驱车赶回店中,与玉霞急匆匆地去找陈业主。我们商谈了半天,他最后说:“我已经与方先生谈好了,但还没签字,如果你想买,就直接与他协商。他答应让给你,我当然没意见。”
我夫妇二人立即去找小方,求他说:“您能否不买38号?即便买,也请让我们续租两年,容我们收回40号店搬过去,再把38号还给您。”小方不念情谊,一口拒绝,执意要买,并说有话让我去找他的律师谈。
我急忙找麦维庆大律师咨询。他向小方的律师了解到,小方只付了5万订金,还没签定正式付款合同送土地局注册登记。他叫我快去找陈业主,给他加价10%,也许还有一线希望。与陈业主一谈,他同意接受我出的价。
当天,我的律师让我先去办了银行贷款手续,然后拿着支票到律师楼与小方的律师当面交涉。双方在电话中追问陈业主到底卖给谁?陈业主坚决地说:“谁先付款,我就卖给谁。”我拿出支票当即付清全款,我胜利了,买到了38号店。
可是小方不认输,要告我加价不合法。我的律师叫我不要怕,因为小方没在土地局登记,等于没有交易,我们占理,他告也白告。小方托人在土地局做了手脚,事先登记上名字,但这是不合法的。最后他不得不认输了,却又强要我赔他5千元损失费。我的律师说:这是无理要求,不要给。我为求和气,还是付给了他5千元,破财了事。
这次竞购38号店铺真是太惊险了。很多同行和好友闻知此事都祝贺我说:有钱难买相连店,这是大吉。
两年之后,我将俩店打通成了双间大店铺。买了这两间门市,我开始走运了。我守本分,讲诚信,树立了好声誉,生意越来越旺,仅门市每月的营业额就有近百万元。
300万盘厂 1976年,由于日本、美国及欧洲的皮草市场需求强劲,我厂订单特别多,产能亟待扩大,而生产条件却无法满足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为了突破这个发展瓶颈,我一是让在澳洲刚读完大学的大儿子绍曾回到香港,协助我管理生产,加强领导力量;二是买了辆大货车,提高工厂——机场之间的运输能力;三是决定再租一处大一点的厂房,扩大生产规模。
1977年,就在我到处寻找厂房的时候,报纸上一条清货盘厂的信息吸引了我的目光。
这个厂原来就是和记洋行与赫米司先生合办的ITS香港公司。赫米司先生经营了几年后退休走了,ITS换了个叫弗林先生(Mr. Flint)的英国经理。弗林先生是干洋行的,不懂皮毛,也不善管理,再加上下面有些买料的、卖货的职员吃回扣,拿佣金,工厂根本不赚钱。后来,和记洋行一查账,发现ITS赔了大概数百万元,于是决定就此关闭,清货盘厂。
ITS倒闭对我却可谓天赐良机,当天一早,我立即带绍曾来到ITS进一步了解情况。
这个厂在大角咀油麻地渡轮公司大厦五楼,2.5万多方尺,三面环海,空气清新,光线明亮,环境优美。弗林先生陪同我们查看了全部资产——各种机器和货仓里存放的很多皮张、皮褥子。他们财力大,进的都是好设备。他们的账目很清楚,给了一份清单。他要价350万元,我还价300万。他说300万不能再少了,他们已经赔了七、八百万,按账本计算,这些货值五、六百万。他爽快地接受了我的报价,这反而让绍曾有点犹豫了,他建议我再考虑一下,明天再来。我说不能等明天了,这些存货和设备300万超值,绝对不可错过。看准了就要果断出手,我当即便和ITS签了合同。
中午,我们从ITS出来后,得知有一个同行已在外面等了几个钟头。我们出不来,他也不能进,就只好在外面等,等我们出来了,协议也签了。幸亏我们抢先一步。
我拿着合同去找汇丰银行经理贷款,绍曾没有跟我同去。我英文马马虎虎,我说我300万元买了个厂,需要贷款支持。那时候我一年营业收入有几千万,因为看得利薄,纯利润大概几百万。
他一看合同,说:“你买的什么?房产还是货?”
“我买的是皮货和机器设备,没有买厂房地产。”原来我英语表达不清,他还以为我买的是厂房。
“值吗?”
“绝对超值!我是内行,这些货值五、六百万呢。”
他见我信心十足,二话没说,当即就给批了贷款。
我把这批货接下来,然后又与厂房业主立了新租约。这个厂房原本就是皮草厂,不用重新布置,也不用装修,我搬过来很快就顺利开工了。
开硝染厂——宝利皮草 20世纪70年代,香港皮草业欣欣向荣,大大小小的皮草厂层出不穷。这些皮草厂在欧美拍卖会上买了生皮以后大都就地硝染,然后再运回香港加工制衣,那时香港的硝染业还不发达。有位叫林波的山东师傅,在香港西伯利亚皮草行工作了10多年,负责硝染皮草,技术一流。德国玛可(Marco)硝染厂发现了他,与他合作开了一家叫玛可·林(Marco Ling)的硝染厂,非常成功。在香港开设硝染厂很有发展前景。
我有位英国朋友叫翰可尼先生(Mr. Hanckney),他经常来港推销水貂皮和狐皮等,做的生意不大,但经验丰富,样样精通,在英国皮草业很有名气。我们相识有几年了,彼此非常信任。1978年,经过商议,我们决定合作在香港开一家硝染厂。就在这个时候,刘家杰出现了。刘家杰是我地毯业好友刘春涛的儿子,在北京化工硝染毛皮厂工作了10年,懂技术,会外语,忠诚可靠。他来香港投奔他父亲找工作,而我正想找个合适的人管理硝染厂,真是天助我也!于是,我又拉上刘家杰,我们三人合资15万港元,成立了香港宝利皮草硝染厂,英文名:Poly Fur Dressing Dying Co., Ltd.。
厂名是我起的。在香港的茶楼里,大家都爱叫宝利(即普洱茶)。“宝利”这个名字好听好说又好记,以此做厂名翰可尼先生和刘家杰也很赞同。
翰可尼先生是小生意人,占45%的股份;我资金也不富裕,也占45%;刘家杰刚从内地来,借了1.5万港元入股,占10%。刘家杰任厂长。
我们租的厂房约3千方尺,每月租金6千元。办公室很小,和小面包车差不多,仅能放两张写字台、两把椅子。当时欧美皮草业开始走下坡路,硝染业随之衰退,很多硝染厂都关闭了,翰可尼先生在英国以比较便宜的价格选购了一部分二手机器。厂内一切生产设备均由刘厂长布置。前前后后筹备了仅3个月,宝利厂就这样开业了。
宝利厂起初只为我的香港皮草厂硝染皮张,后来外来生意越来越多。
搞硝染,经验和技术至关重要。第二年,翰可尼先生介绍了一位很有经验的英国硝染技师魏逊先生(Mr. Wilson)来宝利工作。魏逊先生与刘厂长配合默契,可惜只工作了3年就回国了。为了提高技术水平,后来宝利厂年年派刘厂长去欧洲各国学习取经,如今他已经成为掌握全套工艺的一流硝染技师了。
我一般只做决策和幕后指挥,有时也参与具体管理。平常我对工友和蔼热情,但是对违反厂规的,只要反映到我这里,不管是谁,我都会不徇私情,严肃处理,该批评的批评,该处罚的处罚,该开除的决不姑息迁就。
我堂侄绍树(堂兄连仁之子)1982年由上海来香港,先在饭店工作不成,后来进了宝利厂。有一次,英国技师魏逊先生叫他去车间工作他不听,叫了他3次他也不动。他对魏逊先生说:“这是我叔的厂,我只听我叔的。”魏逊先生和刘厂长拿他没办法,就打电话给我,我气得火冒三丈,真是恨铁不成钢!我当即让他接电话,把他臭骂了一顿,并限他3小时内离厂。我说:“这么不争气,我不愿见到你!如果不离厂,我会用木棒打断你的腿,叫你爬出厂门!”他真怕了,马上就离开了。
事情过去20多年了,我只见过他两、三次,他还是很怕我,不敢见我。也许我太严厉了,好像有点不近人情,但是要管好一个厂,不严以律己,怎能严以律人呢?不知他是否理解我的用心。
还有一位李先生,是厂办公室给刘厂长调来的英文助理,做事不积极,敷衍了事,缺乏合作精神,工作了两年,也被我开除了。
后来厂里登报聘请了张钜英先生(英文名Benson)。他精通英语,人品极好,忠厚诚实,勤奋耐劳,与刘厂长合作得特别好,后来入股成了宝利的小股东。
俗话说“三人同心,黄土变金”,我们合作了七、八年,把宝利厂经营得有声有色。
大约1985年,翰可尼先生见有了丰厚的利润,欲将他的股份以150万元的价格,转卖给德国著名皮草硝染厂施密特·玛可(Schmidt Marco Co.)。与其合作可以进一步提高硝染技术水平,对宝利厂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我就同意了。从此,宝利厂英文名改为:Schmidt-Poly Fur Co., Ltd.。与施密特合作后,宝利厂大大提高了知名度,生意越来越多,虽再三扩大生产规模,但仍不能满足市场需要。
后来德国皮草市场下滑,施密特被逼破产,便将其所持宝利股份全部转给了意大利著名硝皮厂的瓦瑟奇先生(Mr. Valsecchi)和纳德莱先生(Mr.Naderleich)。
从成立至今,宝利厂一直由我全权管理,外国股东从不过问,但每年年终我都会给他们做一个忠实的业务报告,并准时将红利汇去。在技术方面,他们给予了有力保障,需要时我会派人去学习,或他们派人来指导。刘家杰和张钜英则常年驻守工厂,组织生产,不断创新,在同业中树立了崇高的声誉。我们几位股东同心协力,合作非常愉快,宝利厂也由小变大,生意一路兴旺。宝利厂称得上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合资企业。
五次扩厂 1500、5000、8000、16000、25000、45000方尺,这组一再攀升的数字从一个侧面记录了香港皮草厂的发展历程,在1966—1980年的14年里,香港皮草厂的厂房扩张了5次。
1966年,为给伦敦先纳公司大批加工麝鼠皮褥子,在木厂街60号开设的小加工厂,厂房约1500方尺,雇了18位工友。这是香港皮草厂的雏形。
1969年,为满足麝鼠皮褥子和水貂皮大衣片加工业务扩大的需要,加工厂搬到新蒲岗,5千方尺的厂房比原来增加了3500方尺,扩大了2倍还要多,工人也增加了几十位,香港皮草厂正式注册为香港皮草厂有限公司(Hong Kong Fur Factory Ltd.)。
1972年,工厂搬到观塘区励业街9号,租了九楼整层,厂房比原来增加了3千方尺,达到8千方尺,工人有100多位,主要大量生产兔皮成衣。
1973年,欧美和日本的市场一打开,兔皮成衣、水貂服装、毛皮碎料拼制服装等订单接踵而来,厂房又不够用了。开工厂又不敢一下子开得太大,于是就在当时的厂址上又租了一层,面积增加了8千方尺,扩大了整整一倍,两层达1.6万方尺,工人也增加到200余位。
那时真是忙得不得了,中午饭常常没空吃。一会儿这客人来,一会儿那客人来,里里外外都是我一人拳打脚踢去应付。这样时间长了,身体就顶不住了。有一次,我胃口疼得难受,忙得没空去医院检查,就叫医生打了一针,也不知道打的什么针,回来走到门口就晕倒了。喊来医生一测,心动过缓,每分钟才跳30几下,医生叫赶快送医院。医院诊断我得了胃溃疡,是长期不定时吃饭引起的。我被迫送进医院治疗,但心里总挂着厂里的工作,只住了3天就赶快出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