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回合：封锁边界，禁止立组建地方武装力量。3月21日，戈命令苏边防军加强对立陶宛境内的一段苏联国界的警卫；在立境内的公民必须在7天内交出手中的全部火器；严格限制外国公民进入立境。根据这一命令，苏外交部23日驱逐两名美国记者出立境，并要全部在立的外国外交官离开立，并暂停允许外国记者前往采访。3月22日，戈又打电报给兰茨贝吉斯，要求立即停止在立陶宛组建地方自卫组织。苏有关部门迅速采取行动封锁了立边境。边防军在沿立领土的苏联边界线上增加哨所和小分队。苏空降兵司令阿恰罗夫上将亲临现场指挥。他说，每天都派出几十名空降兵乘直升飞机监督和消除立“保卫边界部队”在边界设新标记的企图。4月3日，苏又决定暂时关闭波兰同立陶宛之间唯一的边界通道。边防军还加强了对海关的监督。
然而，立陶宛当局我行我索。兰茨贝吉斯认为戈的命令“是对一个主权国家事务的干涉”，并继续组建地方自卫队，在立边境设警察监督站，千方百计深入到苏军中做立族官兵的工作，促其开小差、从那里获取武器和情报。居民交出的火器也甚少，全共和国登记的2.8万支火器中只交出70支。
第三个回合：以武力相威胁。戈在使用法律力量的同时，采取以武力逼立当局就范。3月18日，苏军在立突然举行未经宣布的军事演习，出动大批坦克，同外国通话的线路被切断。3月27日，苏空降兵又突进维尔纽斯，占领重要的党政机关大楼。在这之前，空降兵已以追捕逃兵为名进驻了一些重要的建筑物。所有这一切都由苏联陆军总司令瓦连尼科夫大将指挥。
如果说立当局在第一、二个回合的较量中对戈的命令无动于衷的话，那么，在第三回合中，它已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兰茨贝吉斯3月28日打电话给戈，要求对话，以进行“友好、合理的讨论”。他还宣布暂停组建边防自卫队。
第四个回合：戈3月31日向立陶宛人民发表呼吁书，直接争取当地居民，以孤立分离主义者。戈在呼吁书中一方面说苏各族人民“多年来是一家人”，另一方面指责立现领导人示威性地向苏联宪法挑战“使全国义愤填膺”。他威胁说，“如现在不听理智的声音，就可能给大家造成严重后果”。他要求立即废除立议会通过的各项违法法令。在戈的压力下，兰茨贝吉斯4月3日致电戈表示，立当局愿意同苏政府在任何级别上或其代表开始对话，以讨论立的法律地位。同一天，立副总理奥佐拉斯便到莫斯科去会见总统委员会的重要成员雅科夫列夫。外电认为他们的会见是解决立危机的“突破”。兰茨贝吉斯说，立并不要求立即实现独立，但认为立放弃独立的看法“也是毫无根据的”。看来，经过这四个回合的激烈较量，暂时避免了一场武力冲突的危机，但斗争将是长期的。
苏当局在立陶宛问题上的立场是：绝不能让立单方面脱离而去，要把立要求独立纳入宪法范围内讨论，但苏联议会4月3日通过的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法实际上是不允许独立法。因为这一法律规定了颇为繁杂的退出程序，一般难以获通过。目前，莫斯科无论如何不会让立陶宛无视苏联宪法和脱离苏联法而独立。立陶宛虽是仅三百多万人的小国，但莫斯科在这里有重大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仅波罗的海沿岸军区在立就拥有210亿卢布的固定资产，波罗的海舰队在包括立陶宛在内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固定资产多达350亿卢布。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如立获独立，邻近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将效仿，外高加索三国也会因此而加快争取独立的步伐。
从目前看，戈的最大困难是：立陶宛80%的居民是立陶宛族人，俄罗斯族人仅占9%，而整个立陶宛国家机器已落入分离主义者之手。因此，莫斯科当局陷入劝说无效，威胁成效甚微，动武不能的左右为难的窘境。但是，对戈和莫斯科当局也存在若干的有利困素。首先，立陶宛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反对独立。以俄罗斯族人为主的立共(苏共纲领派)虽然人数不多(3万多名党员)但组织健全，反对独立的态度坚决，莫斯科当局积极支持这一派来反对立现当局的分离主义。
对戈和莫斯科当局有利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立陶宛宣布独立持谨慎观望态度。它们过去一直支持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倾向并千方百计促其独立，但是，当立真的宣布独立后，它们却从战略全局出发，担心拣了立独立这粒芝麻而丢掉戈“新思维”在苏和东欧造成的戈氏效应这颗大西瓜。所以，尽管兰茨贝吉斯多次呼吁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承认立，但没有一个国家理睬这一要求。所有这一切给戈处理立陶宛问题提供了较好的外部条件，有充分的机会来实施各种方案。
事态的发展表明，戈在立独立问题上面临三种选择：给立以最大可能的自主性，使它留在联盟范围内；如立执意不顾一切要立即独立出去，不得已用武力制止独立；宣布对立陶宛实行总统直接管理。据塔斯社报道，立陶宛共青团中央4月3日已致信戈尔巴乔夫，要求对立实行“直接的总统管理”。但不论采取那种办法，都难以消除立的独立倾向。戈如何解决民族问题和经济问题两大难题，是戈面临的严峻考验。
(《世界形势研究》1990年第14期(4月11日))
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激辩苏共行动纲领
2月5日至7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经过“激烈论”通过了戈尔巴乔夫提交的、供即将于今夏举行的苏共28大审议的苏共行动纲领草案。根据戈氏就这一草案作的报告，苏共“不能再按先前设计的蓝图建设社会主义”，而要对苏共进行“革新”，“革新”党的主要内容是以下五方面：
第一，戈宣布，“我们(苏共)的理想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无异乎取消共产主义作为苏共的理想。
苏共27大修订的苏共纲领规定：“苏共的最终目标是在我国(苏联)建成共产主义”。而戈在报告中对此只字未提。他强调，“更新党的根本问题，是必须消除不仅给工作方法、党内关系，而且给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和社会主义概念本身打下烙印的专制官僚体制”。他还声称，苏共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目标”，是“表达工人阶级以及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依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伟大遗产，结合当代现实并考虑整个二十世纪丰富经验创造性地发展社会主义思想”。
二、苏共放弃法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
戈说，“苏共地位不应通过宪法条文来强加于人”，“苏共应在民主过程的范围内为自己执政党的地位而斗争，放弃在法律和政治方面的优势地位”；“政治多元化进程可能导致在某个阶段建立若干政党，苏共将同这些组织合作和对话”。因此，全会建议党主动提出修改宪法中确保苏共领导作用的第6条。
三、“重新考虑民主集中制原则，把重点放在民主上和党员群众的权力上”。戈声称，“党本身改革的中心思想是确立党员群众的权力”。实际上，戈未必如此，他已一身兼任四个要职，但还嫌权力不足，而要设立权力更大的总统制。
四、改革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取消党的总书记职务，另设党的主席和两名副主席；取消戈去年设立的最高苏维埃主席职位，另设总统职位，并赋予他“一切必要的全权来贯彻改革政策”。他强调，没有权利把“改革”置于受威胁的地步。
五、减少中央委员会成员的人数，取消候补中央委员，同时赋予中央委员会“自行遴选”部分中央委员的权利。撤消政治局，建立政治执委会，其权力比政治局小。
上述内容虽然获得了通过，但从与会者的发言看，围绕苏共的性质、地位、作用以及苏共向何处去等关键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论争，营垒分明，尤其是来自重要地区的中央委员和几名政治局委员的发言，都或明或暗地把矛头指向戈尔巴乔夫。
首先登台发言的基辅市委第一书记科尔尼延科用宣读名叫伊格纳琴科的老工人给戈尔巴乔夫的信的方法表达自己的观点。该信敦促戈氏和整个国家领导“严肃考虑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诚实劳动人民的命运和采取刻不容缓的根本措施”。科尔尼延科强调，“这种充满对社会主义命运真诚关心的意见近来在普通百姓中越来增多”。他还对党没有马列主义的思想路线“感到不安”。他说，“我们(苏共)在干些什么呢？我们在求救于宗教。难道我们不需要马克恩、恩格斯和列宁了吗？”他认为，党“解除了理论上的武装”，没有对反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图谋作出反击。
苏联驻波兰大使布罗维科夫慷慨陈词，也把矛头指向戈尔巴乔夫。他说，戈提出的纲领草案“缺少对改革期间所犯错误的评价”，苏共现在“不是重视对自身工作的评价，而更多的是重视西方先生如何评价我们”，“最近5年把国家引入危机的深渊”。他强调，无组织无秩序的“大民主”是错误的，这将导致政治混乱。他说，目前的苏联“高级领导人有个奇怪的立场：把一切灾难归咎于‘万恶的过去’已成为时髦。其实，我们(苏联人)早已不是在喝昨天停滞时期的隔夜酸白菜汤，而是喝由今天改革产品熬的粥了”。他表示反对实行总统制。他认为问题在于“党怎样行动，推行什么政策和遵循什么目标”。
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尼基京明确反对戈在纲领草案中提出的改变苏共性质的目标。他说，“我们的理想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是什么东西呢？纲领中的表述具有通用性质，乃至对当代任何不以社会主义方向为目标的国家来说都是正确的。党的崇高最终目标对当代熟知各种社会主义定义的人来说，是比较明确的。那么，应如何对待共产主义理想？无疑，不应让共产主义理想无影无踪地消失”。
在全会上利加乔夫同戈尔巴乔夫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暴露。戈曾多次说，对改革的主要威胁是“保守主义”。但利加乔夫这次公开讲，“对改革、对苏联构成主要的、致命的威胁的强大势力是民族主义、分离主义和反社会主义派别。这是对社会主义，对国家的现实危险所在”。他还在会上公布了是经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讨论后才出兵第比利斯的真相。这使戈去年在人代会上称他是在从英国回到莫斯科机场才得悉此事的说法成为谎言。
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的发言也与戈的调门不合。他说，“国家进入了政治斗争的时期”，“从各种力量——左翼极端势力和社会民主势力到公开的民族主义、反共主义，甚至保皇党的意识形态面目更清楚了，它们之中的许多势力具有破坏性和反社会主义性质”。他主张运用法律禁止极端组织从事活动，并“以暴力制止暴力”。
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发言中提出的一连串问题发人深思。他问道：共产党是否仍是执政党？是否要实行多党制？是坚持共产主义还是实行社会民主主义？实行市场经济能否收到预期的政治、经济效果？能否在此基础上确保十月革命所期望的社会公正呢？政治局委员沃罗特尼科夫针对戈在提倡的“民主化”指出，“民主不是无边的大海”。
明确支持戈立场的政治局委员仍是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和梅德韦杰夫。谢除针对说对外政策中“作单方面让步和丧失立场”的观点作辩解性发言外，还表示应实行多党制。
叶利钦在会上的发言再次与众不同，提出了苏共“民主纲领派”的十点纲领，比戈走得更远。
这次全会上的激烈意见交锋是戈所预料到的。尽管如此，戈仍坚持按自己的意图召开这次全会。从目前苏联党内外的力量对比看，戈暂时不会下台。不过，他的这一套要推行下去还可能遇到更严重的斗争。他的下一步打算是从组织上动手术，把他所认为的“保守派”清除出各级领导班子。他迫不及待地要提前召开28大的原因就在这里。
(《世界形势研究》1990年第6期)
苏共28大后的苏联政局：“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个大问号
1990年7月2日至13日在莫斯科举行了苏共第28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纲领性表明、新党章以及其他文件和苏共新领导机构的组成表明，戈尔巴乔夫正式抛弃此前建成的苏联式社会主义，试图驾驶苏联这艘沉重的大船在政治风暴的海洋中驶向“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彼岸。他能否如愿以偿，是个大问号。
戈尔巴乔夫认为，斯大林建设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官僚的、行政命令的、专制的和被扭曲了的社会主义。他要将其推倒重建，同时又一再强调，他绝不复辟资本主义，而是要在社会主义选择范围内进行可与十月革命相比的一场新的革命，即建立“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这是他1988年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首次提出的。现在，又把这一目标载入苏共28大通过的新党章和起临时党纲作用的纲领性声明之中。纲领性声明强调，“改革政策的实质在于，从极权官僚体制向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过渡”。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真正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开始，他将以“民主”为手段和利用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有力地位，时而迂迥，时而强行向他的既定目标走去。这次他为“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描绘的兰图是：
——人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为创造不愧于现代文明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克服人与政权，与人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相分离，确保人能实现积极参加社会进程；